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鸭案件

　　“那么为什么她要这么说呢？”德拉·斯特里特问到。　
　　威瑟斯庞冷酷地说：“我来告诉你们到底为什么。1924年1月，霍勒斯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1925年5月，他被处决。亚当斯夫人所编造的这个伤感的故事是为了掩盖她儿子出身的耻辱，以及避免让他失去他所爱的姑娘而做的最后努力。她知道我会设法了解有关这孩子父亲的情况。她希望这个故事能阻止我的调查，或者将调查引入歧途以致毫无结果。”　
　　“当然，这孩子不知道了？”梅森问。　
　　“是的。”　
　　“您的女儿也不知道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是的。”　
　　威瑟斯庞停顿了片刻，揉搓着手中的白兰地杯脚；然后他坚决地说：“我不会让威瑟斯庞家族要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我想，当我告诉洛伊斯之后，她会明白这些情况的重要性的。”　
　　“那么你想让我做什么呢？”梅森问。　
　　威瑟斯庞说：“我有一套整个案件相关证据的副本。依我看，它可以确凿地证实霍勒斯·莱格·亚当斯犯有一级故意谋杀罪。但是，我希望能够公正，我想假定马文是无辜的；我想让您阅读这个案件的副本，梅森先生，然后告诉我您的意见。如果您认为马文的父亲是有罪的，我将告诉我女儿此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她您的意见，然后就绝对禁止她再同马文·亚当斯来往。这对她来说是个震惊，但我还得那么做，您看了这个副本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假如我要认为他是无罪的呢？”梅森问。　
　　“那您就要证实它，重新打开这桩老案件，澄清事实，让公众承认对此案的审判不公，”威瑟斯庞冷酷地说，“威瑟斯庞家族的名字上决不能有任何污点，我决不会让已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儿子留在我家里。”　
　　“18年前的杀人犯，”梅森沉思着说，“这事相当难办。”　
　　威瑟斯庞抬头看他一眼，“我会付很高的酬金。”他郑重地说。　
　　德拉·斯特里特说：“但是，威瑟斯庞先生，假定那人有罪，您觉得您女儿会因此而改变主意吗？”　
　　威瑟斯庞冷酷地说：“如果他父亲确实犯有杀人罪，那么他的儿子就很可能有某种遗传倾向。我已经见到过一些显示这种倾向的事例。那孩子是个潜在的杀人犯，梅森先生。”　
　　“接着说。”梅森说。　
　　“如果有这样的倾向，”威瑟斯庞继续说，“如果我女儿不认这个理，我会让马文将这些性格的内在弱点暴露出来；我会用戏剧的方法让洛伊斯自己看到。”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梅森问。　
　　威瑟斯庞说：“您懂我的意思，梅森，我要尽我的一切来保护我女儿的幸福，毫不夸张，一切。”　
　　“我明白，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要让这个年轻人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符合逻辑的出路就是凶杀，那时，我们就会看到他将要做些什么。”　
　　“这对你的女儿和你所挑选作为可能受害者的人都将是非常痛苦的。”梅森说。　
　　“别担心，”威瑟斯庞说，“这事会处理得很巧妙，实际不会有人被杀，但马文会以为他杀了某个人，那么我女儿就会看出他的真实面目。”　
　　梅森摇了摇头，“你在玩火药。”　
　　“要移去石头就要用火药，梅森先生。”　
　　在大家沉默了片刻之后，梅森说：“我将阅读审判的副本。这么做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威瑟斯庞先生。”　
　　威瑟斯庞向招待示意，“把账单拿来。”他说。　

　

　
3



　　早晨的阳光掠过沙漠直至西边的山壁，陡然一片金光灿烂，照亮了高耸的山巅。天空开始呈现出南加州沙漠一带所特有的蓝黑色。　
　　德拉·斯特里特身着棕黄色的边疆裤、牛仔靴和一件嫩绿色的上衣。当她经过佩里·梅森的房间时，停了下来，踌躇地敲了几下门。　
　　“起来了吗？”她轻声地问。　
　　她听到椅子向后移的声音，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门开了。　
　　“天啊！”她喊道，“你都没睡觉！”　
　　梅森用手擦了一下额头，然后指了指桌上的那堆打印的文件副本。“这该死的凶杀案，”他说，“它让我着迷了……进来吧。”　
　　德拉·斯特里特看了一下手表，说：“忘记这桩凶杀案吧，赶快穿上你的骑装。我要了两匹马——以防万一。”　
　　梅森有些犹豫：“这桩案件有些方面，我……”　
　　德拉·斯特里特坚定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打开威尼斯百叶窗，然后把它拉了上去。“关掉灯，”她说，“看一看吧。”　
　　梅森“啪”地关掉了灯，明亮的阳光已投下了鲜明的影像，强烈的光线反射进房间，明亮的使人觉得电灯就好像是一种暗淡苍白的替代品。　
　　“来，”德拉·斯特里特用诱人的口吻说，“舒适轻快的慢骑，凉爽的淋浴，然后就吃早餐。”　
　　梅森站在那里望着外面晴朗的蓝色天空，他推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进入房间。　
　　“你担心什么？”德拉·斯特里特察觉出他的兴趣，问道，“这案件？”　
　　梅森看着那堆文件副本和折叠的，因年代已久而发黄的剪报，点了点头。　
　　“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德拉问。　
　　“几乎每个地方。”　
　　“他有罪吗？”　
　　“可能有。”　
　　“那么，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处理的方式。他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清白的。但是他的律师处理的方式，只可能使陪审团产生一种裁决——一级谋杀。像现在它这种情况，这桩案件根本没有什么我可以向约翰·威瑟斯庞指出的，无法跟他说：‘这确实表明这人是清白的。’陪审团根据那些证据裁决他有罪，威瑟斯庞也根据那些证据认为他有罪；他还要去毁掉那两个年轻人的生活，而这人则可能是清白的。”　
　　德拉·斯特里特默默无语以示同情，梅森盯着外面那些无情的、高高耸起的、绵延起伏的陡峭山脊，一会儿转过身来，笑了笑说：“我该刮刮胡子了。”　
　　“没关系，蹬上骑靴来吧。穿上马裤和皮夹克，就这就行。”　
　　她走到梅森的壁橱那里，四处翻了翻，找到了骑靴和夹克，拿了出来说：“我在大厅里等你。”律师赶快换了衣服去大厅找德拉，然后他们便出去进入了沙漠早晨凉爽的空气之中，管理马匹的人挑出两匹马，看着他们翻身上马后，朝梅森笑了笑。　
　　“从上马的姿势可以看出来一个人是否熟悉马，”他说，“这两匹马很好，但明天你们还会有更好的。”　
　　梅森的眼睛露出了兴趣：“你怎么看出来的？”　
　　“从许多微小的方面，新手总是试图告诉你他小时候骑马不用鞍，然后他会抓住鞍头和鞍尾，”他以厌恶的口气哼着说，“而你根本就不用手摸鞍尾，祝你们骑得开心。”　
　　当他们骑马离开旅馆、沿马道而上时，梅森的眼睛里透出了沉思的神色。　
　　“那现在怎么办？”德拉·斯特里特问。　
　　“关于如何上马的那番话使我想到——你知道，一个律师必须要留心细节问题。”　
　　“如何上马跟这有什么关系？”她问道。　
　　“非常有关系——也可以说没有。”　
　　她驾马靠近他。　
　　“小事，”梅森说，“普通观察者不注意的微小细节能说明全部情况，假如一个人能明白小事的重要性，就没有人能对他撒谎了，拿那个管马人为例，来这里的人都有钱，他们该是聪明的；通常他们受过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他们常常夸大他们的能力，就像骑手为了得到更好的坐骑一样。他们完全忘记了那些能证明他们的话是谎言的小事。管马人站在马桩旁边，似乎看不到什么，而他却能看出一个人究竟对马懂多少。一个律师应该懂得这其中的意义。”　
　　“你是说律师应该对所有那些事情都懂？”德拉·斯特里特问。　
　　“他无法一切都懂，”梅森说，“要不然他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了，但他应该知道那些基本事实。他应该知道如何去获得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他所需要的准确知识，以证实当一个人言行不一时，他是在撒谎。”　
　　望着他那略微拉长的脸和疲倦困乏的目光，她说：“你对这桩案件非常担心。”　
　　他说：“18年前，一个人被吊死。可能他是有罪的，也可能他是清白的，但毫无疑问，他被吊死是因为律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律师做了什么？”　
　　梅森说：“除了别的以外，他做了一个前后矛盾的辩护。”　
　　“法律不容许那样吗？”　
　　“法律容许，但人性不容许。”　
　　“恐怕我不明白。”　
　　梅森说：“当然，法律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人的本性却没有改。按当时使用的法律程序，一个人可以提出无罪的辩护请求，到法院努力证实自己无罪，他也可以提出精神异常的辩护要求，这可作为案件的另一部分同时进行审理，也就是面对同一陪审团，作为整个案件的一部分。”　
　　她用目光打量着他，这目光能看到外表之下的深处，能看到只有女人从男人身上才能看到的那些东西，而且还要在她同他有了长期亲密的关系之后。　
　　突然，她说：“我们忘了这桩案件吧，来个舒适轻快的慢骑，陶醉于沙漠的气息，等早餐之后再谈正事。”　
　　梅森点了点头，用马鞭抽了一下马，他们向前跑去。　
　　他们将村庄抛在后面，顺着蜿蜒的峡谷而上，来到一片傍水的棕榈树林。他们翻身下马，躺在沙地上望着紫色的阴影在绵延起伏的山脊保护下的深凹处躲避阳光，沙漠的静寂降落在他们身上，打消了他们谈话的欲望。茫茫的静寂使他们感到平静、满足，也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　
　　他们默默地骑马返回。梅森冲了个澡，吃完早饭便安然沉睡。他直到下午才接待了约翰·威瑟斯庞，他和德拉是在遮荫的阳台上接待他的，这里装有遮阳罩使人免受沙漠上耀眼光芒的刺眼之苦。山的阴影在悄悄地爬过峡谷，但还要有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旅馆，暑气干燥而又酷热。　
　　梅森坐下来，开始平静地回顾这桩案件。　
　　“你对这一案件的大部分情况都很熟悉，威瑟斯庞，”他说，“但我想让斯特里特小姐拿到照片，我想通过事件的逻辑顺序了解此案来澄清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将详细询问你已知道的情况，这可能会使你感到厌烦。”　
　　“那就开始吧，”威瑟斯庞说，“相信我，梅森，如果您能令我相信那人是清白的……”　
　　“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能让我们自己相信，”梅森说，“至少不是从这些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但我们至少可以按照冷静的推理来考虑它。”　
　　威瑟斯庞绷紧了他的嘴唇，“在缺少反面证据的情况下，陪审团的判决是有约束力的。”　
　　“1924年，”梅森说，“霍勒斯·莱格·亚当斯同大卫·拉特威尔合伙做生意，他们有一家小制造厂，他们完善了一项有希望带来巨大潜在价值的机械改良。突然，拉特威尔消失了，亚当斯告诉他的合伙人的妻子说拉特威尔到里诺出差了，她肯定要不了几天就可以收到他的信，但她没有，她查了里诺旅馆的记录，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亚当斯还撒了别的谎，但它们并不完全一致。拉特威尔夫人说要叫警察。面临被警察调查的威胁，亚当斯编了一个全新的谎言，并且是第一次告诉她。拉特威尔夫人叫来了警察，他们进行了调查，亚当斯说拉特威尔曾向他承认他的婚姻不美满，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案中没有，她被报纸和法院称为‘X小姐’。亚当斯说拉特威尔告诉他，他要同这个女人私奔；请他告诉他妻子他已去里诺出差了，以此拖住她；还说亚当斯要像平时一样继续工作，保管拉特威尔那份收入，每个月给拉特威尔的妻子200美元的零用钱，一直等到他收到拉特威尔有关剩下的钱如何处置的来信为止，拉特威尔想在他妻子能够阻止他之前彻底逃脱。”　
　　“那时，亚当斯编了一个令人可信的谎言，但由于他早先自相矛盾的陈述，警察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们在制造厂的地下室发现了被埋的拉特威尔的尸体。有很多情况证据表明亚当斯有罪，他被逮捕；又不断出现了更多的情况证据，亚当斯的律师显然害怕了，很明显，他认为亚当斯没有告诉他事情的全部真相。在审判时，他可能会面对令案件更加绝望的、出人意料的证据。”　
　　“原告方结束了控证，所提供的是一系列给人印象深刻的情况证据，亚当斯出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