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8-历史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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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回头看,从帝国的利益和民贵君轻的角度来看,是刘孺子还是王莽更能领导帝国?明眼人一看即知。我们现在负面评价王莽,只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评价历史又怎么能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丑化王莽无非是他篡夺了刘氏江山。不过诚如陈涉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圣人又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说,天下本无私,唯有德者居之。想当初刘季不也是从嬴子婴、楚霸王手里抢走了天下吗?何以刘季做得,王莽就不能从刘孺子手里接管政权?    
          
      不合时宜的悲剧改革家    
          
      读史至此,不由得不感觉到王莽是一个重形式甚于实质的呆子。他对形式的迷恋达到着魔的地步,最后竟为了形式意义上的改革而放弃了稳定,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改革家。    
      内心软弱自卑,一直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没把握,所以一再借符命建立自信。王莽对形式和符号的迷恋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自比周公,甚至给孝平皇帝的继嗣刘婴改名为刘孺子,以效法周公辅政时管蔡讥讽“其将不利于孺子乎?”这一典故;废汉时还握住时年5岁的刘孺子的手流泪不止,为不能全始全终内疚。    
      他搞了许多符命图谶,可笑的是,他本人好像还真相信这些,有时候,他的种种作为简直同代汉前判若两人,其思维的混乱和不可预测,除了其内心的持续紧张和自信不足外,再无别的原因可解释。他虽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内心的挣扎并没有停止,再加上刘氏宗室或明或暗地一直在抵制,从而使得他对新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没有把握,而这种担心又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疑惧。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他就有了一些不要说政治家就是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错乱行为,今日有史家甚至说王莽后来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了。汉钱称刀,“刘”为卯金刀,王莽废汉钱不许卯金刀流行是为了从符号上灭汉,然而矛盾的是,他一方面要废汉,另一方面却保留汉高祖在京师的宗庙,保留王太后的尊号,诸刘为郡守只蓰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剪除,诸侯王降为公〔只是后来有人建议才罢废〕,这不但不足以立威镇住刘氏贵族,反而使之因为降爵而心怀怨恨,而且他们的名号仍在,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无异于保留了汉的神主,为反对派假汉神主号令天下提供了可能。打蛇不死,反受其噬。王莽此为,等于是政治自杀。说其精神错乱也不为过。    
      那个给他争取来“安汉公”和“宰衡”称号的甄丰,在他废汉后同他保持一种距离,并对汉宗室持同情态度。王莽只是羞辱了一下他,授给他“更始将军”职务,这对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甄丰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王莽迷信并制造图谶,将亲信制造的图谶上图画的人物全部找出来授之以官,以致两个看城门的、卖饼的布衣只因为跟图谶上的人像相像,就被确认为就是神迹所昭示的人物,从而使那两个市井小民一举而为公卿,出任“更始将军”。现在他让甄丰也当“更始将军”,与昔日卖饼郎、看城门的并列,就是成心羞辱甄丰。这也就罢了,皇帝羞辱一个臣子也不算什么。可是当甄丰的儿子甄寻造出新的图谶说新室将分陕西为二,丰当为右伯时,王莽仅仅为了证明图谶的天意色彩,证明图谶的正当和灵验,竟然真的授甄丰为陕西右伯。只是甄寻不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竟然胆大包天地造出新图谶,说王莽的女儿,那个汉平帝皇后、定安太后、新室黄皇室主当为其妻时,才引起王莽的震怒:“黄皇室主为天下母”,甄家父子才被诛灭。    
      制造天意,慕古成痴,进行神秘主义炒作。王莽在其短命的皇帝生涯中,一直追求一种“精神胜利法”,对文字的力量达到痴迷的地步。他总是通过改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威权。王莽将高句骊改为下句骊,长安改为常安,派使者收回废汉授于匈奴的印玺,授之新印,并在文字上做手脚,贬低匈奴,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匈奴王的玺改称普通人的章,在无谓的名称上羞辱匈奴,后竟将匈奴名字改为“降奴服于”,从而满足自己的精神胜利,徒然引起无谓的国际纠纷。这就像后来明王朝把西域维吾尔译成“畏吾儿”一样,纯粹是精神胜利,事实也证明这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王莽并没有就此止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竟在内患未除之机又挑起边衅,五路人马对匈奴用兵,分其国土人民为15,立内附已久的呼韩邪单于的子孙15人皆为单于。此一战虽然获胜,但因用严厉的强制手段进行社会总动员,消耗了本来就不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人力,那些原本对前政权失望已久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政权更迭而产生的一点微薄的希望也因此很快灰飞烟灭了。    
      他的托古和慕古成痴也是前所未闻。他进行的货币改革导致金融破产,货币失去公信,从而加速了社会的恐慌和愤怒。他废大钱小钱五铢钱,除了因为中央财政出现巨额亏空,铸造新钱有转移亏空,并消除刘汉痕迹的作用外,主要还是为了进行他那书呆子式的托古改制。他发布文告说,反对货币改革者,“比井田〔跟反对井田者同罪〕,投四裔”,他对政敌竟真的像舜对政敌一样投之四裔。甄寻等三人就被分杀于羽山、三苗,连杀的用词也用的是上古的。如殛、放等,书呆子气十足。他可笑的比照上古作法,除了表明他的不合时宜和迂腐外,再次证明了他内心的虚弱和信心不足。正是因为内心虚弱和信心不足,他才拼命地比附上古帝王的圣迹来强调他的正统和合法。与此相映证的是,他自认是黄帝和舜的后裔,竟然史无前例地追封王陈田宋四姓先祖,诏封四姓为新室的宗室。    
      改革的左倾盲动。他发布土地改革文告推行王氏“井田制”,他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近人曾比之为两千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推行土地改革有激烈与和平两种手段,要么以强力做后盾,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土地改革;要么用商业手段通过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他既无强力又不赎买,却仍要在政权初立时,不顾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犯了严重的左倾幼稚病,企图通过诏书和文告进行土地改革,并威胁天下:反对者投诸四裔。这自然引起豪强强有力的反抗。他不明白自己的权威基本上还局限在长安,天下广大,鞭长莫及。他忘记了有汉一代不断被提起的亡秦的教训,想当年秦皇帝“奋六世之余烈,鞭长策而御宇内”,实行残暴统治,却因为农民陈涉登高一呼,天下就“嬴粮景从”,万世基业的宏伟设想比及二世就灰飞烟灭了。以今日之新比昔日之秦,谁的力量大?莽新没有嬴秦的实力,却要行使嬴秦的威权,岂可得乎?    
      对刘氏失之于宽,对豪强失之于严,从而打击了政权的基础,使新室权威只及于长安。王莽有感于国家财税流向豪强,底层的农民沦为奴隶,造成国家、农民双输,豪强独赢的局面。他推行“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还反对把农民变为奴隶,认为有负天生人的初衷,大有天赋人权的萌芽。但可悲的是,这一正确的改革实行在错误的时间。要么在他当安汉公时借汉威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反对者失去依托的名号和借口;要么等新室权威底定,天下已稳时实行。王莽急于求成,却不知,在汉末中央皇权不断弱化过程中,豪强的羽翼已经丰满起来。现在面对王莽的新政,他们很快就在政治上作出反应,“用脚投票”,与刘汉余孽合流。土地改革因为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不但没有争取到破产农民的支持,反而未得先失,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豪强也驱赶到政权最危险敌人刘汉余孽的一边;又赶上连年旱灾,中央既无财力也没人力进行赈灾,而原本充当中央与底层农民桥梁的豪强士绅们,不但放弃了道德责任,反而恶意地推波助澜、甚至落井下石,建立城堡自保,加速土地兼并,驱赶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从而使饥饿的农民变成庞大的流民。末世所特有的绝望情绪从上层渗入中层,现在又弥漫到社会最底层,社会的怨气危险地累积,新生政权在其刚诞生时就呈现了亡国的征象,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本来对以汉室诸侯为代表的豪强有强烈敌意的底层自耕农和农奴,也在时势发展的不可预测之下,出现与他们以前的敌人相结盟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甚至贯穿整个社会。王朝末日的景象充分显露,中原煮沸、天下鱼烂河决的时候来了。    
      连年的饥荒终于使流民揭竿而起,历史又像秦末一样,由农民射出了第一枝反箭。在毫无政治主张下,流民集团流窜作战,把反叛的种子播洒四方,并在席卷天下的征战抢掠和无情杀戮过程中,逐渐形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势力,如赤眉和绿林。在中央的权威被他们像捅窗户纸一样捅破后,豪强势力也在保土安民的名义下从各地蜂起,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优势,招募饥民,迅速壮大起来并逐渐整合,并最终与流民集团合流。在共同的敌人新莽彻底垮台后,为了填补新莽后的权力真空,昔日的同仇敌忾很快就转化为彼此争夺。经过血腥的角逐,不厌其烦的权谋,无休止的结盟和背叛,人心思定,最后让刘秀脱颖而出。可是经过这一征战,全国人口从6000万户减成2100万户,尸骨如山,血流漂橹,完全可以用“千里无鸡鸣”来形容。    
      可叹王莽历经艰难,废尽心机,甚至牺牲了两个儿子〔被他因为政治自保需要杀了〕,一个女儿〔给14岁死了的平帝为后,史称王莽毒杀了平帝,让他的女儿未成年就成为寡妇〕,终于夺来了天下,却因为政策失误而付诸东流。从而使得一个美好的改革无功而返,也使一个本当名垂青史的开国一帝,成为千古权奸和笑柄,留下万世骂名,不亦悲夫!    
          
      “作秀”现在已经是世界潮流    
          
      王莽被丑化为伪君子也就罢了,历来搞政治的多多少少都要过一下“民意关”,也就是不管主动被动都要面对一个百姓口碑问题。而所谓老百姓的口碑并不真是来自老百姓,它通常只是知识分子的评价,而所谓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暂时栖居林泉的隐逸外,基本上是与士绅官僚集团及其门下宾客相重叠的。因此,政治家要想获得好的社会评价,就必须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而要在这些精通政治的人们面前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