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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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三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人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杨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