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

兑换为外币或金银，寄出国外。罗说服国会把金属硬币贬值5％，以后又贬值10％，甚至禁止人民持有500利弗尔的金属硬币。这时，通货膨胀加剧，而密西西比开发也成泡影。摄政王又宣布纸币将贬值30％，遭国会驳回。于是形势更加混乱，股票价格急剧下跌，最后成为废纸，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法国金融体系崩溃，1720年底，罗逃走，最后1729年于贫病交加中死于威尼斯。罗骗了所有的人，最后自己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上一切骗子的结局。　　　　
　　　　　　　　罗的骗术来自他对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无论罗的骗术如何卑劣，他对一些问题的见解还是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罗的这本书于1966年又再版重印。　　　　
　　　　　　　　罗的正确预言之一是认识到信用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纸币代表金属货币的重要性。他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他认为合适的货币供给应该包括法定纸币、银行纸币和股票、证券。由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成本低，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纸币可以流通而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现的信用。罗发行纸币的基础也是国家信誉和抵押品。这也是他开始时成功的原因，可惜他以后违背了这个原则，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其实许多发生过超速通货膨胀的国家也正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罗是现代银行信用制度的预言家，也是滥用这种信用的先驱。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章

　　　　　　　　罗还认识到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他与18世纪的一些学者一样是货币非均衡论者。他认为，在就业不足时，增加货币供给（纸币）将在不提高物价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就业。产量的增加会使货币需求增加，吸收多发行的货币。而且，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货币的扩张还会从海外吸引生产要素，进一步增加产量。这与以后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中性论不同。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观点又得到了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罗也是预言家。与一些既无学问又爱胡说八道的骗子相比，罗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　　　　
　　　　　　　　如果罗能按自己的理论有节制地发行纸币，并用于振兴法国经济，罗就是用货币刺激经济的先驱了。可惜历史没有假设，罗的骗子本性也不会使这些假设成真。读罗的传记和记载密西西比计划的论著总令我叹息，也使我想到那些才华和骗术都远不如罗的人。　　　　
　　　　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大多享其天年，不像政治家或商业大亨那样有不少死于非命者。但事情总有例外，18世纪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ion）　就是一位。　　　　
　　　　　　　　坎蒂隆家族是爱尔兰的名门，长期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1716~1720年理查德·坎蒂隆随其叔父在巴黎经营银行业，同时经营丝绸和酒业。约翰·罗体系实施时期，尽管坎蒂隆已预见到其破产，仍敢火中取栗。他及时将股票出手或转为不动产，在几天内就赚到了几百万利弗尔，并去了荷兰。他回到巴黎后曾遭到起诉，但他胜诉了。1720~1729年他历游欧洲各国和英国，1929~1732年又生活在巴黎，以后又经布鲁塞尔回到伦敦。1734年5月14日他的房子被烧，他亦死于这场大火。后经调查是当他的厨师11年之久，一周前被解雇的法国人约瑟夫·德尼耶（化名勒巴纳）为谋财抢劫而放的火。可惜凶手逃至荷兰，没有受到惩罚。世界上死于这种非命的经济学家大概只他一位。　　　　
　　　　　　　　坎蒂隆之所以受到重视，是他写过一本题为《商业性质概论》的书。这本书的命运也与他一样曲折而不幸。据最新研究，这本书是1728~1730年间他在巴黎写的。英文稿据信在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手中，因为早在1749年他的《论贸易和商业大辞典的体例、使用和重要性》的译文中已印录了该书的大约6000字，在其《商业和贸易大辞典》中又辑录了该书的几乎全部实质部分；在其《大不列颠的真正体系》（1757）中又收录了该书第一部分第11章的部分内容。《商业性质概论》一书还有作者为朋友而译的法文译本，该手稿曾在重农学派米拉波侯爵手中达16年之久。这份手稿后来回到其合法主人手中，1755年出版了法文版；1767年出版了意大利译本。1931年根据法文版和波斯尔思韦特的辑录出版了英文版。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该学科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它对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发生过影响，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受影响最大。这本书被称为威廉·配第以后到亚当·斯密之前最重要杰出的经济学著作。就其思想和理论内容而言是重农主义的重要先驱。在亚当·斯密之后，这本书被埋没了。1881年杰文斯发现并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予高度评价，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坎蒂隆这本书的标题是关于“商业”（Commerce）问题的，但当时法文中的商业一词与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同义，因此，实际是关于经济学问题的。用米拉波的话说，这本书“包括了除税收外有关这个课题的一切内容”。该书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17章）论述财富，即财富的定义与财富的源泉，以及经济活动在村庄、集镇、城市和都市条件下的社会背景，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层次；还包括阶级和人口，价值与价格这些内容。第二部分（10章）讨论价格、货币和利息。第三部分（8章）论述国际贸易、外汇、银行与信用。这样广泛的论题绝非以前和同期的小册子可比。它为以后的经济学论著勾画了一副蓝图，是对以前各种论述的一个总汇，称为“概论”恰如其分。　　　　
　　　　　　　　这本书对国际硬币流通机制、不同职业工资的重要性、人口论、农业剩余、工业剩余以及工业部门利润率趋向均等、剩余分配理论、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区分等问题的论述受到以后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从方法论来说这本书把抽象法与归纳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坎蒂隆论述的商业性质指抽象掉各种特殊条件或因素的自然性质。这就是说，他抽象掉各种具体商业的细微差别与历史制度差别，论述一般商业。先论述实物经济（第一部分），再论述货币经济（第二部分），最后是国际贸易（第三部分）。这种抽象分析法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沿用。同时，他又不是空洞地推理，而是从日常实践经验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他对实际资料相当熟悉，并读了当时许多经济学文献。所以，读来相当有趣。　　　　
　　　　　　　　应该说，坎蒂隆和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的知识和理论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实践。坎蒂隆多年从商与游历是他这本书的实践基础。他在丰富阅历的基础上写出了这本书。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理论家已经可以在书斋中作学问了，但要使经济学有生命力，能学以致用，必须来自实践，回到实践。经济学要从生活中来才能生命之树常青。　　　　
　　　　　　　　从今天的角度看，坎蒂隆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但历史是一个过程。今天的经济学正是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经济学家一代代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对于许多人来说，无须了解坎蒂隆这样的人，但总要有人能对历史作一点总结。我写这篇文章正是想引起学者们对坎蒂隆这样我们并不熟悉的经济学家的了解与研究。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　　　　
　　　　　　　　重农学派是重商主义之后，古典经济学之前法国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的形成以1756年其代表人物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为标志，它的结束以1776年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哥失去政府高官地位为标志。这个学派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重农主义是在反对重商主义和法国封建王朝中形成的。他们倡导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秩序，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口号。他们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同时他们也重视整体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重农学派有一个与其他经济学派显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极为向往。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来过中国，但为什么如此向往中国呢？这是经济学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重农学派是自由经济学派的鼻祖。　　　　
　　　　　　　　其实迷恋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重农学派，在17～18世纪，欧洲文化界都相当迷恋中国文化。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流传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16世纪80年代以后，　　　　魁奈的著作在中国曾多次出版，这是60年代的版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相继进入中国传教，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传到欧洲。也许是神秘引起兴趣，距离产生美感，中国成为欧洲人仰慕的对象。欧洲文化名人：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都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莱布尼茨发表过《中国新论》。伏尔泰根据中国的《赵氏孤儿》写成剧本《中国孤儿》，并在法国上演。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把中国作为秩序良好的榜样。狄德罗亲自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中国”和“中国哲学”两个条目。重农学派作为欧洲文化中心法国的学者对中国的迷恋与欧洲文化的这种大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都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魁奈年轻时曾当过雕刻学徒，当时雕刻艺人崇尚中国艺术风格，这恐怕是他中国情结之始。魁奈后来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居住达15年。当时宫廷内风行中国时尚，庞巴杜夫人又是中国文物迷，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魁奈。魁奈把中国作为理想王国，并在该学派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上著文赞扬中国文化。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有欧洲孔子之称。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写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该书把中国作为接近理想的模式，并在该书中第一次系统说明了重农学派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这本书受到重农学派成员的高度赞赏。　　　　
　　　　　　　　杜尔哥是“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马克思语）的代表。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与两位留法中国学生的直接接触。使杜尔哥了解中国的，最早是曾来过中国，并写了《一个哲学家的旅行》的普瓦弗尔。杜尔哥非常关心中国对农业的保护及重农思想。所以，当有两名来自北京的留法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杜尔哥建议由政府出面挽留他们再留一年。他们俩人受到杜尔哥的热情招待，被称为“杜尔哥的中国人”。杜尔哥的名著《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为了满足这两个中国学生的要求而写的。这本书是作为为中国学生所写的另一本书《中国问题集》的“总序”而写的。《中国问题集》包括四个部分52个问题，　　　　重农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活跃于宫廷，他们中应该有人与这位贵夫人有过交往是让这两位中国学生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状况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解答，以便法国人全面系统掌握中国的资料。《财富的形成和考察》是为了使中国学生理解上述问题而写的总序。杜尔哥在这本书中概述了重农学派的理论。　　　　
　　　　　　　　中国当时是一个封建社会，重农学派是反封建的。为什么重农学派会有这份中国情结呢？　　　　读了这本书你会知道魁奈如何美化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一位自由主义者称赞专制制度也许是距离产生了美　　　　
　　　　　　　　重农学派是打着封建招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他们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流通的系统解释，代表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这一学派中许多人出身于封建贵族并且是达官贵人（魁奈长期担任法国宫廷御医，杜尔哥在政府任高官），因此，总打着封建招牌，把自己说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重农学派把自己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言人，所以仰慕封建社会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就不奇怪了。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3章

　　　　包括重农学派的法国启蒙学派是拥护开明专制制度的，他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防止革命。流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