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

　　“广宁坐赵州桥下，儿童戏累石为培于其顶，嘱以勿坏，头竟不侧，河水溢，不动，亦不伤。”
　　据《续文献通考》及《登州府志》：“孙仙姑不二，号清净散人，宁海县忠显幼女……父以配马丹阳，生三子。丹阳既弃家从道，重阳祖师画骷髅劝化之，又画天堂一轴示之。姑弃三子诣金莲堂祈度。重阳赠以诗，改今名，遂授以道要。”
　　《长春真人西游记》
　　丘处机远赴西域去见成吉思汗的事迹，随行弟子李志常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有王国维校注本）一书，详述经过及旅途见闻。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有丘处机旅途中的一首长诗：“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道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即察合台），修道架桥彻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郁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敦颠，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县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加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皆为雪。山前草木晓如春，山后衣裳冷如铁。”
　　丘处机、李志常一行，在西行途中见到成吉思汗攻破花剌子模诸城后屠戮之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云：“方算端（即苏丹，回教国王）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
　　近代上家新会陈垣先生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全真教甚为推重，书中说，“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三教祖之所为，亦先民表现之一端耳。”后记中又说：“……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诸人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
　　据陈垣先生考证，全真教历仟掌教，自王喆以后，依次为马任、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或、蓝道元、孙履道、苗道一（二次接任）、完颜德明。其中谭处端曾任教主，尹志平寿至八十三岁，《射雕》、《神雕》两书中写他们早死，并非根据史实。
　　全真七子和以后历任教祖未必都会武功，他们炼气修习内功，主要是健身却病之术。
　　在《神雕侠侣》书中出现的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近臣（“蒙古”两字的汉译，据说是耶律楚材所创），当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和他时相往来，作诗唱和。但耶律楚材信奉佛教，对于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优待（命丘处机通管天下僧尼，豁免道士赋税差役，但僧人不能豁免）十分不满，在他所著的《西游录》中对丘处机大肆攻击。今人姚从吾先生著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专文，详加分析，认为耶律楚材的攻击都是从宗教的偏见出发，不能成立。
　　《列仙全传》
　　《列仙全传》是明朝万历年间刊行的一部有文有图的道家传说故事书。
　　中国的神仙传记，以题名汉刘向撰的二卷《列仙传》为最早，陶弘景、葛洪、孙夷中、杜光庭、沈汾等相继有所编撰。最大部头的是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总仙记》，共一百三十卷，相信传说中的全部仙人都已包括在内，但已失传。《列仙全传》九卷，叙述了五百八十一位仙人的故事，起自老子、木公、西王母，一直叙至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其中许多并不是仙人，只是会幻术或得到皇帝封号的道士。在现存的这类书籍中，这是内容最丰富的了。
　　这书号称是王世贞编辑，又有李攀龙序，但多半是刊行此书的汪云鹏所伪托。汪云鹏是徽州“玩虎轩”书铺的主人，曾刊行许多附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和戏曲本子。“射雕”第四集中所附王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等六人的图像都出于此书。《列仙全传》中也有刘处玄与孙不二两人的故事，但没有图。
　　六幅图中所绘全真教六位领袖的故事，都强调神怪法力。
　　图中王重阳手中提铁罐，因他曾提铁罐乞食，他有许多特立异行，常人以为他是疯子，叫他“王害风”，风同疯，即称他为“王疯子”。马钰逝世那一天，对门人说：“今日当有非常之喜。”不久听得空中有音乐声，仰见仙姑乘云而过，仙童玉女，拥导前后，对马钰说：“我们先去蓬岛等你。”
　　当夜马钰在大风雷中去世。谭处端在高唐县写了“龟蛇”二字送给茶馆主人吴六，吴挂在茶馆里，后来邻舍失火，延烧甚广，只有吴六的茶馆不遭波及。
　　延祥馆中有枯槐一株，丘处机以杖绕而击之，喝道：“槐树复生！”槐树至今荣茂。郝大通图中所绘是他在赵州桥边头顶砖石小塔的故事。王处一图中所绘是王重阳飞伞二百里而传书的故事。
　　黄裳
　　《射雕英雄传》中所说的黄裳真有其人。近人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中考证宋徽宗访求天下道教遗书刻板的经过颇详。徽宗于政和三年下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所获甚众。政和五年设经局，敕道士校定，送福州闽县，由郡守黄裳役工镂板。所刊道藏称为《政和万寿道藏》，共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黄裳，字晟仲，人称演山先生，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先生神道碑》中说他：“颇从事于延年养生之术。博览道家之书，往往深解，而参诸日用。”
　　黄裳刊印道藏的名气很响，后来明教刊印经书，也借用他的名字。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明教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　
　
后　记
　　《射雕英雄传》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商报》连载。
　　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心头甚感辛酸。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曾拍过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曾译成了暹罗文、越南文、马来文（印尼），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等种类也颇不少。但我自己，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了些进步。
　　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当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
　　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如小红鸟、蛙蛤大战、铁掌帮行凶等等，除去了秦南琴这个人物，将她与穆念慈合而为一。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曲灵风盗画、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等等。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
　　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一共九个汉字。全书共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十二卷中，从头至尾完全是这些叽哩咕噜的汉字，你与我每个字都识得，但一句也读不懂，当真是“有字天书”。
　　这部书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学者穷毕生之力钻研攻读，发表了无数论文、专书、音释，出版了专为这部书而编的字典，每个汉字怪文的词语，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义。任何一个研究过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学者，非读此书不可。
　　原来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话，写成于一二四○年七月。“忙豁仑”就是“蒙古”，“纽察”在蒙古话中是“秘密”，“脱必赤颜”是“总籍”，九个汉字联在一起，就是《蒙古秘史》。此书最初极可能就是用汉文注音直接写的，因为那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这部书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绝不外传，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元朝亡后，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书名《元朝秘史》，译者不明，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翰林院侍讲火原洁、修撰马懿亦黑。怪文本（汉字蒙语）与可读本（汉文译本）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永乐大典》中，由此而流传下来。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
　　《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仍是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甚么意思，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欧阳锋不懂《九阴真经》中的怪文“哈虎文钵英，呼吐克尔”等等，那也难怪了。
　　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怪文本”流传到了外国，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海涅士、苏联人郭增、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参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相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朮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图（大陆版未收—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楪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
　　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