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

好，给伙房打杂也好，当挑夫赶骡马也好，我不走。。让组织上长期考察我。。”
　　诸勋是受领导之命，爱莫能助，只能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不要如此激动，按照你说的，你也是老党员了，审查、考验，对每个党员都是长期的，时时刻刻的。对你这样安排，是组织决定，既是组织决定，谁也不能改变。敌人大“扫荡”马上就要到来，情况很紧迫，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不离开，你又不在编制，我们行动转移，不一定通知到你，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隐蔽？万一被敌人俘虏，那就不好了。。
　　听得出，组织对他的问题，不是轻率处理的，肯定是经过研究的。至于怎么调查不清？他想像不出来。可以肯定，组织也有组织的难处。
　　从诸勋同志的态度也看得出，他们只能如此，别无他策。
　　有什么办法？事情到了这一步。
　　还说什么呢？该说的都说了。
　　唉！
　　他脱下了棉军装，换上件不工不农不商不学的小棉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淌。。
　　回上海！于是他一路心中淌着热泪又回到了上海。除了应付关卡盘查作出应该作出的脸色，其余在车船期间，都是木木呆呆。。。
　　李得森等是于7　月29　日被捕的。十几天后，当张明达踏上奔苏北的客轮时，8　月17　日，仍隐蔽在南京的郑百千被捕了。
　　郑百千，是个书生，颇有点程和生那种脸型和眼神，不过脸上比程和生多个笑嘻嘻的乐天表情。仿佛在他看来，天下无处无事不是可喜可乐的形象。
　　他身体虚弱，常闹点小病，这也没影响他对什么事都挤起眼笑一笑，有时还语出幽默地边评论边笑。
　　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位爱国诗人，对子女的教育常晓以大义，寄以厚望。因而对郑百千的名字也起得很奇，令人难以揣摩其含意。他的哥哥叫郑一十，如果按个十百千万伯仲次第推理，或当是个序列记号吧？那就错矣！对此，老先生有《示儿歌》说得明白：
　　“大儿大儿名一十，命名取义汝应识。
　　尔要能一以当十，如此行道谁能敌。”
　　如此说来，按老人的意思，二儿郑百千则是“尔要能百以当千”了。好个“一以当十，百以当千”！
　　郑百千果然不负所望，在父母严慈相济教育下，一旦国家有难，抗战军兴，便在同窗好友邱麟祥的帮助下，奔赴浙江丽水等地，在我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因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党地下组织被迫疏散撤退，分别向苏北根据地转移。郑百千化装潜回上海法租界，想回家暂躲两天，以便再找邱麟祥帮助，介绍到苏北根据地。谁知一进家门，一个意外的消息把他惊呆了：一向以爱国自负的老父亲竟成了汉奸，到南京汪伪政府当了大官！
　　他有如五雷轰顶，百思不得其解。便写信给在无锡的邱麟祥，请他到上海，共商大计。
　　邱麟祥得信后，立即从无锡赶来，他把前后情况向邱麟祥细说一遍，并希望立即离开上海，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邱表示十分同情。隔日领来了张明达，没想到，张明达不但无意帮助他去苏北，相反要留下他，说利用他父亲在汪伪政府的地位作掩护，搜集敌伪文化界的情报。组织这一决定，不但有违他的初衷，而且他也不可能和一个汉奸父亲和睦相处。但张明达却耐心地劝说他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但要与父亲和睦相处，而且还要取得他的欢心，要他为你谋求一个有利于搜集情报的高层职务。。。张明达苦口婆心一席话，说得年刚二十出头、脑子里还充满幻想的郑百千，眼前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图景。终于欣然地同意了。当即约定时间和地点到南京后碰头。
　　当他到了南京，突然出现在他老父亲的面前时，老人家不知是惊是喜，木然地望了他半天才“周吴郑王”地板着脸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你来南京干什么？”郑百千却笑嘻嘻地回道：“子从父命，您老来南京干什么，我也来干什么嘛！”郑百千说得轻松，以为这样便可以达到和老父亲“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和默契的目的。谁知老人家一听，竟拍案而起，仰天长叹一声：“唉，他们把炸弹送到我书房里，我是被人挟持才落到这般地步的，未料你这竖子竟如此不忠不孝！你，你这就到江北去，我不愿再看到你！”说罢不容分辩便迳自回书房去了。
　　郑百千傻愣了，不笑嘻嘻了。回家板凳没坐热，便讨了个没趣，还谈什么“和睦相处”、“谋个高层职务”，真见鬼！不过，他当然不能老人叫走就走，这是组织交待的任务，死乞白赖也要赖着留下来。他一不争辩，二不申明，只一味求情。俗话说“儿大不由爹”，老先生终于托人给他谋了个中学教员的职位。
　　有了掩护职业，他便定期和张明达接头，按张指示，搜集投敌的文化界名人的活动情况。得益于老父亲的官位，得到的情报，都是和汪精卫“还都组阁”有关的。
　　1942　年8　月21　日，星期五——这个可厌的“礼拜五”——郑百千上午在家休息，秋乏难忍，正恍惚入梦间，突然进屋来两个人，直呼其名：“你是郑百干？”他朦胧醒来：“什么事？”
　　“是你吗？”
　　“啊。”
　　“跟我们走。”
　　疑惑间，郑百千细看他们，都穿粗呢西服。随着他们走近，一股劣质香水味刺鼻。他顿时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了，当然也就心知出了什么事了。但仍旧问道：
　　“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
　　“到那里就认识了，走吧。”
　　“那么，我去拿件衣服。”他急中生智，力作平静，走进自己卧室。他的卧室，有个后门，通街。他拉开门，本想溜走，但还未探身抬腿，却见门外已有两个同样穿着西装的家伙守在门两边了。
　　他常笑，现在见此情景，不笑了。
　　他被他们领出门。走过一段街，在街旁有辆汽车，他们把他推上车，车里已坐了一男一女。他一眼看出，男的也是个日本便衣，女的是个普普通通的其貌不扬的弱女子，不像想像中那种“神秘女史”式的中帼英雄，瞧她若无其事的样子，便看出来多半是吃冤枉官司的。
　　随后爬上车的是日本便衣，把他推到女的身边坐下，一副铐子把他俩铐在一起。车子开动了，发出十分刺耳的破旧的马达噪音。郑百千惊魂稍定，一阵莫名其妙的懊恼袭上心头，搞情报工作才半年多，还未来得及一显身手，便成了敌人的阶下囚，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唉！为此不免深深地叹了口气。突然，身旁那弱女子轻轻挤了他一下，用细弱得只有他能听到的耳语声说：“坚强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他猛抬头，这才发现这“弱女子”竟有着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正用坚强而又充满乐观的目光注视着他。他顿时感到热血涌动，心目中这个弱女子也顿时成了一位莫测高深的“神秘女史”，并从她那里得来一种力量，勇气倍增。随即向她点了一下头，坐直身，紧闭嘴唇，昂起头，眼光放散，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
　　后来他知道了，这女人就是李得森的妻子兼秘书张敏。
　　张敏没有按和张明达约定的那样通知郑百千。当时，仓促中，她为催张明达快速离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主动承担了这任务。但是，正如她所料，她走不出门去了，房前屋后布满了特务暗哨。她若出门，他们便会跟上，她走到哪，哪的人肯定被捕。
　　郑百千和张敏被送到了南京江东门，汪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寄押候审。这个鬼地方，原是国民党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关押军事罪犯的。但其实主要是关押、刑审、戮杀共产党人的魔窟。这里的管理人员，从典狱长到狱卒，集封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凶残、野蛮传统手段之大成。当年恽代英烈士就是在这里的操场旁菜地里被敌人当众惨害的。
　　这里共分东、南、中、西四大监，四大监内又分天、地、人、日、月、星、智、仁、勇、改、过、自、新十三个大监牢，大监牢内各有十到三十几间牢房。在蒋介石政权统治年代，全国监狱林立，这个监狱堪称规模宏大，建筑一流的“模范监狱”了。
　　现在，这份“国宝”转赠给日寇及其宠儿汪精卫手里了。关押对象，当然还是共产党人为主。只是掌大权的又平添了个太上皇——日本鬼子。对于审讯、判刑、关押等全要呈请大日本警宪裁夺。
　　他被推进南监，“过”字监一间牢房里。这里已有17　个人，都在，默默地侧耳倾听楼上地板的“叮咚”响声。像是有人在打架，又有用日本话的谩骂声。
　　“你是什么罪？”一个强壮的中年汉子问郑百千。
　　“不知道。”他沉着脸答。
　　汉子点了一下头，同时向他略竖了一下拇指，嘴角冒出一个笑：“好样的。”
　　他还不大懂，这汉子的动作、表情和这“好样的”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便轻声反问：“你呢？”
　　“一样的，我们都是。”汉子向牢房里人们横扫一指，继续说：“一般刑事犯不送这里。”
　　“噢，楼上在干什么？”
　　“拷问。”
　　过了一会，楼上不响了，两个狱卒，一左一右搀扶着一个青年从他们牢房门前踉跄走过。那青年，头发散乱，鼻孔滴血，衣裤水湿，沾满尘土，经过他们的牢房走向里面不见了。那汉子愤愤地“哼”了一声，说道：“是中国人，就没有孬种。”
　　当天晚上他被安置在靠门边睡。难友们说：“你新来，睡这里。”是什么道理，他没心问，门边同样闷热，蚊子多，好像它们飞进来专找睡在门口的叮咬。他脱下衣服反穿，用衣领蒙住脸，也不抵用。
　　第二天，他没吃早饭，吃不下那种难闻的菜汤和糙米馊糟。饭后不久，忽听狱卒在外高叫：
　　“汪敬远！”
　　“汪敬远！”
　　片刻，又是昨天那两个狱卒架着那个青年从他牢房门口走过。不久，楼上又响起了用日语大声争辩的怒吼。其间不断夹着“噼啪”的耳光声和沉重的脚踢声。
　　郑百千好奇地问已经和他说过话的那粗壮汉子：“受审的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中国人！”
　　“怎么尽说日本话？”
　　“那是他会说日本话。”
　　“好像是他在骂他们，他一边骂，他们一边打，他骂得越狠，打得越狠，打得越狠，他也骂得越狠似的。”
　　“十多天了，天天如此，这样下去，他们会把他打成残废的！”
　　直到吃午饭，两个狱卒又架着汪敬远从他们牢房门口走过。他看这个汪敬远，已不像人样了。
　　这汪敬远是何许人也？他不知道，就像那个“神秘女史”一样，是个“神秘青年”无疑。
　　下午，一个狱卒出现在他牢房门外，大吼一声：“郑百千！”像一声炸雷，把他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是轮到他上场了，是金是铜，就看这一锤子了！
　　铁门打开，他跟着狱卒上楼，边走边摸自己瘦骨嶙峋的两肋，不知能不能经得起一顿毒打。因为他心定的那个不见于经传的“主义”，注定要挨打。他把那“主义”叫做“不承认主义”，原则是：不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即令张明达站在对面，也要笑嘻嘻的说：“我不认识他呀！”也不知道邱麟祥住哪里，是何许人。同样，即使邱麟祥当面指他为共产党，是他的联络人，也要瞪大眼，奇怪的笑着，反问他：“你是谁呀？”
　　因为和他发生党关系的只有这两个人。
　　其次，一定要使审讯者相信，捕捉他是错了，方法是“软”。别像那个汪敬远那样和他们对骂，弄僵就不好收场了。其次要“冤”，要申明他对捕他完全不明就里，冤枉。第三要“远”，与党无关的，可以跟他们扯，扯得越远越好。与党有关的，在远处便给他们关上门。
　　孰料，“大日本”审讯官根本不问他这些，刚进门，脚未站稳，还没看清房里几个人，便有两名打手扑上他来，扭胳膊反剪起他，左右耳光一齐打，左右两脚一齐踢。刹那间他的眼便肿得睁不开，看不见人影了。只觉得两脸两腿麻木无知觉，好像不再是他的脸和腿了。
　　他被踩倒在地板上，蝉噪般耳呜声里听得一个模糊的声音：
　　“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快快的说！”
　　他摇摇头。心里暗想，他们怎么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这两个人的名字的？但是挨打这一关是熬受过去了。看来，自己也不比那个汪敬远差。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只是个下马威，“小菜”一碟。
　　第二次的开打，可叫这位书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