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白银谷
他离任后,京号老帮由副帮梁子威接任。
由于三爷的去世,邱泰基也无法走向领东大掌柜的高位,他只熬到汉号老帮的位置。汉号的陈亦卿老帮,也先于孙北溟退休回乡了。
不过,自辛丑年重返京津后,虽有皇家银行成立,西帮票号还是很做了几年好生意。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大清垮台,西帮也才随之盛极而衰。康家的天成元,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大势。倒是早已冷落了的天盛川茶庄,却还多支撑了一些年头。当然,也只是多支撑了一些年头。
——全书完
1998年11月——2000年5月写出
2000年9月——2001年2月改出
后记
sina 2002/09/04 09:30 新浪文化
写完最后的章节,如释重负,也有一点怅然若失。写这部长卷,比预想的要累人,却也比预想的要“迷人”。两年多时间,全身心陷在这“白银谷”中,几不知外间正“跨世纪”。除非不得已了,每日都要写两三千字,时有倦意,却也常有走笔生趣的愉快。如此旷日持久地写作,倦意竟有快意相伴始终,这样的经历,以前不多,以后怕也不会多。
当今是小说的淡季,旷日持久写这样一部长卷,起因其实也十分简单:想努力写一部好看的小说。
明清时代的西帮商人,是未被彰显过的商界传奇。尤其是他们独创的票号,更是清代的一个金融传奇。胡雪岩因仿办票号,成就了他个人传奇的一生,成也票号,败也票号。在西帮的大本营祁太平,似胡雪岩这种等级的富商财主,那是一群体。但我这部小说,不是写一个富商群体,也不是写一个地域传奇,而是取了一个广角式的视角:将票号作为一个带传奇色彩的金融制度、商业制度来写。
票号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行当,它视同时期的东西洋银行为异类。但它在自己生存的社会
里,又属异质。朝廷的道统历来就轻商,士、农、工、商的尊卑秩序,千古不易。西帮自己呢,因为生意做大了,影响所及,居然将神圣的儒学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而优则商”:一流俊秀子弟,都争入票庄;末流子弟,才读书求仕。这对封建道统的瓦解,是很可怕的。但它藏锋不露,在明清那样的封建集权社会中,居然成就了一种全国性的事业。
西帮以“博学、有耻、腿长”面世,以“赔得起”闻名,将智慧与德行化作它最大的商业资本,在最需信用的金融行业中,独执全国牛耳百多年。它瓦解着那个社会的道统和礼教,却推动着那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当是传奇。
不过,我做的是小说,并不是要讲上面那番道理。小说,先得要好看。历史小说要好看,主要得靠历史的魅力,史实的魅力,而不能只靠今人“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规矩。事实上,没有足够的史实做依据,今人也是很难将西帮的传奇,“戏说”出来的。
我在搜集相关素材时,找到一本《山西票庄考略》,初版于民国二十六年。作者陈其田先生,是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为写这本《考略》,他访问过北平那时尚残存的票号,也到“
祁太平”做过实地调查。还利用访问日本,向彼国的各种经济调查所,收集相关文献。但他在《考略》末尾,却写了这样几句话:“山西票庄材料的贫乏,达到极点。最奇怪的是《山西省志》,太原、祁县、平遥及太谷的地方志,没有一字提到票庄。”他访问票庄遗老所得到的材料,也仅是“一些零碎的传闻,及片断的记忆”。在日本所得也不多。
官修的正史,不收票庄一字,可见官家轻商也达到极点。而票号自己为了“藏富”、“藏势”,以及为了保守商业秘密,也不轻易留存文字遗世。因此票号史就真成了秘史。关于票
号的起源,有一种流播很广的传说,便很富秘史色彩。据此传说,明末李自成从北京败走时,携带了掠获的巨额金银财货,逃经山西,一路散失。“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票号规则极其严密,系由顾炎武、傅山两位名士所订立,故能长盛不衰。甚至说,票号还负有为反清复明聚财的秘密使命。经陈其田先生及其他学者的辨析证伪,这一类传说也只是民间的传说、演义而已。
不过,西帮票号的这种传奇性和秘史性,倒是很适宜做小说的。将湮没了的秘史,发掘出来,再现它曾有的传奇本相,这对写小说的人来说,是太有诱惑力了。但这也有些像考古发掘,得小心,耐心,旷日持久才成。不像“戏说”、演义,那是做仿古制品,不必守太多的规矩。
我二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祁太平”中的太谷县城,祖、父两代都在那里经商,当然也只是很小的商人。1986年,我决定“弃农从商”,由农村题材转向晋商题材写作后,先到“祁太平”的祁县跑了三年。从那以后,即开始留意一切与西帮商人、票号相关的史料、文献。这期间,山西学术界、金融界、史志工作者及其他文史工作者,对晋商、票号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硕果累累。这使我受益匪浅,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素材,也开阔了思路。
经过这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对西帮商人及其所创票号,总算剥去了一些遮蔽它的迷障,摸到了它的一些筋骨。对于做小说来说,这似乎也够了。给这些筋骨赋予血肉,乃至灵魂,那就是做小说的工夫了。我想说的只是,因此部小说的素材来得不易,所以进入写作时也就不敢马虎草率。
小说本应该是引人入胜的。票号的传奇,本也提供了许多的胜景、胜境,如何“引”得好,我也不得不用心。既不能似坐电动索道,使胜景来得太容易;也不能因胜境在前,走去的一路就太枯索。要有难以看透结局的故事,让人牵挂到底的人物。语言,也尽力作了“净化”,借鉴旧白话,加现代口语,滤去“欧化”痕迹。总之尽力使小说好读。
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前的西帮票号,当然已经是很落后、很腐朽的一种金融制度了。但它
对“商”的理解,对“商”的敬畏;用我们中华自己的文化资源,对“商”的滋养;在那样一个受主流文化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将“商”推到的成熟程度,似乎也还值得今人回首一望
的。1986年,我开始关注西帮商人时,“商”似乎还居于各行之末;今日,已是无人不言商了。我在写这部小说中间,常发痴想:如果今日我们的商品经济,是在百年前西帮商人所达到的高度,往前推进,那争一个世界商贸的“五百强”,或扫除市场的假冒伪劣,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吧。
总之,希望于这部小说的,首先还是好看,其次读后也还有益。如此而已。
是为记。
作者
2001年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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