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向东、再向东 作者:苏三

　　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去了中国，甚至更远。
　　首先，从KJV的翻译（见注解2）只能看出他们是朝亚述（Assyria）方向走去，但目的地看来并非那里。当时的印度半岛已经被雅利安人占领，所以这批人至多可以从印度过境。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是，4000年前的Assyria到底是准确地指两河流域地区呢还是所有亚洲地区？古代边界和地理概念。有那么清晰吗？大家是否注意到“Assyria”和今天的亚洲“Assia”是多么地接近！他们这个辞源上的联系怎么解释呢？围绕着这些一连串的语言问题需要一些专家来解答。
　　“and　he　die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his　brethren”中的“die”确实不能理解为“死”，已出版的汉语《圣经》版本也没有翻译为“死”是正确的。同时我怀疑《圣经》中许多所谓“die”都并非为“死”，而是“一种景况的转差”或者“被驱逐消失”。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离开的时候众兄弟前来送行”。这个“die”用得很漂亮、传神。
　　另外一个版本说到以实玛利建立的新国家的位置“在埃及的东方”。我的心在狂跳，以上所有这些信息表明，以实玛利的家族所处位置只能是印度半岛或者中国，甚至美洲！这是由《圣经》三种不同的版本表达的信息比照的结果。
　　首先，地理上“在埃及的东边”只有三个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还有一个是东亚和北美洲。但是，“And　they　dwelt　from　Havilah　unto　Shur；　that　is　before　Egypt；　as　thou　goest　toward　Assyria”却限定了他们是从迦南朝东北方向走的！既不可能是阿拉伯半岛，也不可能是非洲，更不可能是亚述，因为那里是他们祖先日思夜想的地方，他们就是从那里被分家出来的，现在连迦南这个次要选择也没有了，只能是个“下下选”，到更远更荒芜的地方去，那里只能是东亚！并且他们在新的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国家（their　country）”。
　　这支迁徙大军的突然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面貌。中国原始社会就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期嘎然而止，一般意义的国家雏形出现，尧舜禅让制突然变为家族血缘继承，青铜器突然出现并代替了红陶文化。从文明核心地区迁来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至今在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青铜这一发明的研制过渡期产品，直接就是成熟的青铜文明。青铜是一种多样合金，不是一种自然产品，是一种科学发明，与红铜不一样。那么中国人在4000年前突然间如何得到了青铜技术至今是个迷。假如是埃及人夏甲带来了青铜技术，问题将迎刃而解。
　　夏甲如果就是“夏后”，则到达中国之后的以实玛利就是“禹”。禹既没有按照以往中国当时的原始社会进行禅让，同时也没有按照当时的传统把王位传给兄弟，而是传给了儿子“启”。传说这个安排曾经遭到一些元老的质疑，但马上被平息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世袭制由此开始。传说禹建都于阳城①。
　　从发音上我怀疑“启”是以实玛利的这四子之一：基达、提玛、伊突、基底玛。但我最怀疑的是“伊突”，因为他的发音最有可能：Jetur。并且，我们不要忘记日后商朝有一位尊贵的俘虏就叫“伊”，当然尧的后代也有叫“伊”的可能。商朝的伊尹生活在我的河南老家嵩县。那里在古代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从仰韶时期就开始了，夏朝时期为附属国。
　　当我知道伊尹名叫“挚”时，我迷惑于他为什么又叫“伊”。不仅古代埃及国王自称为“太阳之子”，夏朝帝王也称呼自己为“太阳神”，难道“伊”也是一个自称为“太阳神”的人吗？因为古埃及“伊”就是“太阳神”。另外，“伊尹”又称“阿衡”，难道这是“Amon”的翻译吗？这是埃及人称呼“太阳神”的另外一种叫法。嵩县之“伊”很可能是个自称“太阳神”的部落首领，后来被俘，沦为商汤妻子的奴隶。“伊尹”一个人拥有如此多的名字其实是不奇怪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古代中东人有改名字的习惯，一个人一生有三、四个名字是很常见的。这个多名的习惯甚至在上个世纪也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当中，一个人不仅有普通名字，另外还有“字”、“号”，再加上一个小名，一个普通人起码会有四个名字。比如商末姜子牙，名尚，别号飞熊，字子牙。皇帝、大臣等还会多一个名字：谥号。但这个多名多号的传统想必自商周时期就有，并且只能王公贵族如此，至汉魏平民百姓才享受到多名的乐趣，这些史实令人玩味，背后颇有深意。
　　嵩县这里曾经是豫州伊阕地，商代为有莘之野，又称空桑②。嵩县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其成为古代文化汇粹之地，我深为出身在这个具有如此特殊丰厚人文资源的地区感到幸运。我甚至怀疑，假如没有故乡深厚的人文背景，我是否可以做出这整个破译工程。
　　夏朝姓“姒”（si）。“姒”的含义《辞海》解释为“诸妾年长者”，“夏甲”符合这个身份。《辞海》还说：妯娌之间也称呼“姒”。
　　对以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其他妾也来到了中国，但总体以“夏甲”为大。事实上，《圣经》确实说只留下了“以撒”在迦南，其他的都离开了。
　　自大禹开始，中国有许多治水专家出现，这应该是从埃及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埃及有著名的尼罗河，经常泛滥成灾，尽管一直没有彻底治服，但是埃及人肯定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恰好中国的夏朝是中国人大力治水的开始，而且夏甲本人即为埃及人，以实玛利的妻子同样也是埃及人，这些都奠定了夏朝的埃及色彩，治水必然成为这个朝代的主要特色和功绩。
　　我认为，中国的“母系氏族”并非如传统历史观中的介绍它是“父系氏族”之前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种巧合与偶然。
　　母系氏族只是东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既不明显表现在中东（看《圣经》中的家谱就可以明白全是以男性为主），也不表现在古代欧洲，只多出现在东亚或中国。其奥妙正在这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并且他的丈夫根本没有过来。这奠定了女人统治社会的传统基础，并且形成了长期以女性统治家族的隐性传统——约略可称“女主内、男主外”。商朝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母系氏族”的特征。这一政治制度进入文化领域，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阴柔特性，几千年来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贾母威风”，究其根源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影响构成的。
　　可以说，历史上母系氏族的存在是不断迁徙分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
　　中国的周朝明显没有母系色彩，原因可能是整个“但人”家族的出走。所以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查看，“母系氏族”特征明显的肯定为夏朝或商朝后人，否则可疑为周朝后人。因为周朝过来的领袖不再是个女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普遍明显尊重母亲而忽略父亲存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周朝后人，而是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夏人”或“商人”（甚至更早来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历史与中原文化同样久远。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8）
　　印度也一样模式，但是结果却不同。因为印度是向东迁徙的第一中转站，所以不仅印度的民族形成比中国复杂得多，也比中国经受了更多战乱。男性因战争而容易在社会中重新树立形象，所以印度尽管也有著名的女神，但是其位置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低，母系氏族在那里会远逊中国。印度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库，民族人种多到几乎无法统计，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印度面前小巫见大巫。这些都与他们和中东之间的不同地理位置有关。
　　向东的人种库确实是印度，但是向西的人种库却是意大利。意大利和印度就象是中东这个羊头上的两只犄角，他们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是中东向外迁徙的两个必然通道。中东向中国和美洲去几乎必经印度；而在他们向英、法等欧洲地区迁徙中，意大利也同样是主要的通道。伊朗和土耳其反而因为距离中东地区不远而保持了相对的中东特色。这个理论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得到验证，距离中东越远，人种就越纯，比如北欧，比如南美（但是要刨除近500年来明显的人种流动影响，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到美洲去）。
　　这里还可以顺便解答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未曾断流过，其他古老文明古国都断流了呢？因古代中国远离了“世界的核心”：中东。中东地区以及周边的印度和伊朗，都处于旋涡中心或紧邻，所以受到冲击的频率和幅度要远远大于古代中国和美洲。但美洲由于过分远离中东核心，后备虚弱，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帝国，以至于后来被欧洲列强近于灭绝。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无论在人种还是在文明体系最独特的远古“完卵”。作为一个未遭破坏的“化石王国”，中国必将在世界文化史中起到独特的历史研究作用。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学者应该为这一资源感到幸运，在这一相关历史研究课题中，中国人势必将“左右逢源”。
　　印度地区宗教的灵魂轮回以及静坐等，在古埃及早已有之。类似的轮回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依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来源却未必是来自印度佛教，我相信许多直接来自古埃及文化。中国人常说假如死者心肠不好，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在古埃及正有如此的道德系统。在更为详细的细节中死者的灵魂会放在天平中称量，一旦分量异常说明死者不善，就会被投入恐怖的地狱，获得恐怖的下场。中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就有类似的道德约束体系，他们与古埃及的信念是同样的，作为他们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过度，伊朗具有同样的道德体系。
　　莲花造型以印度佛教的符号著称，但是最古老的莲花符号应该是古埃及神话的一部分。古埃及人认为太阳是一个金色的孩童；每天从一朵水中莲花里升起，所以莲花在古埃及意味着轮回与复活，莲花的另外一个象征意义是生殖。这个符号在埃及的定型远远早于佛教的产生。尤其是一种蓝莲花更是因为长生不老的医药价值常常进入古埃及的各种艺术造型中去。所以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看到一些莲花造型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来自佛教影响，很可能他们直接来自埃及。
　　还有万字符，实际上中国仰韶时期的彩陶上就出现过清晰的“万字符”，佛教的产生远远晚于仰韶文化，所以根本不必在中国见到万字符就认为是来自佛教，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我们倒是可以考虑他们更早的来源，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说产生佛教的印度与中国有一个共同的文明来源。
　　基督教、犹太教等符号肯定也来自古埃及。从十字符，到世界末日概念，从蛇与太阳的善恶斗争，再到牛羊崇拜之争，复活与永生的主题，甚至三位一体神，最后是一神教在摩西出埃及之前的艾赫那顿法老在埃及的宗教改革，都似乎在为今天全球流行的西方宗教做着最基本的框架准备。
　　印度作为从中东迁出的民族证据，不仅他们的神话、宗教与审美系统中的符号几乎全部来自中东（如古埃及），并且他们又与中国衔接形成一个序列，甚至一直延续到美洲。这个特征从印度本土地理上的“先西方、后东方”发展模式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最先迁徙出来的人们居住在西边的印度河一带，后来人口逐渐多了才向东边的恒河流域发展。印度两河之间的发展差异几乎存在3　000年之久，印度河文明的发展开端可以从6　000千年前算起，恒河最热闹的时候却是在3　000…4　000年前。更东方的中国成型的文明实际上与恒河文明联系在一起。这些都说明了人类古代从中东向东向东、再向东逐步探索发展的痕迹。
　　为什么人类不一次迁徙到位？除了特殊原因外，谁愿意远离故乡呢，迫不得已也是就近，所以他们不会一次就全面迁徙到位。一个不断“向东”的迁徙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奔日”的过程，并且其中一个东迁的国家就取名为“日本”更是为人类这一迁徙壮举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深入了解印度的历史才会真正知道人类的残酷。这或许是印度宗教与神话传说繁多的另外一个原因：战争中的人们需要安慰和敬畏。从公元前15世纪到后来印度半岛被蒙古人征服的几千年里，那里的人们似乎就没有享受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