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8-历史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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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为了政治上的崛起，则任何权谋、心计、做作，都不妨一试，当然，必不可少地还要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要有过人的韬光养晦的能力。勾践面对吴王，是如何的低三下四，是如何的忠心耿耿，其侍吴王，无异忠臣，无异孝子，可最后让吴王血溅馆娃、身死国灭的同样就是那个忠心耿耿、低三下四的勾践。很显然，勾践的作为只是权谋和养晦，其对吴王的忘恩负义不但没有受到历代史家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被称为智慧和英雄行为。历史和民意总是对胜利者宽容，对失败者苛刻，勾践成功了，就被历史家当作处逆境自强的典范，王莽失败了，就成了“白石似玉，奸佞似贤”，就被历史千百年地嘲弄。浩浩青史，除了太史公曾经不以成败论英雄外，给了陈涉和项羽这两个失败英雄应有历史地位，又有几个史家不是承御意而命笔？千秋史家，何以对王莽如此苛刻呢，怎么都一个个自觉地站在刘汉的立场上说话呢？当然，除了王莽失败了外，刘氏的复辟是一个主要原因，后世史家都因循了东汉的观点。但在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承袭传统史观，应该破除历史的局限和任何道德正统的束缚，从五千年历史的大脉络上还原历史、厘定历史。　　　　
　　　　　　何况，从我们今天现实政治来看，国内外政治家面对的“民意”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一个没有民意肯定的政治家不会有任何政治前途。西方选举文化在这一点上更膨胀了民意的分量，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民意甚至制造民意。普通选民对政治家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了解，他们通常只是透过政治家的演讲，通过电视镜头来认知他。选举的作秀化已经泛滥，竞选人镜头前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化为正负两方面的民意，而民意就是实实在在的选票。有鉴于此，不“作秀”行吗？不“亲民”行吗？为此，政治家们身边的谋士们，也像旧时幕僚宾客一样，极力为“东翁”出谋划策，设计种种方案来凸显“东翁”的亲民、智慧、伟大的形象，诸如三顾茅庐，问策东山，戴雪访贤，冒雨问苦，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等等设计就纷纷出笼，经营得当的话，此政治家的形象就一下子光彩照人起来，由此派生而来的民意就必然化为最后的选票，从而把竞选人送上高位。　　　　
　　　　　　“作秀”一词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在国际一体化的大潮流下，谁又能抗拒得了电视镜头的诱惑呢？谁又能忽视“作秀”带来的潜在民意呢？再说，“作秀”总比连“秀”也懒得作好，毕竟“作秀”的目的是讨好民意，这实际上也是老百姓制衡政治家权力的一种形式，要让政治家知道，其权力来自人民授权，而且不是一经授权就一劳永逸，一旦民意变迁，这种授权就会被收回。因此，政治家们必须持续寻求民意的支持，必须持续地“作秀”。尽管“作秀”有表演成分，但多多少少总会张扬民众的权利，总会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即使这种“作秀”纯粹是表演，也不宜一概否定，眼下的“作秀”虽然只是形式，但只要有这种形式在，只要这种形式具有永久合法地位，则迟早有一天，形式和内容会一致起来，所有的制度安排就不再只是形式。对待形式主义的一些东西，也许我们也需要换位思考，从历史发展渐变的角度看，有形式主义总比连形式主义都不要的强，有遮羞布总比没有任何羞耻之心要强。对待民主，对待“作秀”，我们都应该持这种宽和心态。　　　　
　　　　　　　　　　
　　　　　　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替“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王朝史观背书，我们需要从现在的认知，从五千年历史的一脉相承，从人类一家和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重新审视古人留下的纷繁卷页。王莽废汉自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部　　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是历史无可奈何的选择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相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桴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　　　　
　　　　　　　　　　
　　　　　　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　　　　
　　　　　　　　　　
　　　　　　　　　　　　　　　　　　　　　　　　尧舜禅让的政治谎言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直说就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进行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看到这之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书》的意思很明显：“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　　　　
　　　　　　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么能有那样大的造化呢？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所谓征辟，就是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可是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做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作秀功夫一流。舜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他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他首先在孝上着力，不过这也得力于他全家的配合，他们甘当负面的配角，为了舜的政治崛起，落下千古骂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舜的“军功章”上怎么着也有他父母和弟弟的一半。史载舜“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舜在家庭里面的对手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甚至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做了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虽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但舜的父亲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要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的象来说，攀附哥哥比杀害哥哥更能获得利益。儒家的史书对此有一个解释，象在这时候之所以还企图谋杀舜，是为了兄终弟及，继承舜的琴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尧的驸马。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杀害驸马的政治风险太大了。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象难道不明白，骄傲的两位公主会跟杀夫仇人结婚吗？她们会放过杀夫之人吗？以人心度人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规避危险是一样的。因此，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　　　　
　　　　　　但创作也好，双簧也好，反正舜通过它获得了孝子的美名，这才是最终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致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当然，这也都是后来舜的御用历史学家所言。总之，他的名字很快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　　　　
　　　　　　舜到了帝尧的朝廷，很快得到帝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淮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朝用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舜是驸马，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政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20年之后，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帝尧大权旁落后终被幽禁深宫，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天子政，在做了8年摄政王之后才惺惺作态一番，假意归政丹朱，但据说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登上帝位。　　　　
　　　　　　关于舜归政丹朱的作秀，司马迁这样写到——　　　　
　　　　　　“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试比较一下，一个是当政近30年，又是当今摄政王，满朝文武几乎尽出于他栽培；一个虽然是太子，却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并被幽囚多年。一无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么能与积威积权的摄政王抗衡呢？只要脑子没进水，没有人会不朝舜而朝丹朱的。舜的摄天子政，在数千年后还有王莽的居摄和假皇帝相比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叹气：“天意如此”，王莽后来废汉时也有样学样地说是迫于“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东施效颦，但起码王莽看清楚了尧舜禅让的实质。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