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创刊30周年外国小说巡展(下)

1
　　圣安娜风热乎乎地从沙漠上吹来，吹得春天留下的最后几片青草也变成了连鬓胡子般灰白的枯草。唯有夹竹桃依然盛开着，它们的花朵娇嫩而有毒，它们的叶子匕首般墨绿。我们——我和我母亲——在这些燥热的夜晚难以入睡。半夜醒来，　我发现她的床空着。我爬上屋顶，一眼就看见她那一头亚麻色头发在大半个月亮的月光辉映下宛如一团白色的火焰。
　　“这是夹竹桃花盛开的季节，”她说。“相互残杀的恋人们现在会把他们的行为都怪罪在这风上。”她举起大手，张开手指，让沙漠燥气舔过。在圣安娜风季节里，我母亲会变得有点儿不正常。那时我12岁，很为她担心。我希望一切都能恢复到从前的模样，希望巴里仍和我们在一起，希望风不要再刮了。
　　“你应该去睡一会儿，”我提议道。
　　“我从来不睡觉，”她说道。
　　我在她身旁坐下，一道凝望着城市，它嗡嗡哼响，闪闪发光，像深藏在某台不可捉摸的机器中的一个计算机芯片，恰如一只妖怪的手那样紧握着自己的秘密。她那和服式白色睡衣的衣襟在风中吹开了，我能看见她的Ru房，低垂而丰满。她的美貌犹如一把锋利之刀的刀刃。
　　我将头枕在她腿上。她身上散发着紫罗兰香水味。“我们是魔杖，”她说。“我们追求美丽与和谐，追求感官胜过情感。”
　　“魔杖，”我重复道。我想让她知道我在听她说话。我们的一组占卜牌，魔杖。她过去常常把牌摆开，向我解释那组牌，魔杖和硬币，杯子和利剑，但现在她不再解读那些牌。她再也不想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
　　“我们的外貌得传自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她说。“那是些体毛浓密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把他们的神砍成碎块，再挂到树上。正是我们劫掠了罗马。我们只害怕年老体弱，病死床上。别忘了你是谁。”
　　“我保证不忘，”我说。
　　下面的好莱坞街道上，警报器呜呜长鸣，剧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在圣安娜风中，桉树突然燃烧起来，焰如巨烛，富含油脂的沙巴拉灌木丛浓密常绿阔叶灌丛，主要由绿叶常绿灌木和灌丛组成的植被，见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晚夏季节灌丛植被异常干燥，常出现火烧现象。山坡呼地腾起火焰，炙热将饥饿的郊狼和鹿群纷纷驱下富兰克林大道。
　　她向着烤焦的月亮扬起脸，沐浴在它那炽热的光束里。“渡鸦眼月亮。”
　　“娃娃脸月亮，”我反驳说，头靠在她的膝盖上。
　　她轻轻地捋着我的头发。“那是背叛者的月亮。”
　　春天的时候，我们根本想像不到会发生这种创伤，还有这种疯狂，但那时它已埋伏在我们的面前，像一颗不可探测的地雷。那时候，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巴里·科尔克这个名字。
　　巴里。当他出现时，他是那么地渺小。比一个逗号还小，像一声咳嗽那样无足轻重。她是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遇见他的。那是在威尼斯的一个露天酒店里。像以往每次朗诵一样，我母亲身穿一件白衣服，她那色泽如新雪般的秀发映衬着晒成浅褐色的皮肤。她站在一株树叶如掌的大无花果树树阴下。我坐在堆放着一摞摞书的桌子后面。由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蓝鞋出版社出版的那些薄薄的小书是准备在诗歌朗诵会之后让我出售的。我在纸上画着无花果叶子、树枝，还有簇拥在掉落的无花果上的一群蜜蜂，它们吃着被太阳晒得发酵的果实，渐渐醉了，欲飞复又坠下。她的嗓音使我沉醉——深沉浑厚，暖如春日，夹带着一点儿外国口音，像上一代瑞典人的歌咏声。你如果曾经听过她朗诵，便会知道那催眠般嗓音的魅力。
　　朗诵会结束后，人们团团围过来，把钱递给我放进雪茄烟盒里，我母亲为几本书签了名。“啊，撰稿人的生活。”当人们将揉得皱巴巴的5美元和1美元纸币递给我时，她不无嘲讽地说。然而她是非常喜欢这些朗诵会的，就像她喜欢和她的撰稿人朋友们共度一个个夜晚，一边喝酒抽烟，一边把那些著名诗人贬得一钱不值。但她又十分痛恨这些朗诵会，就像痛恨她在《电影舞台》杂志那份讨厌的工作那样。她在杂志社的工作是剪贴其他撰稿人的文章。那些每个字能挣50美分的撰稿人不知羞耻地滥用套语、陈腐的名词和呆板的动词，而我母亲写作时会为了用不定冠词an还是定冠词the苦苦琢磨数小时。
白夹竹桃（2）
当她在自己写的书上签名时，脸上挂着习惯性的浅笑，一种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装出来的笑，她感谢大家光临时还不时地开个私人玩笑。我知道她在等某一个人。我已经看见他了，一个身穿短背心，颈戴纱线串珠项链的那个金发白肤的人。他面容羞涩，站在后面看着她，手足无措，如痴如醉。身为英格里德之女12年后，我在梦里都能认出他们来。
　　一个黑头发捋到脑后扎成一个拳曲马尾巴的五短身材男人挤搡进人群，递过手中的书请求签名。“我叫巴里？科尔克。很喜欢你的作品。”她在书上签好名，递还给他，甚至连他的脸都没仔细看一眼。“朗诵会后你打算干什么？”他问道。
　　“我有个约会，”她说，伸手拿起下一本书准备签名。
　　“约会以后呢？”他说。我喜欢他的自信，尽管他不是她喜欢的那类人。他胖乎乎的，皮肤黝黑，穿着救世军服装。
　　当然，她想结识这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羞怯的金发男子，他也向往成为一名诗人。他就是和我们一起回家的那个人。
　　我躺在装有纱窗的门廊中的床垫上等着他离去，望着傍晚的蓝色变成了天鹅绒色，靛蓝色，像一个无言的希望久久不肯消失，这当儿我母亲和那个金发碧眼白肤的男人正在纱窗的另一侧窃窃私语。线香熏满了空中，那是她在小东京城买的一种特制的香，没有任何香味，但价格不菲；它闻起来像木头和绿茶的气味。夜空中出现了几颗星星，但是在洛杉矶没有哪一个星座是对头的，所以我按新布阵把它们给串连起来：蜘蛛座，波浪座，吉他座。
　　他离去后，我走进大房间。她身穿白睡衣正双腿交叉坐在床上，手拿一枝蘸水笔在笔记本上写着。“千万不能留男人过夜，”她告诉我。“黎明总有办法罩住夜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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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魔听起来很可爱。有一天我会有情人，有了情人之后会写诗。我凝视着那天早晨她摆在咖啡桌上的白夹竹桃，一共三束，分别代表天、地、人，我想起黑暗中她的情人们那美妙的嗓音，他们那温柔的笑声，以及线香的气味。我触摸着花束。天。人。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什么东西的边缘上，某种神秘的东西像薄雾般环绕着我，某种我正在慢慢展开的东西。
　　那一整个夏天，我都跟她到杂志社去。她从来没有高瞻远瞩地想到送我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我也从未对她提过能否送我上暑期学校。上学读书我很喜欢，但是，要让我尽力与其他女孩相处融洽则是一种折磨。和我同龄的那些女孩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种类，她们所关心的事像马里的多贡人一样令人陌生。七年级尤为痛苦，我等待着又能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刻。《电影舞台》美编室是我的乐园，那里有蘸水笔，有插着彩色铅笔的旋转木马笔插，有桌子那么大的纸，有透明塑料膜和本戴制版点，有接头磁带，还有我可以用来拼画的废弃标题和照片。我喜欢周围大人谈话的样子；他们忘了我就在他们中间，说了许多最逗人的事情。今天，撰稿人和美编室主任马琳闲聊起杂志出版商和主编之间的绯闻。“有点稀奇古怪的圣安娜式疯狂，”我母亲在拼版桌那边评论道。“那个尖嘴厌食者和戴假发的奇瓦瓦小狗。奇丑无比。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不知该啄食还是吠叫呢。”
　　他们大笑起来。我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会大声说出别人只放在肚里的东西。
　　我坐在母亲旁边一张空着的制图桌上，画着就像切割｜乳酪似的切分着光线的软百叶帘。我等着听我母亲接下去还会说些什么，但是她又戴上耳机，什么也不说了，就像在句末划上了一个句号。这就是她剪贴时的状态，听着耳机里异国情调的音乐，装做她置身于遥远的散发着某种气味的火与影的王国里，而不是坐在一家电影杂志社的制图桌前剪贴演员访谈录，一小时挣8个美元。她神情专注地看着萨克托小刀的移动，裁着长条校样。她拿掉粘在刀上的长纸条。“我正在剥的是他们的皮，”她说。“是枯燥无味蹩脚撰稿人的皮，我把这皮移植到页面上，创造出毫无意义的怪物。”
　　撰稿人们哄然大笑，但笑得不自然。
　　当出版商鲍勃进来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我埋头用起丁字尺，好像我正在干着什么正儿八经的事情。迄今为止，他对我跟母亲来上班还没有说过什么，但是美编室主任马琳却告诉我要“低飞，避开雷达”。他从来不注意我。只注意我母亲。那一天他来了，站在她的凳子旁边，掠过她的肩头阅读起来。他就是想靠近她站着，触摸她那冰川牛奶一样白亮的头发，再看看能否看到她的衬衫里面。当他在她上方弯下身子时，我能看见她脸上露出的厌恶的表情，然后，好像是想使自己站稳似的，他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
白夹竹桃（3）
她装做吃了一惊，不动声色地用具有剃刀般锋利刀刃的萨克托小刀在他那赤裸的前臂上划了一刀。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胳膊，看见开始显现的血痕不胜惊讶。
　　“噢，鲍勃！”她说。“非常抱歉，我没看见你。你没事吧？”然而，她用那双矢车菊般的眼睛看他时的神情向他表明，她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切开他的喉管。
　　“没事，不过是个小小的意外。”他的马球衬衫袖子下面的胳膊上露着一条两英寸长的刀口。“不过是个小小的意外，”他稍稍提高声音说道，好像是想让大家放心似的，然后急步走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吃午饭时，我们驱车进山，把车停在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斑驳树影下，那粉白的树皮犹如女人的身体衬着神秘的蓝天。我们吃着纸杯酸奶，聆听着磁带录音机里安妮？塞克斯顿用吓人而滑稽的、慢吞吞的美国长音朗诵她自己的诗作。她朗诵的是关于她在疯人院里敲钟的情景。我母亲停下磁带。“告诉我下一行。”
　　当我母亲试图教我些什么时，在她注意我时，我感到很高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经常是难以亲近的。无论何时她突然对我表示关注时，我就会像在第一束集射的阳光下破雪绽开的花朵一样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用不着去寻找答案。它像一支歌，当疯安妮敲响钟的时候，光线滤过了法国梧桐，比B调降半音，我母亲点点头。
　　“诗非背不可，”她说。“它们必须变成你骨头里的骨髓才行。像水中的氟化物，它们将使你的灵魂免受尘世的软腐蚀。”
　　我想像着我的灵魂像吸收石化林中的硅化水一样吸收着这些文字，把我的林木变成排好的5号铅字。我喜欢我母亲用这种方法塑造我。我想陶土在优秀陶工的手里一定会感到幸福。
　　下午，主编降临美编室，拖着喷过东方香水的披巾，那香水味在她离开很长时间之后还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基特——一个生着一双过分明亮的眼睛，举止如惊弓之鸟般神经质的瘦女人——在穿梭忙碌时，涂着鲜红口红的嘴夸张地微笑着，她看看设计，检查页面，驻足在我母亲身后看看，指出该修改的地方。我母亲一抬手把头发掠到后面，就像一只猫在抓你之前的骤然抽动。
　　“瞧这头发，”基特说。“干你这种工作，这头发不危险吗？在上蜡机和所有其他机器周围。”她自己的发型呈几何状，染成墨黑，颈后剃得光光的。
　　我母亲不理她，而是让萨克托小刀脱手而落，像标枪似的扎在桌面上。
　　基特走后，我母亲对美编主任说：“我敢肯定她希望我去剃个平头。再染成她那种沥青黑。”
　　“吸血鬼，放荡，”马琳说。
　　我没有抬头看。我知道我俩之所以在这儿完全是因为我。要不是为了我，她根本用不着做这种工作。她会在半个行星之外，会在一片碧绿色的海中飘浮，和着弗拉曼柯舞的吉他乐声在月光下跳舞。我觉得我的内疚像一个耻辱的标记。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出去了。我画了一小时画，吃了一个涂花生黄油和蛋黄酱的三明治，然后不由自主地跑到迈克尔那儿，敲响了他那扇发出沉闷声音的门。三个插销拔开了。“正在放《克里斯蒂娜王后》，”他微笑着说。他是个与我母亲年龄相仿、脾性温和的男人，但由于饮酒和终日呆在室内而变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