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岛群

他们说干就干，立即召集了国民警卫队、警察、联邦局的探子，挨家挨户地通知“二世”。呜呜叫的卡车驶过西雅图的雷尼尔街、自由路、戴尼街和大学桥。一路上，行人稀少，男人们上了战场，妇女们也都在联合湖周围的兵工厂里加班干活。只有日本侨民的家是满的。他们既不能参军，又不让做工，商店早被封闭，银行存款亦遭冻结。他们是美国的“犹太人”。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互相挤成一团，等待着灾祸降临。也许，在同一时期，日本宪兵在武汉、南京、新加坡、马尼拉、仰光，对中国人、马来人、菲律宾人和其他白种侨民，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参加行动的人们砸开了“二世”们的家门，交给他们一份“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迁离西雅图，强行迁到一个天晓得的名叫卡尔维尔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去。卡尔维尔在华盛顿州的东北角，偏僻荒蛮，野狼出没。冬天里大风呼啸、飞雪漫天，夏天只能种一季庄稼，名声很坏。

迁出的“二世”们只带了随身行李和衣服，开始艰难的跋涉。卡车队跟在他们后面，载着建筑材料和铁刺网。到了哥伦比亚河上游的大库利水坝以后，车队拐入荒山野林。“二世”们在砾石滩上支起帐篷，自己筑屋垒巢，又用铁刺网把自己围起来。最后，他们在营地中央的旗杆上升起一面星条旗。据内部消息说，“二世”们表示，尽管政府如此苛待他们，他们仍旧忠于星条旗、罗斯福和这片叫做“祖国”的土地。他们还恳切建议：可以到工厂或战场上去为美国尽力。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惠特尼先生膝上报纸的那幅照片，但他却毫无仟悔之心。　普里斯特利先生看看欧洲形势，盟军还在凯塞琳防线前蜘蹰。意大利的冬天非常寒冷。他有一个同事盖达尔先生的儿子在第五集团军服役。一天，盖达尔先生拿出一封揉绉的军邮信给老惠特尼，曾是画家的小盖达尔在信中描绘了一幅非常悲惨的图画：

……到处都是泥泞，褐色的泥浆淹到腰部。连续一个月狂风暴雪，晚上地冻得硬邦邦，白天化成泥，这里的土地有如鬼神在作祟。我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泥都不会象意大利这样深，这样粘。甚至它的颜色也不对头，象和着血污和腐尸的一堆垃圾。到处都是死人，尸体用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用电话线一捆就埋了。过几天狗又把它们挖出来，吃得眼睛都红了。我简直不能设想辉煌的罗马文明竟建立在这样一个鬼地方。

“我们冻得发抖，没有剃刀刮脸，没有推子理发，没有毯子睡觉，更糟糕的是没有多余的袜子替换。我得了战壕脚。这是所有疾病中最可怕的一种疾病。由于双脚长久泡在湿泥里，疼痛肿胀，连靴子也脱不下来了。我无法走路，痛苦得嚎叫。一位朋友将我扶到团的医院里。医生不由分说，割开了靴子。天哪，双脚肿成橄榄球那么大了，伤口还遭了冻创。我央求医生别截肢，上帝，我还没结婚哪！

“同战斗比起来，原始人般的生活算得上天堂了。敌人的迫击炮弹呼啸而来，还有著名的88毫米高平两用炮。我军每次坦克进攻全被它们打退。德国人的位置在高山上，阵地很干燥。我仰看着卡西诺山上的古老卡西诺寺，回想着是否有一天人类会被基督精神所感化，从此再也不打仗了。敌人最拿手的是地雷和手榴弹，许多弟兄被炸得缺胳膊少腿。但至少还可以保条命，如果你敢穿上新军装，准会被一枪打死。所以我们也不换衣服，衣服臭不可闻，一撕就成碎片。

“我看这里没有任何英雄主义可言，我们整个集团军加上英国人的第八集团军全是被放逐的囚犯。意大利根本没有战略价值。我们上了德国人的圈套，我们装备不够，兵力不足，没有战略目标，只是一个山峰一个山峰、一条山谷一条山谷地爬行。整个意大利战争毫无意义，我们死得没有价值，变成了丘吉尔棋盘上的一只小卒。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拿上画笔和刮刀，更新涂描生活的色彩呢？在意大利战场上，我甚至想负一次伤……”

“爷爷，有人来了。”戴维打断了他的沉思。普里斯特利先生注意到门铃在响。

惠特尼太太去开了门，原来正是盖达尔先生。他也住在凯尔索镇上，平时同名惠特尼先生一起驱车远赴西雅图的波音工厂。

苔西说：“亲爱的盖达尔先生，我们正盼着你来。”

个子矮小的盖达尔先生有礼貌地鞠了一躬。他祖上是匈牙利人，从他父亲那辈才迁到美国来。盖达尔是波音公司的高级设计师，许多著名的飞机都出自他的大手笔。匈牙利出了相当多的学者，搞原子物理的爱德华·特勒和冯·诺伊曼，然而只有美国才给这些前奥匈帝国的天才们一个极大的活动舞台。

“戴维，你瞧瞧，我给你带来些什么？”盖达尔微笑着说。

他的大胡子直发抖。由于惠特尼一家于心境很好，一点儿也没注意到他们的老朋友与往常有什么两样。热心的苔西知道盖达尔好酒，立刻叫玛利娅取出一瓶白兰地和两碟冷盘：鹅肝和火鸡冻。匈牙利人最爱吃鹅肝。

大家这才注意到盖达尔身后有两只硬壳皮箱。匈牙利小老头叫过孩子，打开了一只箱子。戴维惊叫了一声，他只觉得眼前彩光一闪——

整整一箱子各种各样、精致绝伦的象真飞机一样的模型。它们可不是玩具商唬弄小孩子的那种花花绿绿的劣货。它们是波音公司模型车间的高级技工们按真实比例制做的缩小的飞机实体模型，与真飞机完全一样，逼真到连机身机尾上都漆了美国空军某些著名的联队和中队的队徽。在一架F—61，恶妇式战斗机的机头上，还漆了一面很小很小的菊日徽，表明它已经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了。

戴维每拿出一架飞机模型来，就发出一阵惊讶赞叹之声。他从小就喜欢飞机，能熟练地叫出各种型号的飞机的名称：“野猫机、闪电机、卡塔利纳式飞艇……响尾蛇式飞机……”他一边认，一边比划着：“让它们都飞去帮爸爸打日本人！”

普里斯特刊先生搓着手。对老同事说：“盖达尔先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戴维还仅仅是个孩子……”

盖达尔先生的眼圈红了，他捆出亚麻布子帕去擦眼镜后面的眼窝。

“没有什么，普里斯特利先生，我的朋友，这些东西一直在我书房里放着，我也用不上。”

他又去打开另一只皮箱。又一阵颜色的闪光掠过众人的眼帘，如果说上次大家是怀着欣喜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一回大家就变得惊愕了。

整整一箱子都是画具：画笔、刮刀、调色盘和颜料盒。有些东西已经用过了。

戴维根本不会画画，而且，他长到十三岁，从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和特长。他并不需要这只箱子。

这只箱子是盖达尔儿子马立特的。

大家这才注意到盖达尔老头的脸。他双膝发抖，喉头呜咽，几乎站不稳了。

“我收到了晚班邮差送来的一封信。是陆军签发的，我没有勇气打开，惠特尼先生．你了解我，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这是一种特殊规格的信封，专门装阵亡将士通知书的。除了戴维，大家全明白了。

盖达尔先生哆哆索索地拿出了那封信，放在铺着洁白台布的桌子上。他支撑不住了，坐到沙发上，摘下眼镜，又开始擦他的老伯。玛丽娅给他端来了一杯咖啡。

普里斯特利站起来，拿过信封，用一柄裁纸刀轻轻割开，取出里面那不祥的信件：

尊敬的纽曼。盖达尔先生：

您的儿子马立特．盖达尔上士在我指挥下的第五集团军四师三团二营A连服役，军号5833476。在意大利卡西诺山前线战斗中，盖达尔上士英勇作战，不幸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阵亡。为表彰盖达尔上士的功绩，我已向他颁发银星勋章。谨在此对盖达尔上士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请您节哀。

您忠实的

第五集团军司令马克·克拉克中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

于意大利卡西诺前线

一封信，在汽车、火车、飞机的肮脏邮袋里走了二十天。它使一个父亲的心脏又愉快地跳动了二十天。但是，雷霆终于打击下来，盖达尔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唯一的爱子，对于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的精神大厦顿告倾覆。盖达尔先生痉孪着，发出短促凄厉的嚎叫。

老惠特尼走到盖达尔先生跟前，用双手把他扶起来。他久久注视着匈牙利工程师的脸，然后，缓慢而坚决地拥抱了盖达尔先生。

他们都沉默着，没有说话。可是惠特尼先生的一股热流却通过他的双手传到盖达尔先生身上。盖达尔尖厉得象狼一样的嚎叫渐渐停止了，胸部剧烈的起伏渐渐平息了。他在悲痛的深渊中找到了一个支点。

普里斯特利用他老年人的高音唱起一曲激昂的苏格兰民歌：

我的心怀念高原，

我的心在远方，

我的心追踪野鹿在那高原上，

终日追捕糜鹿。

奔驰在山岗，

盖达尔先生也和起了诗人彭斯作词的歌。惠特尼太大走到钢琴前，打开琴盖，撩开长裙，坐在琴凳上，清脆的琴声开始伴奏，连小戴维也唱起了这支熟悉的歌。

当我离别山区，

白雪已茫茫，

再见吧，那山下美丽的村庄，

再见吧，森林，野藤遍山岗，

再见吧，激流翻腾的波浪。

他们拼命地唱着，抒发着内心的悲伤，抒发着民族的感情。仿佛要用声音的激流，冲开痛苦的岩石，冲开纷飞的弹雨，悼念死去的亲人，感召搏斗的战士。悲愤和战斗仿佛使合众国变得团结，似乎托马斯。潘恩、杰佛逊、林肯、瓦尔特·惠特曼呼吁的那种美国精神，又化成一个精灵，飞翔在白雪皑皑的美国大地上。

　　

4

雪一直下着，刮雨器费力地除去毛绒绒的雪片。公路上一片泥浆，汽车一过，泥浆高高地溅射起来。盖达尔先生没开自己的一九三九年型卡迪莱克本，老惠特尼也不让他开，怕在雪天里因哀子之心走神出事故。他坐在普里斯特利先生的一辆豪华的林肯车上，望着车窗外迷茫的风雪，有些发呆。

汽车在空旷的五号公路上奔驰。山岗、针叶林、冰冻的小湖和阴沉和海湾一掠而过。接着驶过了杰弗逊国家公园、立体交叉、飞机场路和哈迪街。老惠特尼没说话，一直把车开入了西雅图的波音镇。

一走进跨度极大的平顶装配厂房，闻到那股暖哄哄的机油、松香、香蕉水混合的气味，听到车床的嗡嗡声、铣床的哗哗声和铆钉枪特有的“卟——啪”声，两位设计师都兴奋起来，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渗透出活力。在半个足球场大的厂房里，一溜儿放了二十架B—17“空中堡垒”的胴体。巨大的水压机把飞机大梁压出来，龙门刨和龙门铣把它们加工成图纸上绘出的样子。再用螺栓和铆钉在大梁上搭起框架，在框架中排满电线，钢索、机械传动系统和电力系统。然后，安装首炮塔、中央炮塔和下炮塔，在炸弹舱里装上挂架，在驾驶舱里装上无线电台和数不清的仪表。

大部分安装好的胴体被拖到另一个更大的装配厂房里，对接上水平尾翼和机冀，再安装发动机和三个起落架。板金工在桁架上把亮闪闪的铝蒙皮铆在机身上，安装钳工把一个个部件装配起来，检验员不停地检查安装质量。他们默默地干活，有时偶然商量一下，或者叫来工长和技帅，象—群甲虫围绕着一只硕大无朋的蜻蜒。

飞机装配好之后，一辆拖车把它拖出装配厂房，加油车、测试车和其他各种车辆围着B—17。发动机开始试车，震得地面发抖，发动机试车完毕后，拖车又把飞机拖上滑行道，装配车间外面就是试飞场。最后，波音公司的试飞员来了，他们自己先里里外外查看一遍新飞机，然后向老惠特尼和盖达尔等人招招手，就钻入机能。新飞机在滑行道上开几个来回，试试仪器仪表和操纵系统，就滑上主跑道，试飞员一加油门，拉起襟翼，巨大的“空中堡垒”腾空而起。在大约三千米的高度上，B—17用三百公里的时速在雷尼尔山、喀斯喀特山、奥林匹克山和戴维逊湖区飞一个椭圆。飞机降落后，试飞员要填一英尺厚的各种表格，虽为战时，亦不能免。晚上，波音的技工紧张地在新飞机上进行各种调试，拆卸、安装，更换零件。

第二天早晨，陆军航空队的“家伙”们就来接收B—17了。他们随随便便地在空中兜儿圈，然后加足汽油，飞往美国内陆的几个空军训练基地，有的干脆直飞英国、意大利和太平洋战场。一架巨大的轰炸机就这么诞生了。它将不停地起落、投弹，直到被敌人的高射炮或战斗机打下来，重新变成一摊破铝片为止。

整个过程，惠特尼先生和盖达尔先生都非常熟悉。他们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