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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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原因就在于太聪明，但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聪明过度的问题了，而是余秋雨人格心态局限的一个必然，不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也会在那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社会这么开放，又有历史在前面挡着，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洒脱一点，豁达一点，承认就是了，这并不影响你的光辉，因为你并不比一般人道德上更不完善。巴金不就以自己的坦荡赢得了尊重吗？事实上，自己先把伤疤亮出来是一个上上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防止被人揭。说出来以后，你就安全了；而不说，那就永远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你自己先说出来，别人就不会揪你了；被人揪住了，坦然承认也没事了，最要不得的就是恼羞成怒。一旦恼羞成怒，就会为一口气而斗，而一旦斗气，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　　　　

　　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连许多伟人都走下圣坛被重新评价了，何况一个余秋雨。关于控诉与忏悔的问题，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一个民族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敢于站出来说：“我控诉”；灾难结束的时候，又敢于站出来说：“我忏悔”，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反之，就是没有希望的。“文革”既是一场政治灾难，又是一场文化灾难，“文革”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文革”，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文革”。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余秋雨有必要也有义务对自己的“文革”做出反思，即便不是公开的，至少也应该是自省的，可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根本拒绝这么做。连自省和反思都没有，忏悔就更谈不上了。从他的言语和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文革”对于他来说就是家族仇个人苦，没有别的。如果余秋雨的文化关怀永远只会凌空蹈虚，而不敢与现实甚至与真实的自己接壤，那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余秋雨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可能确实吃了一些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伤人者，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许只是小时候无意中参加过吃人的行为，尚且要进行那样深刻的自我反省呢。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3）

　　退一步说，余秋雨如果真的认为自己没错的话，清查的时候为什么要承认呢？他应该抗辩，别让自己的档案里留下那一笔。究其原因，那时候他是个小字辈，没身份没名气可以吝惜，形势又那么急迫，识时务的做法当然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否则也别想蒙混过关。现在形势变了，那些都成为历史了，当然就要来个死不认错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原因，而是个人原因，从前余秋雨是一个年轻的无产者，在名上输得起，而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是个人物了，有身份负累了，要维护已有的冠冕堂皇，要保持明星的尊严威望，所以难免没那么超脱了。另外，作为一个“尊者”，这些年他已经被大众崇拜宠坏了，免疫力大大下降，稍微见一点风就会感冒。余秋雨真的那么在乎他的“文革”问题吗？未必，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有人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就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既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好名，也是名教熏陶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当然，他以为是聪明。　　　　

　　一个女人接了客，可能自有许多不得已的原因，旁人无话也就罢了。但她如果还非要为自己树一块牌坊，那就连一般的婊子都不如，比一般的婊子更令人可叹了。从当初一着臭棋开始，余秋雨便越来越被动，心态也每况愈下，他打官司无非就是想扳回来，结果输得更惨，心理倾斜也更加严重，终于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赌君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老想通过下一局捞回来，越想捞回来反倒输得越惨。这时候，余秋雨的“文革”问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当一场战争打响以后，交战双方的情绪便完全受到战争态势的控制，而根本上忘记为什么而战了。但对于作为第三方的公众来说，余秋雨对这一问题越是讳莫如深，他们的好奇心就越重；他们的好奇心越重，余秋雨的压力也就越重，那件事最终变成了一个不能打开的黑盒子。以至于据说当黑盒子要被打开的时候，当事人竟然以自杀相要挟。　　　　

　　余秋雨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他已经选择了文过饰非，那就只能坚守到底了。一个人撒了一个谎往往就需要十个谎来弥补，在这个过程中余秋雨是越描越黑，越挣越跌份，越说越没有风度，完全陷入了一摊焦灼的泥潭，搞得自己斯文扫地，四面楚歌，在文化界几无立身之地。他已经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干吗不打住？他不再搅，水自然会清。他任人喧嚣，尘埃自然会落定。一个声音能吵多久，可是再掺和进去一个，就有的吵了。是他自己把水搅浑了，是他自己把小辫子编成大辫子了，他重复了自己在歌手大赛上的错误——说得太多。余秋雨不是封笔不封笔的问题，他应该封口。就算现在打住，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就算被误会又何妨？你非要把一个你认为真实的自己交给别人干什么呢？解释就是失策，本来谁也没有要求你作出解释的权利，而你主动对人殚精竭虑地解释，反倒把自己置于一个被动的答辩席上去了。　　　　

　　余秋雨越是辩解，越此地无银地暴露出自己在人格方面不自信。关键还在于说得越多，错得也就越多。余秋雨最后的一些辩词都带着无聊的人身攻击性质了，看来真着急了。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以此表示对这些人的不屑。——曾经捧过你就不能骂你了吗？否则就是变节了吗？也许是你变了，变得该骂了呢？老说这个没意思。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别有用心，言外之意就是嫉妒他或者想靠他出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固然是的，作为被批评者，没必要过多地在这上面找原因，这跟他是否有问题或者别人批评得正确与否是两码事。任何人都不能以批评者的德行未必超越自己为借口来拒绝接受合理的批评。批评的人本来就未必一定要比被批评的人完美，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批评了。不必去过分强调批评的资格问题，只要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别人有问题你可以再反过来批评别人，但那是另一个批评了。面对批评的时候，余秋雨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重要吗？同样的质疑精神为什么不用于自身呢？余秋雨还强调了一个批评的等级问题，意思也就是说，小人物不能批评大人物，否则就是越位。那么，谁够等级批评余秋雨呢？他的等级这么高。面对风的时候，树首先应该想想自己是否站得住脚，如果站得住脚，那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摧也摧不倒的。　　　　

　　在接受《南方周末》和《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余秋雨满腹委屈、悲愤，一副随时准备仰天浩叹弄个《天问》出来的样子，连照片上都是一脸有冤难诉的无奈。何必呢？他还用无职无权、无帮无派来解释自己的孤立无援，说得那么无辜，好像大家欺负了老实人似的。余秋雨抱怨中国的媒体没有对立的制衡机制，没有仲裁纠错功能，好像在呼吁中国现代版的“费厄泼赖”。可是当《南方周末》——这个最具有他所说的那种制衡力量和“费厄泼赖”精神的媒体——首先给他一个机会时，他的表现又怎么样呢？他并不“费厄泼赖”，而是大量、奢靡地挥洒自己的偏颇之词。可是，真正的“费厄泼赖”绝不要只听一家之言，它会给各方平等的机会，而且它最终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的。于是，余秋雨刚刚体验到发泄后的快感，马上又面临着灭顶之灾了。7月29日《南方周末》的文章一出，他是否感觉自己又被涮了一把呢？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4）

　　关于自己的“文革”问题，余秋雨时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余秋雨“文革”问题复查的结果是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的人，但允许重返工作岗位。于是，当别人提及他的“文革”问题的时候，他会首先振振有辞地说，如果我有问题，还会被提拔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吗？大有哂笑这些人缺乏政治常识之意。其实真正缺乏常识的是他，不影响继续使用并不等于毫无问题，他这是在运用政治的模糊概念打老百姓的马虎眼。余秋雨不愧是内行，深谙政治在中国的生命线地位，所以首先拿政治来做挡箭牌。　　　　

　　余秋雨“文革”当中基本上没有伤害过具体的人，没有留下谁跟他过不去的把柄，这也是他“文革”后得以完身而退的原因。于是有人提到他的“文革”问题时，他总是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伤害过谁？把被我伤害过的人找出来！他这又是在打狡猾的模糊战。他的问题不是伤害了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伤害了某些不确定的人，严重点说，就是伤害了一个时代，不是从肉体上，是从精神上——他的“文革”清查结论中“流毒”一词是赫然在目的。伤害的不是具体的人就算没有伤害人吗？不是人身伤害就不算伤害了吗？不能因为其不确定性和非人身性，这个责任就滑脱了。这种理直气壮，简直带有一点仗名欺人的味道，难怪他会聪明到有时让人避讳。　　　　

　　实事求是地说，质询余秋雨“文革”问题的人对于余秋雨这段历史在细节的真实上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比如石一歌问题。于是余秋雨大胆地声明：“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这是在运用别人事实方面的小漏洞来推翻自己的大问题，转移问题的实质，回避问题的根本，说到底，是一种低能的狡辩。用别的笔名写的呢？用别的笔名写的就不算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写，而不在于用什么笔名。这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能明了的常理。　　　　

　　已经做过结论的错误，余秋雨居然还在口口声声不承认，理由究竟何在呢？虽然他没有直说，但替他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不是他错了，是时代错了，是路线错了，是上面错了，而他只是受上面的领导。——全部责任往时代身上一推了之。个体对于历史的责任就这样被釜底抽薪地逃避掉，可是，历史和时代难道不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构成的吗？抽掉这些个体，历史和时代终将成为一个什么都不能负载的空壳。二、既然大家都错了，那干嘛还要追究我个人的错？——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里得到了看似合理的运用，可是，大家都错就不是错了吗？　　　　

　　许多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常见的媚态，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知识分子泛泛而言无一例外地会标榜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但是，当真正被推到政治舞台上去的时候，就不仅自觉的独立不倚做不到，连自然的疏离都做不到了。封建士大夫的功利心和庙堂意识相结合，取代了知识分子为民立言的民主主义立场，使之最终沦为帮闲或帮凶。　　　　

　　中国人习惯于区分好人坏人，我原来也觉得余秋雨不过是一个做过尴尬事的好人而已。后来再看，好人坏人的界定不仅困难而且毫无意义。一个人可以有狐狸的狡猾同时又有释迦牟尼的心，憨厚的狡猾和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