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
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章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 !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 。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 。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 。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 ,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 “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087)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江青 陈伯达 姚文元
1967。04。14
江青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大概就是七、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还和和气气的,几天就吵起来了,还武斗,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一、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过一会就来,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二、想讲一下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六号《军委十条》下来以后,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心情都飞动起来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条,这十条下来后,很容易,很可能犯错误,一定要牢记1·28军委《八条》还是有效的。我认为目前的苗头是放松了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座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批判应该上纲,这个纲应该上到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现在矛盾不集中,很分散,很难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第二个苗头是这几天指向军队。同志们,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军队依靠什么?有人贴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是军委常委。最近几天,我围城转了一下,贴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刘少奇的。他(指李)我不了解,我调查了一下,他还是好同志,只是说错了话,要打倒他这对吗?一定要谨慎,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上街,叫坏蛋,外国记者都搞去了。打倒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这是反常的,有人钻空子,你们不知道,上了当,是我感觉到的。
三、有人使你们打内战(指地院和北大),还不自觉。邮电大楼已经军管,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支持邮电大楼的红革会,还发生了武斗,完全不维护解放军的荣誉,已经军管了,还去武斗。二、三天前,我、伯达、戚本禹叫他们不要搞了,要树立解放军的威信。可是他们还在干,北邮东方红就是支持,就是打。谢副总理告诉我,昨天搞了一天(指北大和地院),要一起谈地院东方红不干,要单独谈,单独谈也崩了。今天我们等了好久,你们还不来,我们不是战友了吗?(澄清:红代会给地院东方红打电话晚了。)
炮打谢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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