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

　　穿过老城犹太区。这里的居民都是虔诚教徒，平日穿着保守，言行谨慎。出乎意料，我在这里也看见了雪人！长裙拽地的女子，手里攥着雪球，调皮的等候“目标”。

　　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当天刊登记者们拍摄的雪中耶路撒冷：一个以色列男孩在哭墙边堆起雪人；一个缠着黑白格阿拉伯方巾的雪人也在穆斯林圣地金顶清真寺前微笑。

　　拉姆安拉

　　气象部门报道，耶路撒冷今天积雪25厘米。《国土报》说，这不是耶路撒冷历史上最大的降雪，1911年雪下了整整11天。但，这是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来第一场大雪。巴勒斯坦人索玛亚说，看惯了鲜血和爆炸黑烟，我们终于见到纯净的白色。

　　皑皑白雪掩盖差异。建筑外表同样用耶路撒冷石砌成，雪中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变得很象耶路撒冷；空气一样清凉，打雪仗的巴勒斯坦青年同耶路撒冷街头嬉雪的以色列人，笑声一样爽朗。只是巴勒斯坦人打雪仗的方式，实在招架不住。

　　市中心麦纳尔广场，当地青年三五成群，摆好对垒阵势。我想停下来拍照，被过路的哈米什一把拽进车里。“疯了吗？”他一踩油门，飞速穿越“雪球区”。我不相信，他们会朝外国人扔雪球，更何况我还举着相机。

　　哈米什坚持带我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拍照。他指着挡风玻璃上放射形、蜘蛛网般的开裂说，都是雪球惹的祸。雨刷也被打断，视线模糊时，哈什米一手抄起半截雨刷，探出窗外“手工”清扫，而另一只手还控制着方向盘。

　　在一条窄巷，我们遭遇真正的“风暴”。巴勒斯坦青年分立两旁，用雪球猛攻对面。我们的车子送上门来，他们突然“同仇敌忾”，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密集的雪球猛烈拍打车窗他们曾经这样用石头“招待”以色列坦克。

　　我抱头，车子鼠窜，终于杀出重围。哈什米说，你可以远远地拍几张。下车拍照，一颗“罪恶”的雪球还是发现了我。“平”一声，正中相机镜头。其它雪球随后赶到，打了我个落花流水。哈什米招呼，赶紧上车！猫腰往里钻，一粒雪球“领先一步”击中座位，我坐了一屁股雪水。

　　哈什米的朋友跳下车加入“战斗”。今天他们开车出来就是为了闲逛，尽管窗玻璃已经被砸坏。“砸了窗子，我并不生气，”哈什米说，“大家都是巴勒斯坦人，难得高兴。”一路上，再看到有人举雪球“守株待兔”，哈什米抢先指着碎玻璃喊，“已经砸了，放过我们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拉姆安拉处于封锁和宵禁之下，人们无法自由行动。解禁不过是不久前的事，而且以色列军队随时可能回来。哈什米的另一个朋友摩西说，26日早晨，一些驻守拉姆安拉外围的以色列士兵同当地巴勒斯坦儿童打雪仗。“许多士兵从炎热的以色列南部来，好不容易在巴勒斯坦见到大雪，”摩西说。

　　为了履行诺言，哈什米非要给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拍摄“嬉雪”场面。“一定有女　
　
　
孩子打雪仗，”他嘟囔着。终于，看到几个女孩挥舞铁锹，自扫门前雪。举起相机拍了几张，转身离去之际，一铲子雪还是拍到后背。

　　白雪掩盖下，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废墟不再狰狞。铲雪车进进出出，卫兵们自顾玩耍。我问一名卫兵，阿拉法特有没有跟你们同乐呀？他回答，主席怕冷，他会流鼻涕的。

　　离开拉姆安拉，必须经过以军设置的卡兰迪亚检查站。一些巴勒斯坦人契妇将雏，拖着大小皮箱过关。大雪狂风压垮了带篷的行人通道，过关的巴勒斯坦人深一脚，浅一脚绕道而行。雪，给他们带来麻烦。我质问把关的以色列士兵，以高效著称的以色列为何不及时修缮巴勒斯坦人通道？72岁的志愿兵基德龙两手一摊，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错。

　　祝福所有人

　　天气预报说，28日天空放晴，气温逐渐回升，25厘米厚的积雪将很快消融。这是巴以地区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雪。有些人无法亲眼见到，我的照片帮他们完成心愿。

　　19岁的以色列女兵玛雅家住耶路撒冷，却因驻守加沙地带埃雷兹检查站无法回家赏雪。26日我出加沙时，她说“带我走吧，我可不愿意呆在军队里！”。

　　当天晚上，从我的数码相机上看到雪景照片，她和几个扛枪的同伴高声欢呼。还有我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朋友们，他们无法得到以色列通行证，无法亲眼见到白雪落在金顶清真寺。看照片时，他们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安慰，隐隐的痛苦。

　　但愿老天惠赐巴以地区的不仅仅是白雪。

　特拉维夫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以“永不止步”为口号的城市；

　　全球10个美女最多的城市中排名第九；

　
　
　
　　安息日夜里2时，餐厅、舞厅门口还排起长队的城市；

　　2000年9月以来平均每两个月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的城市。

　　菜场

　　2003年4月4日，第一次去特拉维夫最大的露天菜场。同行的朋友说，这里是自杀爆炸“多发地段”。

　　天热起来。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市场一样，这里有湿漉漉的青菜、五颜六色的柿子椒，空气中充斥着鱼腥味和叫卖声。

　　乱花迷眼之中，突然看到几个歪歪扭扭的中国字：有猪肉。顺字迹引导，走进一家店铺，正前方垂下一只猪头，柜台旁边是满墙“伏特加”酒。原来是俄罗斯犹太人移民的店铺。

　　路越走越窄，人却越来越多。不知道前面将出现什么。忽然一个坐在高脚凳上的人挡住去路。他面前是一个小小的玻璃柜台，上面摆着应该冷藏的肉饼。他自己喝着酒，吆喝着，在大太阳下面。

　　突然，一个东西蹿到眼前。原来是叫卖的把草篮伸过来。“不要吗？”叫卖的笑笑，缩回手。

　　一个肤色黝黑的菲律宾女人带着小孩。小孩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头发，冲我眨眨眼。卖香菜的犹太大叔冲着他喊了一句希伯莱语，俯下身去掐一把他的脸。

　　胖大妈切开血橙，每个血橙中间插一粒草莓。艳乍艳乍。

　　姑娘买了白里透粉的花儿，边走边嗅，引来无数路人眼光。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正酣。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挨打”的最前沿。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发射39枚“飞毛腿”导弹。

　　今天的特拉维夫，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提着防毒面具。

　　拉宾的城市

　　特拉维夫街头，经常看见汽车后盖上贴着一条不干胶：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照片，旁边写着“94·11·5”。1994年11月5日，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特拉维夫广场遇刺。

　　拉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率军攻入老城，为犹太人夺回圣地哭墙；他最终“铸剑为犁”与巴勒斯坦人签订《奥斯陆协议》，一年以后却倒在内部反对者的枪口下。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工党总部，拉宾生前曾经担任工党领袖。如果跟耶路撒冷作比，特拉维夫人的政治观点总体上更加“鸽派”。

　　“他们说，阿拉伯人，你给他加沙，他们就要阿什克隆，给了阿什克隆，他们就要海法……但你总得给他们机会，他们也知道有些东西要不来了……”丹尼尔是一名以色列电影导演，经他剪辑的一部记录片曾经得过国际大奖，内容是一名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男孩折断了腿，却拿不到去以色列治疗的通行证。因为必须有人陪同，而他的爸爸太年轻（以色列规定25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不得出关），妈妈曾经向以色列坦克扔过石头。

　　汽车收音机里开始播送新闻，丹尼尔立即把音量调大，大家竖起耳朵听。我只听懂“巴勒斯坦”、“扎耶通”两个单词，知道指的是当天凌晨以色列进攻加沙城东部扎耶通区，打死三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新闻播送完毕，丹尼尔立即关上收音机，与同车的朱蒂咒骂一通。他们说，不喜欢以色列现任总理沙龙，“恨不得有个人把他干掉”、“隔离墙从巴勒斯坦人门前经过，当然他们不高兴啦……”

　　丹尼尔说，有时他不得不关掉电视机、收音机，因为不想再听新闻。

　　“看，你还可以‘拒绝’新闻，但我必须紧跟新闻……”我的话还没说完，丹尼尔说：“可是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过一辈子，无论如何你要离开的！”他说，即使现在把他放到伊拉克去，也不会比在以色列更难受，“因为那是他们的战争，与我无关。”

　　丹尼尔希望巴以之间立即达成和平协议，无论协议内容如何。“难道你们不想与阿拉伯人争夺圣殿山的主权吗？”“得了吧，”丹尼尔的嗓门高起来，“用我的一辈子来争那块黑石头？”“黑石头”指的是耶路撒冷老城金顶清真寺内的黑色岩石，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圣石”。

　　“流血冲突对于你们特拉维夫人有什么直接影响呢？餐馆照去，舞厅还是一样热闹……”“直接的，不见得，但整个经济坏掉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差点儿被炸死，或者已经在自杀爆炸中丧生……”

　　《奥斯陆协议》签订的同一年，1993年，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实施第一起自杀式爆炸。拉宾遇刺的广场一侧，有黑石砌成的纪念碑。一个过路的以色列女孩说，《奥斯陆协议》行不通，却并不妨碍拉宾的伟大；因为10年前，谁都不可能知道局势会恶化到今天这个样子。

　　附：《因拉宾之名巧遇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本·古里安》

　　因拉宾之名——巧遇以色列国防部长

　　2002年11月14日傍晚，耶路撒冷一家普普通通的青年旅舍接待大厅里突然热闹起来。有人张贴宣传海报，有人摆放鲜花，还有人打出大幅标语：“耶路撒冷和福阿德在一起”。　正巧住宿在此的我向人们打听，得到的回答是，以色列工党领袖、前国防部长本·埃里泽将来此讲演。

　　“福阿德”就是本·埃里泽。那是他的伊拉克名字，现在成了以色列人呼唤他的昵称。他1950年生于伊拉克，13岁独自来到耶路撒冷。今天的讲演是为11月19日工党主席选举制造气氛。


一会儿的工夫，一个平时供各国自助旅行者喝咖啡、聊天、跳舞的大厅装扮成了会场。四周贴满本·埃里泽的宣传画。主席台前鲜花簇拥，左侧是讲坛，讲坛右边放着一帧装在镜框里、10寸大小的拉宾像。这家以1995年遇刺总理“伊扎克·拉宾”命名的青年旅舍3年前开张，主人是拉宾的崇拜者。接待处有一张剪报拼贴：1993年克林顿、侯赛因和拉宾在白宫草坪；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剪报周围用包括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写着“和平”。

　
　
　
　　这是一场本·埃里泽支持者集会。与会者大约200多人，中老年居多。认知科学家伊万博士说，他们都是工党老党员。每位来宾都在入口处得到一支鲜花和一个可粘贴标签“我信任福阿德”。希伯莱语“信任”，　在这里是个双关语，又表示“和福阿德在一起，我感到安全”。

　　原定时间过后半小时，本·埃里泽姗姗来迟，但迎接他的场面相当热烈。老党员们纷纷上前拥抱、亲吻他，还有人献花。

　　根据安排，本·埃里泽讲话前，三名工党代表轮流发言。伊万博士说，三名代表的发言大同小异，都强调“福阿德是个打过仗的人”、“19日福阿德必胜”。集会组织者又开始散发本·埃里泽的简历：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1983年参与巴以和谈，一年后进入议会，开始政治生涯。

　　轮到本·埃里泽了。他没有向前三名代表那样走上讲坛，而是直接站在主席台后致辞。首先他感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然后话锋一转，“阿拉法特利用‘恐怖’，大家应该放弃他，法塔赫相信‘恐怖’语言，以色列人中只有我，可以有办法与他们和谈。”

　　三名主要工党领袖候选人中，只有海法市长米茨纳没有明确说不与阿拉法特谈判，尽管他也表示“一旦重开和谈，将在巴勒斯坦人中寻找新方法、新领导、新道路”。

　　“如果我继续领导工党，和平进程一定会取得突破，我相信我们离此已经不远了。”本·埃里泽说。我身边坐着的一名工党成员不时将本·埃里泽的话翻译成英语告诉我。

　　接着，他解释了工党为何退出沙龙联合政府、与沙龙在财政预算上的分歧，指责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缺乏整体规划。

　　屏幕上放映一部关于他个人经历的短片。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网站当天刊登一篇文章说，由于三名工党领袖政治纲领相近，选民们其实只是在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