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正是因为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公元620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例如唐太宗在即位之后在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时，就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魏征当年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他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曾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名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627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公元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鹞鹰儿，非常漂亮，特别英武，唐太宗整天让鹞鹰站在自己手臂上，爱之如珍宝。有一天，唐太宗正耍着鹞鹰玩儿呢，忽然看见魏征走了过来。唐太宗赶忙将鹞鹰藏在怀里，不想让魏征看见。其实魏征早已看见，但他不动声色，走到皇上跟前，作揖问安之后，就滔滔不绝地向皇帝汇报起一件一件的或大或小的事件来，唐太宗虽然觉得平时能言善辩的魏征今天似乎变得有些迂腐、唠叨，甚至有点婆婆妈妈的，但是他毕竟是自己一贯尊重严敬的大臣，总不能不让他把话说完吧。可是等魏征把话说完，作揖走开，唐太宗再看他的鸟儿，早憋死怀中，这时唐太宗才明白魏征装憨的目了。　
　　越王是唐太宗长孙皇后生的小儿子，风姿秀美，聪明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有人跑到唐太宗面前告状，说，朝中三品以上的老臣都没把越王当回事，认为越王长在深宫，不识创业艰难，不知民间疾苦，整天吃喝玩乐，不会有什么出息……唐太宗听了，勃然大怒，立即传旨：京中三品以上大员到齐政殿听宣。唐太宗怒气冲冲地来到齐政殿，扫了一眼满朝文武，压着满腔的怒火说：“我有几句话，想向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们讨教。以前天子，就是天子，今日天子，就不是天子了吗？以前天子儿，就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就不是天子儿了吗？远的不说，就说隋朝吧，那些王子皇孙，他们怕过谁？朝中公卿，他们想弄谁就弄谁，谁敢放个屁？现在好啦，我的儿子，我不许他们放纵横行，你们也就觉得好相处了，可以蔑视他们啦，是不是？要是有人生贱，我放纵一下，我的儿子未必学不会弄人？”大臣们吓得颤颤惊惊，作揖谢罪。这时魏征正了正朝冠，拉下脸来，说：“当今群臣，肯定不敢小瞧越王。话说回来，按照国家的规矩，大臣和皇子是平等的，臣子臣子就是这么说来的。皇上的大臣按说还应该排在诸侯王的前面。现在跪在皇上面前的三品以上大员，都是朝廷的公卿，皇上您都非常敬重，纵然小有不是，越王怎能代替皇上您来处罚大臣呢？当然就更不能随便折辱大臣。如果国家纪纲废坏，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如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隋朝不知礼仪，所以很快亡国，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唐太宗听了魏征一席话，说：“我刚才发火，自以为有理，等听了魏征一席话，始觉大非道理。”赐魏征绢一千匹。　
　　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提醒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642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前去探望，见魏征瘦骨嶙峋的样子，心中非常难过。唐太宗长着一脸好看的胡须，他平时非常爱护自己的胡须，可是当他听说胡须烧成灰泡水喝可以治魏征的病时，便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为魏征治病。他见魏征住的极其简陋，马上将自己修宫殿的材料运来，给魏征修建了一座府邸。看着魏征不行了，唐太宗把已许配给魏征儿子的女儿带到魏征的病床前，对魏征说：“你为了朝廷竭尽心力，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你就睁开眼睛看看你未来的儿媳吧！”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唐太宗是个善于治国的政治家，又是个能征惯战的统帅。一次，他拿出十张好弓，问一位造弓的老师傅：“这是我过去收集的十张良弓，你看怎么样？”　
　　他满以为弓匠会大大称赞一番的。可那位弓匠把十张弓都仔细地看了看，笑了笑说：“皇上，这些弓的木心不正，脉理歪斜，射出的箭走不直啊！虽说是强弓，可都不是好弓。”　
　　太宗听了十分扫兴。可他从这件事受到了启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左右的人说：“我一生不知打了多少仗，用过多少弓，可还不能识别真正的好弓；天下的事情这么多，哪能什么都懂，都辨别得出对和不对呢？”　
　　从此，他规定京城里五品（官员的等级，共分九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宫中值夜班，白天晚上他都要亲自召见他们，问老百姓的疾苦和地方上发生的事，有处理错误的就立即下令纠正。　
　　由于唐朝建立不久，事情特别多，大臣们上的奏折也就很多，唐太宗把这些奏折都贴在墙壁上。有个大臣不太理解，问他：“您把奏折贴起来做什么呢？”唐太宗说：“奏折太多，我怕忘了，就贴在墙上，进进出出都能看得见，这样才不会误事。”　
　　唐太宗还在自己卧室的屏风上，贴了许许多多纸条，上面写着全国地方官员的姓名。有位大臣对他说：“地方官员都写进了花名册，您干吗还要把他们的姓名贴起来？”　
　　唐太宗说：“地方官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关系重大。他们做了好事或坏事，我都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这样，谁该提拔，谁该降职或罢免，我就有了根据，不会弄错了。”　
　　正因为唐太宗办事一点不马虎，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比较廉洁，办事认真。据说，当时许多地方，有人在路上丢了东西没人捡走，夜间不关门也没人偷东西。古人叫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历史上最赞扬的清平景象。　
　　有一次，太宗闲暇与近臣私下议论山东人与关中人的性格特点，言谈中流露出认可山东人而菲视关中人。朝臣张行成叩拜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看待人不应当有东西地域差异的偏见，不然恐怕会给人以心胸狭隘的印象”。　
　　太宗有所感悟，认为这个话很对。太宗由此而想：自己在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