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

　　午夜2时，“突突突”的飞机声由远及近，在近处停留一阵，又远去了。

　　第六日。早晨7时，一名哈马斯成员开着插以色列国旗的汽车，装着300公斤炸药，冲击犹太人定居点。而以色列士兵呢，早就接到袭击警告，守株待兔。虽然打死了司机，汽车还是爆了炸，4个以色列士兵嘴角挂血负伤的照片登在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上。

　　然后，F—16飞了一天，极低，声音大得窗户都颤动。

　　加沙就是这样，平静超过一个星期，你就该怀疑自己在发梦了。

　　吃晚饭的时候，窗外一瓦陀日，红霞满天。可是F－16疯了一样在头顶呼啸。如果照片还可以记录声音，眼前这幅便是无须注释的“加沙”。

　　夜幕降临，黑色中透出点点星光。还有一个小红点——F－16或是“阿帕奇”的夜航灯，在云层里穿梭。我又不合时宜地想起“彩云追月”。

　　第七日。半夜2时，手机响。我就知道又不是什么好事。自从3月22日早晨5时多接到“亚辛遇刺”的那个电话，我一听见“午夜凶铃”就紧张。

　　果然又是爆炸。说是市中心的一所民宅，其余不祥。几分钟后，又来消息，居然是加沙警察部队总司令家叫人炸了，而他和家人在爆炸前“一分钟”离开了。

　　遥控炸弹。巴勒斯坦内部火并。据说也许就是埋炸弹的打电话叫他离开，爆炸只是个警告。各方都不按规矩出牌了。

　　另外，以色列军方公开道歉，在西岸抓捕哈马斯的时候，“误击”一名大学讲师致死，而这名讲师与哈马斯没有半点关系。

　　飞机继续在飞，下午2时啸叫得厉害，“阿帕奇”的声音由远及近，我准备好接着听到“咚”一声爆炸，但声音又远去了。

第八日。经过等待和如履薄冰的一段路程，终于到达埃雷兹检查大厅。玻璃门后，4个外国电视台记者正准备进入加沙，其中一个在这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就戴好了头盔。还是大兵塔勒过来办手续。他说：“周，记住8月11日，我就要服满三年兵役了！我要离开埃雷兹啦！”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那里传来真正的好消息：进出加沙记者必须5人同行的规定已经取消　
　
　
，记者可以单独过关。看来不只我一个人打电话抱怨。

　　出关。大路朝天。我的眼睛不躲不闪迎接白花花的阳光。汽车收音机里，希伯莱语和英语歌曲热辣辣翻滚而来，终于天高地远。

　　一口气开出很远，停车路边，迫不及待拨出几个电话报平安。

　　1时30分，进入耶路撒冷。几个小时后，坐在西耶路撒冷美国领馆对面的草坪上晒太阳。有以色列人牵着两只骨瘦如柴却一脸高贵相的狗翩翩而来，我告诉同事，加沙见不到狗。有人说因为阿拉伯人不喜欢狗，也有人说连年战乱中人都吃不饱，野猫野狗渐渐遁去。

　　看见两个穿Ｔ恤短裤的以色列孩子放红色三角形风筝，想起加沙那些赤脚的巴勒斯坦孩子，拽着打卷的磁带芯子、一头系着无形状的白纸，一样放上天去。

　　加沙的贫穷和绝望，注定长久郁结在我心里。

　　重返埃及

　　5月，奉命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休整。

　　咿咿呀呀的乌姆·库尔松歌曲，70年代黑白电影里穿短裙的埃及妇女，软绵绵的阿拉伯语口音……一推开埃及驻以色列使馆签证部大门，熟悉的一切扑面而来。

　　2000年10月至次年6月，我曾经在埃及开罗大学旁听。四年了。

　　据说喝过尼罗河水的人必定回来，否则会死掉。别人都说，“废话，谁都会死掉！”我心里还是有些别样。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上说，最近埃及甲肝肆虐，建议到那里旅游的以色列人不要饮用当地水，改喝进口矿泉水。

　　4年。一切一切，都在心里活起来。阳光、市声、尘土、摩肩接踵……

　　5月12日拿到去埃及的签证。

　　几天后起飞。一架小飞机，空空荡荡。乘客不足10个。飞行时间应该是1小时30分。一路狂颠，提前20分钟到达。还没感觉起飞，就从犹太国家，到了阿拉伯世界老大埃及。

　　舷窗外，突然灯火通明。“千塔之城”在机翼下，象一块通了电的集成电路。绿灯是清真寺，黄灯一串是桥，黑漆漆蜿蜒曲折且沉默着的，是尼罗河。

　　金字塔呢？不辨方向，也看不清物体，我还是把鼻子紧紧贴在窗户上，期盼金字塔的身影奇迹一般突然出现。

　　奇迹没有发生。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

　　机场外币兑换所开着，决定先换些埃镑备用。Thomas　Cooker里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熟练地点着埃镑。一美元兑换6。18埃镑。四年前，一美元兑换4个多埃镑。“因为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坏，”小伙子回答我的疑惑，“物价都涨了。”收好钱，正要走开，他竖起手指，追加一句：“只有一样东西降价了人。”

　　机场，遭到近两个小时的盘查，皆因我从以色列飞来。低效而可爱的埃及，一切都与记忆的底片重合。

　　出机场，坐汽车飞驰，黑夜、灯光，是开罗最美的面纱。

　　坐到尼罗河边，风吹得人微醉。豪华宾馆环抱之中，尼罗河水轻声慢语。不耐烦的，是亮着大红大绿彩灯的游船，一路洒下欢快的阿拉伯歌曲，船上的姑娘大大方方跳起“肚皮舞”，不知道看风景的人正在看她。

　　桅杆，灯火，车流，音乐……喧喧腾腾的开罗，中东最大的城市。世界真大，隔了一小时的行程，就是两番天地。

　　几天后，以色列朋友发来电子邮件，说埃及歌手Sh’aban　Abed　Al…Rahim，一曲《我恨以色列》已经卖到1500万份。出门找到家音像店，四面贴的都是当红女歌手Elissa直勾勾的大眼睛，新专辑的名字是“最美丽的世界”。

　　开罗在我的记忆中，而我并不在状态。这时候，不该来开罗。网上一条消息叫我捶足顿胸：“以军准备17日夜在加沙南部拉法展开大规模行动”。深夜总有轰炸消息传来。领导说，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整”，什么都不要想。怎么可能呢，每天早晨第一件事仍然是点开以色列《国土报》网站，仍然是查收新闻中心发来的邮件。MSN上碰到巴勒斯坦摄影记者，经常告诉我谁谁谁现在在打得最凶的拉法。

　　尼罗河桥上多了勾肩搭背、公开恋爱的男女，我这个来自加沙的人，看得有点不习惯。

　　当天晚上1时收到消息，加沙城又遭轰炸。

　　隔天去一个埃及朋友家做客。买礼物时不当心把以色列谢客尔付出去，对方看了我半天。

　　“加沙怎么样啊？”“地狱。”见面总是这两句。朋友家离机场不远。凉台上不断有隆隆的飞机声掠过，我总在0。1秒的紧张之后清醒。

　　在朋友家看一部埃及电影，居然跟巴勒斯坦“人体炸弹”有关。结尾处的镜头是加沙，巴勒斯坦少年们托着一块长长的黑布游行，上面是所有“烈士”的名字和编号。100，101，102……1001；1002……

　　我有点喘不上气来。

　　5月20日，新闻里居然读到熟人的名字！“熟人”就是和我一起在埃雷兹工人通道遭到阻拦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贝内特。根据他本人的叙述，19日晚9时半左右，他在加沙一家医院门外正在用手机通话。这时走过来一名陌生男子，微笑着说“欢迎”，并作出要握手的表示。当这名陌生人抓住贝内特的手时，身边突然出现了另一名男子，两人猛地把贝内特拉向一辆停在路边、后门已经打开的“奔驰”轿车。贝内特拼命挣扎，大声呼救，医院内的巴勒斯坦警察闻讯赶来，经过一番搏斗，那两名男子跳上“奔驰”车仓皇逃去。此时，贝内特的衬衫被扯破，所幸身体没有受伤。

贝内特认为，遭到绑架的原因是“暴露身份”。而以色列《国土报》指出，法塔赫武装人员计划绑架外国人交换被以色列定罪的巴尔古提。

　　这是离开加沙以后，第二次看到熟人的名字。第一次是为路透社工作的巴勒斯坦摄影记者马哈茂德，以色列坦克发射炮弹，击伤了他的两条腿。

　
　
　
　　从以色列起飞

　　一个月后，从埃及返回以色列。送行的人还没到家，我已经从开罗机场降落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只一小时十五分钟，从埃及到达以色列。

　　飞机刚刚停稳，给等候中的同事打电话，对方问：“顺利吗？”“要看入境处，”我说。

　　曾经被带到机场一角、磁卡刷开三道门才可以进入的以色列国防部小黑屋，遭审讯两个多小时的经历心有余悸。外国记者，得到这等待遇的机率比较大。

　　办理入境手续的以色列女职员长相干练，手下麻利。心里暗想，如果她痛痛快快把章子盖了，顺顺利利让我过去，就夸她的耳环好看……“跟我来一下！”女职员起身打开背后的门，手里攥着我的护照。

　　“怎么啦？”心里一凉。“没事，例行公事，”她把我带到一扇小门前，让我在门外站着。护照递给里面一只穿黑衬衣的女人的手。门背后另一只黑衬衣的手，轻轻推门，门缝更窄，掩住背后的电脑屏幕。

　　几分钟后，护照递出来，“可以走了，”黑衬衣说。半松一口气，走向最后一道岗。最后一道岗女职员抽出我护照里刚夹进去的一张纸条，给旁边的人递个眼色：“你，到那边去！”显然，我护照里的纸条，跟她手里已经收到的颜色不一。

　　“你为什么去开罗？呆多久？在以色列干什么？住哪里？”我呆呆地注视着她的红唇一开一合，机械似的回答所有问题。十几个问题过后，我问，“可以走了吗？”“我还要去问我的上司……”“你的上司是不是叫‘基拉德’？上次他审问过我了……”“不，我上司是女的，现在不在这里，你等着……”

　　又过了一会儿。“对不起，有人在外面等我啊，是不是可以走了？我不是第一次遭到审问了……”红嘴唇笑了笑，“噢，上司来了！”又是一个黑衣女人。她们俩嘀咕一通，上司一扬手，“你走吧！”

　　手机重新有了信号。希伯莱文又回到眼前。

　　耶路撒冷的夜晚，凉如水。安静得几乎叫人痛苦。开罗满街闪耀的霓虹灯、吵吵嚷嚷的阿拉伯音乐、午夜12时都不关门的衣服店……统统活到眼前，活到脑海。世上最美妙的感觉，果然不是拥有，而是怀念。

　　接下来一个多月，几次试图重返加沙，但是都没有成功。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

　　购票单上写着机型：Jet　A320。想起那首离别时都要唱的歌：Leaving　on　a　Jet　plane，（坐喷气式飞机离开）。

　　没有歌里唱的那样百转千回，粘粘乎乎。只是到达机场的时候，心口扑扑跳了几下。以色列安检到底多情，起飞前两分钟才放行。穿制服的女孩说，已经打电话叫住飞机，然后一把拖起我，奔向登机口。

　　想再看一眼耶路撒冷，舷窗太小，隔壁法国小伙展开两版Le　Monde（《世界报》），只留下一线阳光。再伸脖子看，就弄得他很不自在。

　　离开前几天买的戒指戴在手指上，形似耶路撒冷城墙，参差不齐，最高点是大卫塔。临走前一天，参观大卫塔，两年来的第一次。偶遇的日本记者问，你是不是工作太努力了？

　　有些事情，总以为会有大把时间去做，最后却再也没有机会。

　　4月那天清晨，金红色朝霞照进窗户的时候，我在心中向加沙熟悉的一切隐隐作别。预感到再也回不来，却不愿相信是真的。

　　前天与加沙雇员阿马德通话告别，哭成个泪人。第一次哭得那么凶，仿佛要把自己抽干。

　　忘不了窗外狂泻14枚导弹的夜里，他3岁的女儿，嫩嫩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听，轰炸——”

　　出加沙的那一天，几个小时后，躺在耶路撒冷绿油油的草坪上。看瘦骨嶙峋却一脸高贵的宠物狗经过身旁，看以色列儿童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间飘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加沙的贫穷和绝望郁结在心头。

　　机场里没有落一滴眼泪。我的离愁别绪大概在出加沙的那一天挥霍殆尽。（完）


离开加沙两个月后的一天，穿上了裙子。耶路撒冷街头，商店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点怪异。

　　两年来第一次穿裙子。开始怀念加沙那个黑衣黑裤黑包黑相机的我。习惯了黑，没有想过要逃离，在黑色中沉淀下来，安静而木然。

　
　
　
　　穿上裙子的这一天，突然有些什么青藤一般爬上心头。朋友在电话里说，那是正常生活的呼唤。

　　“你终归要走的！”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经常对我说的话。记者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