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

刹渭诱庑┳橹谡饫锝涣魉枷耄芯垦酰废靶醋鳌！?br /> 　　从铭贤学校的课程安排和学生们的课外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孔祥熙为铭贤学校操心的程度。孔祥熙的本家侄女孔令华老人至今仍赞叹他当年办学的劲头：“三叔那时真是把心全操在了铭贤。一个普通学生的事都装在心里。三叔为铭贤操心真是没明没黑。”　
　　当时，孔祥熙不仅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还是历史、地理和体育课的教师，同时兼任总务长。30年代由胡春霖整理出版的《山西铭贤辑要》所载都是孔祥熙当年在铭贤学校上历史课时的讲稿，内容共分为山西的帝王类、侯宰类、勤良类、将领类、忠烈类、廉洁类、文史类和艺术类等。内容之全面，堪为山西文史集揽。　
　　此外，孔祥熙还以高薪从省内外聘请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来铭贤学校担任有关课程。其中，他的父亲孔繁慈就在校内讲授经史课。　
　　当时，孔祥熙要以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与天津的南开、北京的师大附中一决高下。　
　　铭贤学校的学制，最初是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1916年又添设大学预科3年（高中）。全部课程共14年。1923年遵照国民党全国教育会议决策，改为新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全部课共12年。停办大学预科。　
　　1928年起，铭贤学校办起了农科，担任农科主任的是美国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康乃尔大学的理科硕士穆懿尔。农科聘用了大批的农业大学及专科毕业生从事实验研究工作。除对作物育种、畜牧兽医、园艺果树等进行理论研究外，并办有农场、牧场和园艺场，在太谷南山有果园、在清源县有萄葡园以供实验。该科还培育了“金皇后玉米”、“169小麦”等很多优良品种，并每年举办一次大规模农业展览以展出各地作物和农村产品。穆效尔还借此分析实验了我国各地的土壤，调查研究了山西的农村经济。1931年铭贤又增办工科，主要是制造农具为农科服务，如制造冰铁犁、中耕器、除草机、喷雾器和玉米脱粒机等。此外还办有翻砂厂、机械厂、肥皂厂和印刷厂等。但是，当时农、工两科都是研究性机构，初期并未招生授课。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华北并致北平沦陷，太原告急。铭贤学校被迫西迁，经河南狭县、西安、洒县，历尽艰辛于1939年春到达四川省金堂县。租赁宅地开始上课，生源主要是华北逃难的学生和山西的商人子弟。1940年铭贤又专门开办农工专科学校并于1943年扩展为铭贤学院，内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艺、畜牧兽医、农业经济、银行及工商管理八系，并附有农场、牧场、机械厂、纺纱厂、酿造厂和制药厂等。　
　　孔祥熙在1929年7月，曾搞了一个铭贤学校建校ZI周年的纪念活动，井亲自为《铭贤学校ZI周年纪念刊》写序。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要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4人增至80人，学生自30余人增至800人，经费自8000元增至每年45000元”。　
　　铭贤学校纪律严明，教学始终坚持从难从严。学院成立后实行学分制。凡一年内不及格学分超过该学年应修学分总数的三分之一者，即勒令退学。考试舞弊者，除取消该学科成绩外，还要给予一定的处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太谷。后来铭贤学院的工科合并于太原工学院，农科发展为山西农业大学。　
　　铭贤学校虽为孔祥熙所创立，孔祥熙又是校长兼校董会的董事长，但他为铭贤学校并没有直接花过多少钱。铭贤学校固定的办学经费，都是从美国得到的。美国发明电解法制铝的查理·霍尔是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成了制铝工业的资本家之一。他去世后从他的遗产中捐赠给铭贤学校75万元美金，作为办学基金。这笔款子一部分系制铝公司的股票，一部分则存入银行吃利息，每年共约有3万多元美金。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每年以其所收会费的一半捐助铭贤学校，连同一些零散的捐款，每年亦将近1万多元美金。铭贤每年的固定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45000元美金左右。　
　　正是有了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孔祥熙和铭贤学校才能在孟家花园内大兴土木，增加设施。这些设施大部用美国友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如田氏楼、韩氏楼、杭氏楼。还有的以孔祥熙和宋蔼龄父母命名的，如嘉桂科学楼、亭兰图书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的内地太谷，铭贤学校内的楼馆里就都配有暖气、自来水和电灯、电话、发电机、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试验室里都配有完备的教学仪器和药品。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里是很少有的。　
　　其实这些开支都是从美国资本家手里得来的。　
　　再就是孔祥熙从外国为国民党政府购买物资时，常顺便敲外国商人的竹杠，让他们对铭贤学校有所捐助，如英国和德国厂商就曾对铭贤工科捐助过机器等。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底还是剥削中国人民的钱。孔祥熙有时也运用他的关系从国外机构方面弄到一些经费，铭贤学校曾得到过美国的中美文化委员会和美国的罗氏基金会的捐助。因此可以说铭贤的办学经费自始自终都很充裕。　
　　除得到美国方面的资助外，铭贤学校还在国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募捐。19M年孔祥熙对铭贤学校在重庆的毕业生们（包括校董们在内）发脾气说：“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赶快给学校弄几个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些毕业生下去研究了一下说：“老先生（铭贤毕业生对孔祥熙的称呼）的意思，是叫我们用他的名义去募捐啊广于是马上成立了庞大的募捐委员会，印了捐启并通过当时孔祥熙任部长的财政系统（各地税局及关卡），以及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各地分支行、信托局）和其他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王正廷当时就曾在重庆中国银行出名请客，为铭贤学校募捐，杜月笙、刘鸿生和萧振瀛都是当时的座上客。募捐结果，得到了若干亿元。这些捐款除学校用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因管理不善，随着法币不断贬值而逐渐化为乌有。　
　　孔祥熙还利用职权把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拨给铭贤学校，如他曾令农本局经理穆藕初把两套七七式印度纺纱机拨给铭贤学校，既非送也非借，只是一笔糊涂帐。后来铭贤从四I！I金堂县迁往成都，曾把一整套纺纱机借与四川大学，安定以后连要都不敢要，就是因为这套纺纱机来路不明，说不出口。　
　　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的校长兼董事长，一方面以代理人的身份通过办学为教会服务，为美国“大老板”服务；另一方面，孔祥熙始终把铭贤学校看成他的私人财产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并以此来扩大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就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任总裁及财政部任部长期间，用人行事皆成系统。他为了植党营私，紧紧抓住人事大权，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里安插了大批“亲信”。当时，财政部人事司长即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高晓楼开始只是孔祥熙的一个秘书。后来，孔祥熙的另一个秘书陈廷柞倚仗着孔二小姐的势力爬了上来后，收集了高晓楼的贪污材料，向孔祥熙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祥熙只好把高晓楼撤职。但过了没多久，高晓楼一跃而升任财政部的人事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迁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高晓楼既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祥熙的同乡。凡是铭贤学校的学生，都属孔祥熙“亲信”之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要是毕业于铭贤学校，无论成绩优劣，几乎都可以飞黄腾达，在国民党政府里位居要职。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当一名专员。在铭贤学校读过书的人，也可以得到破格提拔。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中央信托局里的山西人极多，而且大部分都担任主任、科长以上的要职。　
　　这些人因为和孔祥熙有师生关系，即使是碌碌无为的低能儿，也都自命不凡，高人一等。于是有人说孔祥熙是“用人唯亲”，“用人唯晋”，“用人唯贤”。其中“用人唯贤”的“贤”，指的就是铭贤学校。　
　　当时，孔祥熙听后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常常有人说我，或者攻击我喜欢用山西人，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里延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英格兰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英格兰人，办了几百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在财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长。我也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身负重任，做出一些‘成绩’。我用山西人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的，金融事业今后还要发达，还要大量使用，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才用的。”　
　　实际上，孔祥照所用的山西人，除了孔家的亲友外，大都是“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何谈得上是一般的山西民众呢？　
　　4．荣膺“总统秘书”　
　　公元1910年夏天，在美国威斯里安学习整整5年的宋蔼龄终于学成回国，当她乘坐的那艘客轮在水天相接的海面上出现时，已经在码头上等了差不多大半天的宋耀如夫妇激动地流下眼泪：他们可爱的大女儿尤其是妈咪日夜想念的蔼龄，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怀抱。　
　　在码头上好一番亲热之后，宋耀如带着她们母女俩乘车回到他们的虹口家中。一路上，宋蔼龄透过车窗不停地打量着上海这阔别5年的城市。同刚刚离开不久的美国小城梅肯市相比，中国的贫穷、落后尤其是那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的肮脏，令宋蔼龄下意识地皱起眉头。其后一连多少天里，她都觉着什么都不适应，都格格不人。喝水，她觉得水里有一股又苦又咸的味道；洗澡，她感到澡盆又小又脏，远不如在美国用那淋浴喷头冲起来来得方便和惬意。除此而外，上街漫哪儿都是拥挤的人群，都是肮脏的尘土，都是难闻的气息和麻木的面孔。宋蔼龄痛感在这飞速旋转变化的世界中，祖国落伍了，甚至保守得让她无法忍受。于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由地开始在宋蔼龄身上流露出来。　
　　父亲宋耀如很快就察觉出大女儿身上有着一股不健康的苗头。于是当有一天宋耀如听到女儿在用英语向他请求要加入同盟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十分不悦地对女儿说道：“你最好用中国语同我讲话，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不是美国。在自己的祖国你应该讲中国话。”宋耀如缓和一下口气接着又说：“我想你首先应该学会做一个中国人，然后才能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我可不希望你用一种美国人的眼光在中国看这看那，更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来给我作什么秘书。”说罢，宋耀如起身心情十分沉重地踱出屋去。　
　　宋蔼龄当下简直震惊了。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父亲方才那一番话可谓是一句中的，击中了她内心深处那虚荣的要害。顿时，羞愧的泪水一下奔涌出来，宋蔼龄猛地侧转身，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但宋蔼龄毕竟是宋蔼龄。自幼养成的刚强执着的性格，马上给了她改正错误的勇气。所以当第二天的阳光照进来家客厅时，宋蔼龄已穿上一身地道的中国旗袍由卧室里走出，并用十分纯正的上海话向爸爸和妈妈问了一声好。当时，宋耀如脸上立刻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随后，宋耀如便带着女儿来到了自己在华美印书馆的办公室。他指着窗前一张崭新的办公桌对宋蔼龄说：“蔼龄从今天起你就坐在这里给我担任秘书。不过我说的秘书，并非我们华美印书馆的秘书，而是同盟会司库的秘书。”说到这里，宋耀如加重语气且目光异常严肃地望着女儿说：“这项工作是很危险的，你随时都可能成为敌人追捕的目标。所以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因为这就是革命！”　
　　宋蔼龄低下头去思索了片刻，然后抬起头坚定地望着父亲期待的目光说：“爸爸，我想我行，我能干好。”说着她走到桌前，拿起一本《圣经》并把右手按在上面，激动地又说：“我发誓”　
　　就这样，宋蔼龄回国后第一项工作即给父亲宋耀如担任秘书，公开身份是教会学校的主日教师。她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