宋氏家族全传

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斯诺在陕北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为所见所闻的人物故事和他们的英勇事迹感动着。历时3个多月的考察采访，使他写出了首次披露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战士战斗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后来的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围剿之中，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当时都是世界之谜，并且因此关于他们当时有种种混乱的传说。当时，不仅西方不了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太了解；甚至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不知道红军和根据地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下就澄清了这个当时世界最大之谜。在它面前，当时所有关于共产党及红军的歪曲诬蔑和不实报道都立即现了原形。这本书帮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也给斯诺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一位外国朋友评论斯诺的这本书“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售了10万册。并且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该书一直被列为世界10大畅销书之一；它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相继出版，享誉全球。埃德加·斯诺也从此由一个苦苦奋斗几年却仍不引人注意的美国小青年，一跃而成为东西方世界都在瞩目的著名记者。
　　斯诺成名以后，一直牢记着当年是宋庆龄把他引上了一条人生的正确和成功之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之间更加保持着伟大的友谊。
　　后来斯诺又报道了“皖南事变”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向世界报道了当时被西方认为是处在“铁幕”之后的新中国，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而他同宋庆龄的友谊，则从此绵延一生，始终不渝。
　　3．萧伯纳来访及印第安后裔的故事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某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那天他们要迎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时著名的大文豪萧伯纳先生。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不列颠皇后号”才抵达吴淞口。宋庆龄迎着凛例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向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当时慕萧伯纳之大名且怀着各种各样目的来求见他的人，在码头上还等了一大群。而萧伯纳则对那些想利用他的名气来追逐个人私利的人不屑一顾。他和宋庆龄在船上共进早餐后，宋庆龄即邀请他登岸。萧伯纳立即施展了他的辩才，出语不俗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作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对宋庆龄的回答十分满意，同时宋庆龄这样一说，他再也无可推托，只好随同宋庆龄前往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家中。
　　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中午宋庆龄特意准备了全素宴招待萧伯纳。那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参加了宴会和谈话。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停了一下，萧伯纳忽然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您‘孙夫人’的称号？”
　　宋庆龄笑了起来：“现在还没有。他们可能想这么做，不过这是他们收不回去的。”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消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当天下午，由蔡元培主持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世界学院举行欢迎会，萧伯纳出席了。当时笔会向萧伯纳赠送了一盒有中国特点的泥制京剧脸谱。萧伯纳仔细看了这些精制的中国工艺品，并高兴地接受了。他赞叹地说：“啊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脸谱上进行鉴别。可在生活中就不行喽！生活中人们的脸谱大都相同，但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宋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　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