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
中国人习惯于区分好人坏人，我原来也觉得余秋雨不过是一个做过尴尬事的好人而已。后来再看，好人坏人的界定不仅困难而且毫无意义。一个人可以有狐狸的狡猾同时又有释迦牟尼的心，憨厚的狡猾和真诚的做作以及聪明的善良虽然比虚伪还要虚伪，但看起来却比真诚还像真诚。所以，人的好坏没法区分，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就算一个人已经死了，说“盖棺论定”都不如说“盖棺事定”来得科学和准确呢。笼统地说来，余秋雨这个人有文人的酸腐矫情但无伤大雅，有小男人的狡猾好面子但没有大男人的阴狠歹毒，是一个适合点缀升平的表现派而不是一个鲁迅式的斗士。他的脆弱敏感而常常又过分的反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襟怀不够坦荡，所以很小的一件事就让他看得很重，就使他走了麦城。
正是面对批评的孱弱使余秋雨把指向自身的批评放大了，这件事本来不至于影响他的形象，但这样一来却真正暴露了他的问题。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并不比他在这一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心态问题更加典型和深刻，他的软肋与其说是“文革”问题，不如说是面对“文革”问题的那种人格和心态。即便没有一份应有的雅量，如果能够皮实一点，余秋雨也不至于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名人，便无法逃脱被解剖的命运，而且这种被解剖常常会切中肯綮。知识分子看同类一向如同看自己一样明白，因为几乎都是通病。在批余的过程当中，不少人也暴露了自己的丑陋。
没有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可余秋雨一直没有为自己的“文革”问题付出过代价，连内心的代价都没有，所以历史地辩证地来看，他最终补上这一回也算应该。而别人之所以拿他的“文革”问题说事，就是因为他太聪明太游刃有余了，一直没有受过伤，一直没有付出过代价，这比“文革”中伤过人而后自己也被伤得不轻的人还让人过不去。
不必感叹人性的不完善，人性永远是丑陋的，自己也不尽美丽。也不必怨恨上天的不公平，这恰恰是公平的，这很符合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使人看到了某种类似于天道的东西。所谓天道，也许本来就是摆平人心的那种神秘的制衡力量吧？余秋雨现在稍微有点不舒服，那就对了，你已经舒服了那么久，让别人舒服一下也是应该的。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性，自有它的制衡的天性。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5）
《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不以一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余秋雨并非大鳄，围绕余秋雨的纷扰应该结束了。虽然人和文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作家、学者，主要还是应该靠文章来站住脚的。而对于读者和批评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鸡，而是鸡蛋，离开他的文去谈论他的人对于大家有什么意义呢？青年批评家张闳说得好，纠缠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杀“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实意义。
对于余秋雨来说，明智之举就是闭口，尤其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下。在宣布“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时，余秋雨说了一段非常抒情的告别辞：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终究会知道余秋雨这个不得不被十年骂声驱逐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招惹过人的人，一个在荒漠地区拼命行走的人。这段话颇有点英雄末路、悲怆谢幕的味道，余秋雨显然在以自己的退出向戕害和扼杀他的文化界提出抗议。但是，真的不如不说。好不好要靠别人来说，自己说好不算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秋雨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要为自己的封笔做一个注脚。可是，封笔还要宣布吗？你不写自然就封了。这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凸显了自己退出的尴尬和无奈。可是，退出文化界的话音刚落，又传出他担任大专辩论赛评委的消息，先前那些话全变成送给自己的耳光了。看来还是恋恋红尘呀。树能静吗？风会止吗？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后记：我是一个看电视不多的人，但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长的时间里，便两次在电视上看到了余秋雨的身影，一次是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次是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这算什么？梅艳芳式的巡回告别演出？可跟“百变天后”梅艳芳不同，你余秋雨还会好好地活下去，干吗这么急不可耐？越来越流露出小男人的本质：聪明而不大气。聪明必须在某种胸襟大气的统驭下方能为个人增色，否则只能沦为令人厌恶的小聪明，多不如少，有不如无。
一个痛斥媒体误己伤己的人，却频频与媒体有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希望有一家媒体是彻底爱护他的，怜惜他的，不触及他的痛处，让他好好地撒一把娇。可是，几乎所有媒体都不会回避他面对批评的态度问题。比如在《开坛》节目里，主持人问他面对批评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时，他的脸是红了又亮，似哭似笑的一个模样，实在尴尬得可怜可叹，作秀的结果是越作越不“秀”了。余秋雨越撇清，越把自己的气度问题暴露给大家了，本来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也注意到了，这是典型的出卖自己的行为。再这样下去，真不知他想把自己弄成什么模样。要知道，心口的痛是骂你的那些人，你再怎么在媒体上树形象，还是改变不了这些人对你的态度，只能徒增腻歪；而无关的公众再怎么同情你，也浇不透你的胸中块垒，何必呢？在《鲁豫有约》中，余秋雨说过一段话，意思是，马兰的父母看到秋雨这孩子在“文革”当中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却被这样对待，很难过……自怜得差点又哭了。你看，撒娇的毛病改不了了。可是，马兰的父母是疼爱你怜惜你的岳父岳母，这样的娇在他们面前当然可以撒，但别人与你没有这种关系，撒这样的娇有什么意思呢？快奔花甲的人了，还分不清哪些话是应该藏在家里说的、哪些话是可以出门说的吗？
（《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
看余秋雨告状慕毅飞 余秋雨的“苦旅”远没到头
余秋雨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别的文化人那里会什么事都没有，在他这儿，总能弄出轩然大波来。譬如“文革”干的那点事，实在小儿科得很，周扬能道歉，巴金能认错，你余秋雨何必非要摆出十分无辜的面孔？有人挑刺，至少说明人家对你的东西在乎。让人挑就是了，何必非要剥夺别人“咬文嚼字”的权利？一个当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人，辞掉了院长的官，却把整个天下错当成了剧院，结果，老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这回，余秋雨宣布将要封笔了，而且还要退出文化圈，不再参与文化活动了（7月22日《新京报》）……弄得我写这篇东西犹豫得很，因为无论我怎么说，余秋雨都无法再作答辩了，否则，怎么能叫封笔？那么，我就得下笔谨慎，不能有失厚道。
其实，即使余秋雨从今往后真的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了，余秋雨的名字也将永远留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他以《文化苦旅》为标志的新体散文或叫“文化散文”，作为具有原创价值的散文样式，绝对是对中国现代散文样式的重大贡献。文坛说好说坏，并不影响余秋雨的著作屡屡登上畅销书的榜首。读者用腰包里的钱来投票，那是最货真价实的民意。从心底里说，我对余秋雨的散文，有着深深的敬意。
若真要归隐名山，作一个“挥手作别西天云彩”的潇洒样，是最好的了。但积习难改的余秋雨，谢幕时留下的几句话，实在的不中听。
先是介绍他刚完成的《借我一生》。单听书名，就是自传性的。可天下写自传的人多了，犯不着由自己来说自己的自传“全部可信”。而且，证明“全部可信”的理由也很勉强：“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难道不是在长辈面前就能讲假话？如果写的人死了，就可以不说真话？记忆并不是很靠得住的，再好的自传也不能保证没有一点记忆上的失误。只要能如卢梭所言：我难免会把自以为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决不会把明知是假的东西说成是真的。这样一来，人们在读《借我一生》时，反倒特别留意，甚至可以断言，会有人专来“寻”假的。
自信，是优点；过于自信，就不免成了缺点。余秋雨没忘最后修正一番自己的“文革”形象，这次是拉出“工宣队”来作参照系。说在“文革”中，与工人、军队相比，中学生只“有过几天莫名其妙的行为”，可不知道为什么这“莫名其妙”几个字就能“澄清一些误解”？人们计较余秋雨的主要是他在“石一歌”写作班子里的表现，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真诚地认个错呢？
终于要走的理由，余秋雨说了两点，一是对文化圈的不满，这是肯定的。近年来，文化圈对余秋雨总是贬多褒少，惹得余秋雨动则得咎，自然是不满的；二是说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有大功告成的意味。其实，文化是个没有终点的“苦旅”，余秋雨这等大儒，有干不完的事。我本想大喊一声“老九不能走”，但转念一想，“老九”能到哪里去呢？文化人除非不活动，一活动不就是文化活动？余秋雨退不出文化圈，这回弄的，不过是一场“退场秀”，甚至弄不好只是推销《借我一生》的广告剧。
余秋雨，别让我不幸而言中。
（《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4日）
看余秋雨告状刘伟“余秋雨自杀威胁传媒”新证据
在曝出余秋雨要自杀的消息后，朱健国突然“消失了”几天，媒体上只剩下余秋雨一方对朱健国的指责声。据了解，原来这几天，朱健国离开了深圳的家，去了北京一个通讯条件不好的地方，一时无法对余秋雨方的说法进行反驳。就当记者无法联系上他时，他却主动打来电话，朱健国几次向记者强调：“我所说的的确是事实，但当媒体曝出那件事之后，我的家里接到一个威胁电话，我觉得在家里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去了北京，而并不是不敢站出来和余秋雨对质。”
对于《南方周末》一编辑否认提供余秋雨要自杀的说法，朱健国感到很愤怒，在征得《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的同意后，他给记者念了一封信，那是《南方周末》的那位编辑发给肖夏林的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如下：
肖兄：
我想你误解了。你知道我只是一个记者，版面主要是编辑再处理，包括我自己的稿子也是被删得乱七八糟的。
我非常抱歉，而且还有一篇稿子还没有发表，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此事，我会让编辑给你一个解释。你不知道，他知道我们在做这篇调查报告，余对我打电话说，要么他打官司，要么他自杀，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余秋雨文革调查”，你应该能够了解我们做这个题目的目的所在，等于是把余最不愿透露的一面透露出来了，你知道他现在有多急；我把样报和稿费寄到《北京文学》，你可以收到吗？
张英
最后，朱健国反复强调说：“由于余秋雨以自杀威胁传媒，而使夏其言（上海写作组文革问题清查组组长）关于余秋雨文革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关键证词未能发表，也使肖夏林、古远清对余秋雨的批评文章，变为了近似于向余秋雨道歉，这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决心。”当时站在朱健国旁边的肖夏林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对朱健国的说法，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则对此表示：“该说的话我也说过了，余老师还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应该属于朱健国和张英之间的事。”
而听到这事，张英在电话表现得很激动：“我没有和朱健国对过话，余秋雨也不认识朱健国，这事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吵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朱健国 8 月 16 日说明：此稿全文在《金陵晚报》 2004 年 8 月 11 日刊发后，不知何故，未能按惯例上《金陵晚报》网络电子版，致使外地传媒无法转载。现经记者刘伟传来该稿，贴与网上，以正视听。我因到长春参加全国第三届杂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