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

　　冯·巴本在奥地利曾插手纳粹分子在某些时候举行的政治游行，支持过纳粹分子的宣传活动，曾对纳粹党的活动提出过详细的报告，也曾对奥地利的军事防御提出过例行的报告。他所推行的奥地利政策导致缔结1936　年7月11　日的条约，这一条约在表面上是以“正常和友好的形式”重建德奥关系。但是附有一份秘密附件，规定对奥地利纳粹分子实行特赦，取消对纳粹报刊的检查，恢复纳粹分子的政治活动，还规定应接受亲纳纳粹的人士参加舒施尼格内阁。
　　签署这项条约之后，冯·巴本提出辞职，但未获准。此后，他便持续不断地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纳粹分子进入舒施尼格内阁，还设法让他们在奥地利唯一的合法政党祖国阵线中取得重要职位。1936　年9　月1　日，冯·巴本写信告知希特勒，奥地利保安部中敌视纳粹党的人正阻止纳粹分子进入奥地利政府，他建议“逐步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变更体制”。
　　1938　年2　月4　日，冯·巴本被撤除驻奥地利公使的职务；冯·弗里奇、冯·弗洛姆堡和冯·牛赖特也在同时被撤职。冯·巴本告知希特勒，他对被召回感到遗憾，因为他自1937　年11　月以来就在尽力设法促成舒施尼格与希特勒进行一次会晤，而舒施尼格已同意这次会晤。会议于1938　年2　月12　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冯·巴本陪同舒施尼格赴会，并在会议结束时劝舒施尼格接受希特勒的要求。1938　年3　月10　日，希特勒命令冯·巴本回柏林。3
　　月11　日，冯·巴本已经身在总理府中了。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冯·巴本是主张武装占领奥地利的。巴本供称，他曾力劝希特勒不要采取这一步骤。
　　吞并奥地利后，冯·巴本隐退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1939　年4　月他受命出任驻土耳其大使。但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在担任该职时曾参与任何犯罪活动。
　　根据证明材料不容怀疑：冯·巴本任奥地利公使时所持的主要目标是消弱舒施尼格的政治权力，并扶植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以使奥地利并入德国。为推行这一计划，他不仅耍弄阴谋，而且使用威吓手段。然而对这种践踏政治道德的作法，无论其何等丑恶，条例却并未将其视为犯罪行为。根据条例，只有冯·巴本参与策划侵略战争，才能定为犯罪，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参与制定那类旨在将占领奥地利的计划。而且也由于无法确凿无疑地肯定这些就是他的活动的目的，故法庭不能判定他参与了起诉理由之一所指控的共同计划，或起诉理由之二所指控的策划侵略战争。
　　法庭因此判决冯·巴本无罪，并立即予以释放。
　　弗里切系按起诉理由之一、之三和之四被提出起诉，他是人所共知的广播评论员。他每周都在他本人的节目“汉斯·弗里切播音”中进行一次时事述评。他于1932　年9　月开始作广播讲话，同年他任德国政府设立的广播机构的负责人。1933　年5　月1　日，当民社党人将这一机构与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合并时，弗里切加人民社党并进入宣传部。1933　年12　月，他担任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1942　年10　月晋升为该部部务委员。经过在东线的一个宣传连短期任职之后，他于1942　年11　月担任宣传部广播司司长和大德意志广播电台政治组织全权委员。
　　弗里切作为国内新闻局局长负责监督拥有两千三百份日报的德国新闻界。为了履行这一任务，他每天处于德国新闻发布官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而迪特里希又受戈培尔的领导。迪特里希从戈培尔和其他部长那里接受指示，把它综合为若干条规定，然后交给弗里切继续向报界传达。各报纸随时按照被称为“德国新闻发布官每日口头训令”的指示向德国人民阐述某些论点，例如领袖原则、犹太人问题、生存空间和其他各种民族社会主义的标准思想。每当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之前，都要掀起一场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当弗里切担任德国国内新闻司司长的时候，他曾指示报刊应如何评述对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所采取的行动或进行的战争。弗里切无权制订宣传措施，他只是负责向报界转达迪特里希的指示。例如，在吞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前，他曾在1939　年2　月接到迪特里希的命令，要他把报界的注意力引向斯洛伐克的行动以及当时布拉格政府反德意志的观点和措施。迪特里希的这项指示来自外交部。
　　弗里切所奉行的政策系由迪特里希和其他司长的确定。但是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弗里切就独揽了广播事务的大权。他遵照纳粹政权总的政治方针和外交部广播政治司的指示，并在戈培尔的监督下，每天向德国各宣传机构发布口头训令。
　　弗里切与宣传部的其他官员每天在戈培尔处参加部务会议。他们在会上接受每天有关新闻和安全方面的指示。1943　年以后，弗里切有时也曾亲自主持过这种会议，但都是在戈培尔及其国务秘书缺席的情况下。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唯一任务也只是转达戈培尔对他的电话指示。
　　这便是对弗里切在第三帝国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所能作出的简短说明。他
　　从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以使之能出席策划进行侵略战争的会议。他本人的供词说，他从未亲自与希特勒谈过话，这一供词并未被驳回。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曾得知过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重大决定。他的活动并不符合本判决书所作出的关于共同策划进行侵略战争的定义。
　　起诉当局断言，弗里切蓄意歪曲新闻，煽动德国人民犯下了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所指控的暴行。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挑拨和鼓动别人去犯战争罪。但是他的地位和职责还远达不到足够的重要程度，以使他能参加发动或策划宣
　　现存的他的讲话摘录可以证明，他持有明显的反犹太人的思想。
　　例如他曾在广播中断然声称战争应归罪于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将“如领袖所预言的那样是非常愉快的”。但是这些讲话并未要求迫害或灭绝犹太人。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得知过在东部地区灭绝犹太人的作法。此外，证明材料证实，他曾两次试图查封反犹太人的刊物《冲锋队员》，只是未获成功。
　　弗里切有时在广播讲话中散布过不真实的消息。但是却不能证明他知道这些消息是伪造的。例如他曾报导说：当《雅典娜号》船沉没时，在它附近并没有德国的潜艇。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由于他是从德国海军那里得到这条消息的，所以弗里切没有理由估计它是伪造的。
　　诚然，弗里切的广播讲话有时在宣传方式上言词过激。但是法庭并不认为，这些言论煽动德国人民对各被占领区的民族采取暴力行动。所以不能宣布他参与了对他指控的那些罪行。他的目的在于唤起拥护希特勒的和激发德国的战争情绪。
　　法庭根据上述起诉内容判决弗里切无罪，命令军事法庭警长在下次开庭之前将弗里切释放。至此，全部二十二名战犯审训完备，他们的宣判书如下：
　　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鲁道夫·赫斯：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
　　被告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威廉·凯特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恩斯特·卡尔膝布龙纳：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汉斯·弗兰克：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威廉·弗里克：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瓦尔特·冯克：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
　　被告卡尔·邓尼茨：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十年徒刑。
　　被告埃里希·雷德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
　　被告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二十年徒刑。
　　被告弗里茨·绍克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图尔·赛斯—英夸特：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阿尔贝特·施佩尔：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二十年徒刑。
　　被告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十五年徒刑。
　　被告马丁·鲍曼：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被告沙赫特、弗里切被判决无罪，并被释放。
　　第四节“和平使臣”
　　舒论堡在纳粹的特工系统中是最年轻而又提拔最快的一个，1944　年时已是希姆莱手下实际统揽特工大权的人。他很得希姆莱的宠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利用这一优越条件，极力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转而利用希姆莱，企图同西方媾和。
　　德国战败以后，舒伦堡随伯拉多特伯爵避居瑞典。1945　年6　月，他被带回德国出席纽伦堡法庭，但他是作为戈林、里宾特洛甫及其他纳粹首脑受审时的证人，直到1948　年1　月，他本人才开始受审，审问继续了十五个月，美国军事法庭宣判他只犯有两项罪名，而且考虑到他在战争后期曾帮助集中营的盟国囚犯脱逃，又减轻了判刑，所以他只被判处六年徒刑，刑期自1945年7　月算起，但1951　年舒伦堡刑期未满即因病获释，他避居瑞士，开始撰写回忆录，不久瑞士当局要求他出境，他又迁居意大利，1952　年3　月病死在都灵。
　　在纳粹德国最后日子里，舒伦堡作为“和平使臣”与盟国有过一些接触。
　　舒伦堡曾通过瑞士、瑞典和苏联人建立了间接联系，在他看来，他们对于可能结束德苏战争的谈判真正感到兴趣。但是，由于里宾特洛甫目光短浅，政策呆板，加上他那种无视一切挫折的难以置信的自大和乐观主义，舒伦堡的一切努力都被破坏无遗。比如说，在同意和苏联人会谈之前，他要求对方先证明自己的代表不是犹太人血统。当然，事情很可能是这样：苏联人之所以愿意谈判，只是一种逼迫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策略，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德国都没有拒绝他们的本钱。
　　舒伦堡从克斯登博士那里一听到海维特先生（一个美国外交官）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准备和舒伦堡讨论和谈的可能性问题，舒伦堡立刻乘专机飞往瑞典。海维特先生是罗斯福的欧洲事务特别代表。为了尽可能谨慎地保密，舒伦堡在斯德哥尔摩一家最大的旅馆他的那套房间里和他见了面。事后，舒伦堡向某些消息灵通的瑞典朋友打听，要他们告诉他海维特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他们关于海维特的评价相当好。他在一切有关欧洲的问题上显然能够左右罗斯福。所以，在由舒伦堡自己负责和不作任何保留的情况下，舒伦堡告诉他达成妥协性媾和对于德国是多么重要。他同意：只要舒伦堡愿意，他可以立刻安排正式谈判。当他们的谈判结束后，舒伦堡很快飞回柏林，连夜赶制一份交给希姆莱的报告。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舒伦堡去见希姆莱，向他全部汇报了自己和海维特的会谈。希姆莱觉得摸不着头脑，十分不满意舒伦堡的单独行动，不断地摇头，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他开始谈话了，越谈越生气。幸运的是，到他气头最大的时候，他当时必须去参加某个典礼，但是，后来他又把舒伦堡叫进他的办公室继续谈下去。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舒伦堡总算运气，并没有被捕，但是舒伦堡的通盘计划都被推翻了。
　　当希特勒的时运迅速不济时，舒伦堡不得不经常挺而走险地利用他在希姆莱面前的地位，想办法至少让瑞士的中立得到尊重。不用说，这些纯粹是消极性质的干涉，和舒伦堡不断企图建立直接或间接媾和试探联系的活动有着必然联系。舒伦堡的努力使卡尔滕布龙纳、鲍曼和缪勒对他非常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