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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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31年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在党内已经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将协助他最后取得政权而且（除了一个例外）将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期间在他身旁协助他维持政权，虽然其中另一个他最最亲近的，也许是最最能干和残忍的，并没有能活过纳粹政府的第二年。在这个时期里，有5　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徒众。这5　个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共产党协助右翼政党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1927年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1923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个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战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致的单身汉么寓（他所眷爱的患有癫痫症的妻子这时又患上了肺结核，留在瑞典养病），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他娶了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为止，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
　　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关系，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相识。在上层阶级的圈子中法除一些褐衫党徒所发出的恶臭。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内代表纳粹党的12名议员之一，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后终于导致纳粹党的最后胜利；也正是在这里——稍许说得远一些——策划了一个计划，使得希特勒在当了总理后能够长久坐稳江山，这个计划就是纵火焚毁国会。
　　恩斯特·罗姆在1925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147＇　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来进行革命，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治敌人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殴斗惨剧的。
　　这里必须顺便提起一桩这样的殴斗事件，因为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一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总是认为这个青年是靠拉皮条为生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免有点夸张。不过他肯定是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1930年2　月间被一些共产党人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词，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之一，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
　　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办事能干的组织家，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着巴伐利亚人的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受爱戴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当时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
　　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不幸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甚至“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在希特勒看来，这当然是异端邪说，他指责奥托·施特拉塞犯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罪。
　　1930年5　月21日和22日，元首同他这个违抗命令的下级摊牌，要求他完全服从。奥托拒绝服从后，就被驱逐出党。他试图组织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名叫“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后来简称“黑色阵线”，但是在9　月选举中，它完全不能从希特勒手里夺过相当数目的选票来。
　　希特勒身边5　员大将中第四号大将戈培尔，自从1926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党组织的区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颇为赏识。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其他得力部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不过，纳粹党领袖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哪怕仅仅是因为这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篡夺他的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施特拉塞，但是他对戈培尔的忠诚却是完全相信的、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思异想，这对希特勒说来是颇有用处的。最后一点是，戈培尔作为流氓记者的办报才能——他现在有一张自己的报纸（柏林《进攻报》），可以用来发挥他的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对党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这5　个人中最后一个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1923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做过坐探，因此元首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担当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在图林吉亚——的第一个人，后来他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贰，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在30年代早期党内比较次要的人中，有一些后来在第三帝国时代不仅出了名，而且有了吓人的个人权力。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很容易被人当作是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平凡的小学教员的鸡农海因里希·希姆莱，得过慕尼黑技术学院的一个农艺学位，这时他正在逐步加强希特勒的卫队黑衫党卫队。但是他是在冲锋队司令兼党卫队司令罗姆下面工作的，在家乡巴伐利亚境外，即使在党内，他也很少为人所知。还有罗伯特·莱伊博士，是个酗酒成性的药剂师，当时他担任纳粹党组织科隆区领袖。汉斯·弗朗克是个很有能力的年轻律师，任纳粹党法律部的负责人。还有瓦尔特·达里，1895年生于阿根廷，他是个能干的农学家，经赫斯的劝说，信了国家社会主义，他写的《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Ｒａｃｅ》）一书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就此担任党的农业部负责人。鲁道夫·赫斯本人并无野心，对元首忠贞不贰，所居职位仅仅是元首私人秘书。另一个私人秘书是一个名叫马丁·鲍曼的人，他像一只鼹鼠，喜欢挖掘党内生活的隐秘来进行阴谋活动，一度曾因参与政治谋杀而坐过一年监牢。德国青年团领袖是巴尔杜·冯·席腊赫，他是个有浪漫思想的青年人，组织工作的能手，他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外曾祖父是个北方联邦军军官，曾在布尔·伦战役中失掉一条腿。他在纽伦堡对囚禁他的美国人说，他在17岁时读了亨利·福特写的《永恒的犹太人》（《Ｅｔｅｒｎａｌ　Ｊｅｗ》）后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还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个波罗的海来的笨拙迟钝的冒牌哲学家，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希特勒早期的导师之一，自从1923年政变以后，写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内容和文风极其混乱，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长达700　页的著作，书名是《20世纪的神话》（《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这是集其关于北欧人优越性的半瓶子醋思想之大成的荒谬绝伦之作，而他的这种半瓶子醋的思想却在纳粹党圈子里被当作是学识渊博的东西。希特勒常常在讲笑话时提到，这本书他自己也不忍卒读，而以作家自居的席腊赫有一次曾说，罗森堡“卖出的没有人读的书比任何其他作家都多”，因为这本书在1930年初版以后的10年中，销了50多万册。希特勒心中自始至终对于这个思想愚蠢迟钝的人很有温情，给他担任党内各种工作，诸如《人民观察家报》和其他党刊主编，并且指定他担任1930年国会纳粹党议员，他代表纳粹党参加了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这就是聚集在国家社会党领袖周围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们使人看来无疑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怪物。但是在共和国最后的混乱的日子里，他们在千百万迷惑混乱的德国人的心目中却逐渐成了救星。他们有两个有利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一是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是他们为了帮助他实现他的目标，是完全愿意不择手段和投机取巧的。
　　在动乱不安的1931年，有500　万职工失业，中产阶级面临着破产的境地，农民们不能偿还抵押借款，议会处于瘫痪状态，政府危机迭出，84岁的总统日益年老昏愦，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的一些头目信心日益高涨，他们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公开吹嘘的一样：“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