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2期

有时农田活忙了，吃饭晚了，就烧着麦秸秆和枯草，取炉火照明洗菜做事。往往一屋子都是烟，熏得人直咳嗽。　
　　晚上一盏小油灯早早就吹熄。　
　　第二年清明节很快就到了，我们几家人到关口后山上给外公上坟。一路上扔野菜团子，说是打恶狗饼，每人头上系根白布条，表示孝敬，祖宗保佑着，凡有厄运来临，必先显灵，让后辈逃脱。他们剪了好些纸人纸马纸牛羊，还糊纸房子纸床，在坟前烧掉，说是这样亲人在阴间可享受。　
　　上完坟回来，二舅说要带我去大石寨。我以为是村子里的石寨，说我自己就去得。大舅说，村里的是小石寨，江边有大石寨，川江上下都有名，就在江边山崖边上，有十二层，高入云里。可是二舅给春耕病倒了，二舅妈就让村里一个老表把我送到表姨家。表姨说没去对了，因为那个地方早就被“闹革命，破四旧”的知青封了，里面的菩萨早就被砸得稀烂。　
　　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表姨就在把家里的碎布收集起来，用面粉做浆糊，抹在碎布上，做布壳，她将布壳剪下修鞋样，每天吃饭前趁着天光扎几针。　
　　那是八月的一个大太阳天，大舅接到二姐代母亲写来的信和寄来的路费钱，让幺姨送我回重庆上学。那一天我把村子跑了一个遍，最后我抱着表姨哭起来，表姨说，“乖女，你妈啷个会不要你。我就一直不信这点。”她也哭了，说真舍不得我离开。但是她为我能回重庆大城市而高兴。　
　　她和表姨父把我送回关口，那天傍晚幺姨也赶来了，她们一人拿出一只红布鞋，扎得结结实实，幺姨做的右脚上还绣了两朵小小的豌豆花。她们让我伸出脚来试，大了一些，说是要这样，我脚长得快，上二年级还能穿。不过幺姨说不全是她做的，因为她眼睛不好，二舅妈就接过去了。　
　　我问怎么一直不知道她们在为我做鞋子呢？　
　　她们说心里有这个预感，她们去神坎取了愿的，这样穿鞋的人才会一路平安，红色也是图个吉利，能走到天边，越远命就跟以前不同，起码比她们的命好。　
　　一群女人在大舅屋子里闹嚷嚷时，二舅把我叫出来，偷偷塞给我十块钱，我知道十块钱是个大数字，我手中从来没有捏过钱。所以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一向糯米兮兮的二舅说，你不要，等一会就把你捆在屋里，不让你走。　
　　我吓坏了，赶紧收下。他才放心地走了。回到重庆，我把这钱交给母亲，母亲拿着钱眼泪就流出来。　
　　幺姨在重庆城里很不习惯，她放心不下丈夫，就回去了。她走了，我的衣袖上还插了一根穿着线的小针，看见父亲的钮扣掉了，我就赶快缝上，可是被家里哥姐笑话，他们认为这是乡巴佬的做法，硬把针取走了，不准我插在袖子上。那双红布鞋，我从乡下一直穿到城里，穿到小学里，同学围着那双鞋子看，手工做的，即使做得细工细活，他们也笑个不停。不过我不在乎。我的脚长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穿不得了，剪掉后半截做拖鞋。等到我上初三那年，有一天我与姐姐下长江洗衣服，那双鞋子就顺水飘走了，我追不上，一个漩涡就吞没了它们。　
　　我很伤心。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回到关口，可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跟着那下山的路，去找丰都的表姨，可是表姨也不在。过了几年母亲告诉我，表姨去世了，先是那少爷生病死了。一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那少爷就是表姨的儿子，丫头生的，所以一直没法说。一解放，她更不敢相认，那亲生儿子还很小，亲眼看见父亲及一家人被枪毙，吓出病来。表姨就只好一直瞒下去。表姨临死才告诉幺姨，幺姨来重庆才说给母亲听，两个女人关在房里落了好多泪。　
　　我是后来才明白，母亲乡下的亲人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收留我，每家都困难，多一张嘴吃饭，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大家达成协议，每家分担。　
　　大姐是个大嘴巴，想必早就给我的亲戚说清我的私生来历，可是在那里，他们就当什么都没有过，对我比他们自家的孩子还好，如果只有一个叶儿粑，他们都宁肯自己不吃，让给我吃。　
　　如果我的母亲不是突发爱心，把我从农村接回重庆城里，让我上学识字，我恐怕也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世界最不少的就是诗人作家。但对我个人而言，命运就不一样了。我的三峡亲戚们再好，在中国也是三等公民。母亲若把我留在那里，我现在也跟着拆迁上山，每天做田，现在已经给孙子纳鞋底了。　
　　写到这里，我就非常害怕。　
　　从1992年人大决议建三峡大坝起，我的心就没法平息。我是长江的女儿，我是三峡的女儿。我有个愿望，想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这是我心口上的事，我“利益切身”的事。花了数年时间，写写断断。今年，2002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三峡，转道去母亲的老家，看到那儿一切依旧，虽然我认识的亲戚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乡下人苦命短，他们的坟，都在关口后山外公的坟边上。其他的亲戚年纪轻，我不太认识。有的人成天忧心忡忡，也有年轻人兴高彩烈，可以弄点钱重新开始。　
　　整个村寨几乎就和当年一样的苦，没有什么变化，整个中国大变，也真有许多一点看不到变化的地方，说是水库修成前就得迁或移到外省。寨子里人说，2009年三峡工程建成时，全部或基本被淹没的城市县城不仅有忠县和丰都，还有巫山、奉节、云阳、开县、万州、涪陵、长寿，光是集镇就有一百一十个淹掉。　
　　我站在山上，想起小时听过的故事，有一家人避逃灾难，得到祖宗帮助，靠一张毯子沉进湖底。有个昔日邻居想向这家人借一个犁耙，就对着湖连叫三声他们家里人的名字，不一会犁耙就升上湖面来。　
　　每当我想起母亲的家乡，就想起那双红布鞋，如果真有先祖鬼魂，那么有一天，当我也对着那个全世界的超级大平湖，连连叫上三声我那些亲人的名字，那双手纳的红布鞋会升上来吗？那个沉在水底的村庄，那个小石寨，那个大石寨。我六岁时经历的那个世界，在我整个灰暗的童年就像一线光，还会升出水面吗？　
　　但如果某一天我会再次经过早已沉没在江水之下的关口，当然只有坐船从上面过，我会顺水放上些花，就是那双红布鞋上的豌豆花，让花瓣沉没到我的三峡亲戚们的手里。　
　　《孔雀的叫喊》已出版，本刊不再刊载，请读者作者原谅。此文为该书后记。　

无聊笔记
阿　坚　
　　1。句头韵　
　　中国诗押韵绝对在句尾，符合传统听读习惯。句头押韵的诗就形成来说怎么样呢，我来试试：　
　　香烟在你的红唇之间　
　　伤感的烟缕仿佛是真的　
　　望望你黯淡的额头　
　　上面有你今天的日记　
　　句尾之韵就像一个句号。句头之韵就算“大写”一下。（欧美语言多有大写）。　
　　为什么尾韵比头韵听起来明显，琢磨起来似乎不是极其无聊。　
　　　
　　2。倒着写诗　
　　倒着写诗，即先写下诗的最后一行，再倒计着二、三……地往下写，直到写完第一行。“倒背如流”是夸张。倒写如流确实可以试一试。　
　　小说还有倒叙呢。再比如画人物，有先画轮廓的，有先点睛的。　
　　有的诗人写诗，先写下一句，他很可能不知这是全诗成型后的第几句。　
　　不乏一些短诗，你把最后一行当成第一行来倒着读一遍，仍然是正读的那首诗。　
　　　
　　3。我曾用阿拉伯字母来写诗　
　　很多阿拉伯数字已被赋予了意义。就拿“9”来说，美国人深知的“9·11”，中国人知道的“9·13”“9·18”。9个阿拉伯数字的谐音也已经世俗化，比如喜“8”不喜“4”。　
　　我曾用有意义的阿拉伯数字写过诗，是挺无聊的，只想试验一种形式。当然我还可以现写一首：　
　　7　6　4　5，　
　　8　9　6　4。　
　　9　9　9　9。　
　　3　7　2　1。　
　　　
　　4。诗人应是半个疯子　
　　诗人应当尽力拓展可能的语言或语言的可能，甚至也要肩负起拓展生活的任务。　
　　诗人绝对不能活得像百姓的常态，而应活得时而特别放松时而特别紧张，有些算半个疯子。所以诗人应有异常的禀赋。　
　　冬天的街头，我几次见过衣装很薄的疯子，坐卧自若，并未见其有挨冻之态。他们的食物也不洁净。他们除了脏，似乎挺健康的。至少可以说：疯子的抗冻性、抗病性（免疫性）要强于正常人。为什么，我也不会解释。我只是想：常人追求的名利色，疯子不理会，这将省去了多少心累心烦心急心恼——省去了多少身心的力量，所以疯子身上的力量富裕，抗个把寒冷，抗个把病菌就跟玩似的了。　
　　疯子活得太放松了。除了紧张时段，诗人放松的时候能这么放松么。并且，诗人该不该有紧张时段似乎也是个问题（虽然好多大诗人也都紧张过）。好像庄子、慧能没紧张过，他们的东西都是放松之作，充盈着诗意。　
　　　
　　5。小说家写诗　
　　写惯了小说且写得好的人，一般不正式写诗。我认识这样一个小说家，姓贾。他告诉我说：那一阵在廊房，我也写了不少诗，写起来还挺顺的，当时感觉也不错，可没过几天我都撕了——其实你看不看它都那么回事。　
　　我知道他的诗不会太次。因为我们与姑娘喝酒逢场做戏时，比过写诗写歌词，他的往往特受青睐。　
　　我想，小说家虽不写诗，但心里有诗的标准。他们的日常工作当然不是向着这个标准靠近，所以诗，对于他们来说较远，自己偶尔戏笔，也自认为是玩票，难能恭为诗作。　
　　小说家有诗人朋友，小说家也读遥远的诗作。他们或许会模仿荷马的句式或许会造一个崔健的句式，但他们写起自己的诗来，便觉往左够不到左面标准，往右也够不到右面标准；而立个自己的标准呢，他们又因自己不是玩诗这行当的而不敢断握。　
　　　
　　6。“诗歌小孩”　
　　现在，二十岁左右写诗的少男少女不少，他们的诗，青春、天真，佼佼者也不乏诗意或好玩，但那基本属于小孩诗歌，大人们看不看两可。我管这种写诗的小孩，叫“诗歌小孩”，他们活得就像甜美的诗似的。　
　　问题是，有的三十岁左右的人还是“诗歌小孩”，生殖器都像“老婚姻”了，还整些咿咿呀呀酷闭哇塞的东西；一顿都能吃俩窝头了还撒娇地要吃奶，这就让人别扭了。　
　　对这种“诗歌小孩”稍责未及骂，他们就委屈得受不了；可偶尔夸之半句，他们就自加上了八句。真没办法。　
　　　
　　7。卖别人的诗集　
　　我屋子里诗集太多了，不是我的，大多都是诗人送的。　
　　别人送我诗集，我一般都大概读一遍，或应要求写篇读后感——多数都是批评，至少也给人家写封信谈谈其诗。应邀写的读后感或者序都发不出——人家不再给媒体了。　
　　那诗码在书架上堆不下了——把维吉尔的《牧歌》和洛特累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都挤得不见影了。所以每两三个月，我都要把那些诗集送人，邮寄费就不少呢——寄给人家的好处是人家不能不要。　
　　还有一部分我就去卖掉。若纯是一捆诗集，旧书店往往不收，我就再加塞些朋友送我的小说或我买的一次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张君团伙覆灭记》等）。　
　　不是没人指责过我：你怎把朋友送你的书——亲笔签名的书，都卖了。我只能嘿嘿，说：对不起，那两天我缺钱花。　
　　偶尔我也在旧书店买过被人卖掉的哥们儿的诗集，比如那次的《倾听阳光》标的旧书价是“2。00”，可售书员眼误，说是两毛（0。20），我佯怒对她说：这么好的诗明明是两块，你非说是两毛，你什么意思你！　
　　　
　　8。“骇C”与诗彩儿　
　　那天与男高音竞马聊天，有关高音C（骇C），他说：国内观众（听众）有一种误区，好像男高音一定得唱“骇C”，并且在一场音乐会中唱的“骇C”越多越好，其实绝大多数的男高音并不怎么唱“骇C”，至少也是不以“骇C”为荣，有的人天生音高但表现力或修养却差，我不是天生唱“骇C”的人，但我也能唱，我是想唱一种真正的高音美声，那里面有文化、有精神，而不是想尽量往高了唱，我喜欢的也是我的老师——苛莱里、贝尔贡奇都不是以唱“骇C”为主的男高音。　
　　这一席话，让我思索起“诗歌中的彩儿”。有人写诗爱玩彩儿（即精彩、漂亮、仿佛高难的意象或单句），当然我亦未能免俗。我想，自然而然，势不可挡的彩，是挺好的；故意玩彩玩得溜的也无可厚非（比如高音方面的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