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







第二部分五、旧中国印象(2)

    美国水兵坻达天津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才飞坻天津,我的几位参加抗日的亲戚,也相继回到天津,我记得一位最体面的亲戚,竟然佩着国民党将军的大肩章,我爷爷看不起这个人,这个人到我们家来摆架子,爷爷带答不理地把他臭走了,这位将军走后,我爷爷嘟囔着说,“我又不想巴结你做官,你到我家来摆的什么架子?”    
    除了做官发迹的亲戚之外,躲避日本入侵,远去大后方的亲戚也回来了,这些亲戚到家来,大骂国民党腐败,他们一心远去大后方参加抗日,但8年时间连一个职位也没有找到,有的年轻人热血沸腾,被编进了新一军,国民党将他们送到缅甸,根本也没有军事训练,白白荒废时光,直到日本投降,他们连日本兵也没有看见,最后虽落了个抗战8年,回到天津来,还是失业,没有事情好做。    
    国民党在天津建立政权机构之后,天津就算是中国人的天津了,家家户户挂起了总理遗像、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每天早晨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唱国歌,在教师的领导下,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余年,积四十年之经验……”最初还一字一字地背诵,后来就胡里胡涂地囫囵吞枣了。再至于总理到底遗嘱了什么使命,也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至于努力做什么和如何努力,就不知道了。    
    日本投降、民国光复,中国人没有高兴几天,一场强国的美梦就破灭了。国民党回来之后,接收大员们个个忙着贪污,日本人没留下什么东西,英美法德银行的资本,他们又摸不着,国民党政府贪婪的脏手只能伸向民间,他们敲诈民间企业,谁过去给日本人做过加工,这家工厂就被定为敌产,立即没收,变卖机器厂房,所得钱财全部落入了接收大员的腰包。    
    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明目张胆地贪污受敲诈施勒索,他们一点也不怕百姓看出他们如何一夜之间侵吞巨额财产变成巨富,更当着百姓的面,挥霍享乐。国民党官员们出入舞厅,公开把舞女唤出来任由他们玩弄,他们吃遍天津,各家饭店开出天文数字的酒席,吃客全是国民党的官员。国民党反动政权完蛋之后,评说民国光复的三年时光,我爷爷说,“他们知道没有几天时间了,没有日子吃,没有日子玩,也没有日子贪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8年,中国人民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一心盼望能过上好日子,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人民对他们的希望,国民党自己亡了自己,最后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我爷爷说:“国民党不亡,实无天理。”    
    光复3年,国民党统治的3年时光,暗无天日,国民党官员们贪污,军警宪政为非作歹,随便一个马路上站岗的警察,就可以拦住送货的大车,车上有什么要什么,运西瓜的,要卸下一个西瓜,运青菜的要给他留下一把青菜,就和相声里说的一样,大粪车,也要拦下,要一包茶钱。    
    国民党政府官员公开贪污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做生意,办执照要花钱,每道关卡都得给买路钱,生意开张之后,今天这个税,明天那个捐,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就连消防队,一个打点不好,他演习救火,水龙头对准你的店铺,立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少一分钱,演习开始,你就倒霉了。    
    好多次,我随爷爷、奶奶出去购物,掌柜一看见军警人员走进来,立即就将一个红包送上去,更得送茶、送物,就这样,还要这要那,稍有违抗,立即扬长而去,过一会儿一群人涌进来,连砸带抢,你就休想再做生意了。    
    民国光复的第二年,经济就完全崩溃了,我只记得一次次的货币“改革”,今天国币,明天法币,兑换一次,老百姓吃一次亏,最后金元卷,爷爷从银行回来,进门只说了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    
    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相声演员说的那种可怕现象,我是看到过的。玉米面,天津人说是棒子面,早晨国币20万元1斤,到了上午10点,就30万元1斤了,再到下午,米面店关门,说是没货,其实是等着明天的大价钱了。    
    物价飞涨,可怜的是穷苦百姓,早早出去卖苦力挣钱,晚上拿到工钱,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了。街头常常看见拉胶皮车的人夫饿得昏倒在马路上,情景真是悲惨。    
    苦穷百姓难以度命,投机商趁机大发横财,投机商背后都有国民党政府官员,钱权交易,是国民党政府腐败的一大特点。    
    我的一个姑父,我们称是四姑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讨小老婆、吸毒,赌博,嫖娼,人们都断言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突然一天,四姑爷穿着一身黑警服到侯家大院来了,还有大肩章,明明就是一个小官了。他怎么做官了呢?他的一个“抗日”朋友回来了,在天津当了大官,四姑爷找到这个朋友,送了一份厚礼,这个朋友让他挑个地方去当派出所所长。四姑爷一想,天津最肥的地段是东浮桥派出所,水旱码头,又是一个商业区,人口密集,更有许多明娼暗娼,是一个被黑社会势力把持的地方。四姑爷一口咬定,要去东浮桥派出所,那个朋友收了重礼,楞把原来的所长免了职,派四姑爷去那里做了所长。    
    这一下,四姑爷了不得了,每天只到派出所去露一面,天津人说是“点卯”,狗屁不通地向下属说一句“好好干吧。”随后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还能去好地方吗?    
    四姑爷做了派出所所长,活赛栽下了一棵摇钱树,想摇多少钱,摇钱树就往下掉多少钱,每天家门口送东西的人排成队,忙得他的小老婆收都懒得收了。    
    四姑爷在东浮桥做了一年的派出所所长,自然也被免职了。为什么?他搂够了,后来“运动”的人等得不耐烦了,据四姑爷说,做一年派出所所长,够一辈子花的了,只是可惜才过了2年,天津解放,四姑爷因为早就脱下了老虎皮,没按国民党军警人员对待,只是“管制”了2年,解除管制之后,找我想做一个卖棉花糖的小炉子,我对他说,你找别人去吧,我没有技术,他说那不需要什么技术,人家都是用铁皮砸巴砸巴就可以转起来的。    
    日本投降,民国光复的3年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腐败灭亡的全过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将权利当做个人图私利的手段,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还是我爷爷的至理名言,“国民党不完蛋,实无天理”了。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用来维系它的反动统治、保护这个特权集团不被推翻,只有两个手段,一个手段是特务暴力,第二个手段就是扼杀言路。    
    天津有名的河北天津中学,座落在天津城西北角外的铃铛阁,天津人称是铃铛阁中学。解放前铃铛阁中学在华北一带名声很大,学生个个英才。因为学生来自各地,许多学生住在学校里。铃铛阁中学有一个小学部,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小学。


第二部分五、旧中国印象(3)

    解放前铃铛阁中学训育主任,桌子抽屉里放着手抢,训育主任一说唤什么人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个学生随后就要被“带”走了。学生们流行着一句黑色幽默的玩笑,“训育主任叫你了。”可以想象训育主任是何等的可怕。    
    解放前的中学生,比起如今的中学生成熟得多,解放前的中学生至少懂得生活的艰难,吃饭要钱,上学读书要钱,许多穷苦学生,家里生计无着,还是舍不得辍学,铃铛阁中学的学生家庭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其中也有许多穷苦学生,有的学生下午最后一节课免修,匆匆跑到报馆领200份晚报,再跑着送到各家各户,能够有200份报纸送,就可以有钱上学了。    
    生活上的贫富差异,引发了关于社会平等的思考,面对着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实,学生们自然对现行体制有自己的看法。求取社会平等,消灭贫富愚昧,许多中学生有了自己的理想。    
    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学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有在学生宿舍门外,贴着“某某读书会”的纸条,这类读书会一直受到三青团和训育主任们的监视。学生们组织读书会,校方不能干涉,但三青团和学校内的特务组织却在破坏,一天晚上,一个读书会正在活动,学校里的三青团拉来校外流氓,带着凶器闯进读书会,将正在室内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事后学生们组织抗议,校方也说调查,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不了了之了。    
    光是打人还不罢休,一天早晨,听说夜里学校闯进人来,将一位同学架走了。学生们向校方质问,校方只说不知道此事,也不答复这位同学是被什么人绑架走了,直到解放,这位同学也没有回来,同学们都说,他被杀害了。    
    年轻的朋友们以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既然出现过闻一多、李公仆那样的反蒋义士,至少国民党当局还允许言论自由,其实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只是一种假象,过激的报纸杂志没有发行量,民间也不敢订阅,谁家敢订一份过激的杂志报纸呀?有时叔叔、哥哥从外面带回来一张过激报纸,全家人吓得立即关上院门,直到将这张报纸烧掉,大家才吐出这口气来。家长们确实骂过国民党,也说过国民党不亡实无天理的话,但那都是偷偷地说的,谁也不敢公开在外面说。    
    没有言论自由,报上全都是无聊的屁事,家里也订着报纸,每天报纸送来,爷爷看也不看,就扔到一边去了,叔叔哥哥们看,也是看电影广告,报上充满了明星绯闻,我记得清清楚楚,报上几乎全是明星们的屁事,什么哪位明星到什么地方了呀,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呀,谁和谁偷情了呀,和我们今天的报纸比起来,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政党终于完蛋了,一个政权终于解体了。这首先是人民对这个政党、对这个政体失去了信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崩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到最后无论国民党说什么,也没有人相信了,人们看报听广播,都是从反面去理解。明明是物价飞涨,还说是什么“市场震动”,明明是民不聊生,还说是“生活改善”等等等等,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最后只能靠谎言维系了。再到后来,解放战争开始,报上说的“战地转移”、“全歼敌军”,人们都知道是八路军将那个地方“拿”下来了。    
    我们对于解放战争的感觉,是从所谓东北流亡学生涌进天津开始的。1948年夏天,大批东北学生涌进天津,说是东北已经解放了。这批学生好像都是反对共产党的,可是国民党又不肯带他们一起撤退,他们就涌进天津躲避战争。东北学生涌进天津衣食无着,就整天在街上捣乱,饭店看见东北学生,忙着关门,电车看见东北学生,到站也不敢停下,匆匆从东北学生面前开过去,东北学生追在后面往车上扔砖头。    
    1948年的秋季,我已升入中学读书,我读书的中学原来是英国营盘,学校很大,教室之外,更有许多宿舍,市政当局没有地方收容东北学生,学生们就涌进学校,强行住进了教室宿舍。这一下,没法上课了,像我们这样的低年级学生,一去学校就挨东北学生的打,有一次我去学校正赶上东北学生和我们本校的同学蓝球赛,球赛才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双方发生争执,东北学生大打出手,看见天津孩子就打,吓得我们抱头鼠窜,从此再不敢到学校去了。    
    时局已经是越来越吃紧了,此时,东北已经完全解放,解放军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没有别的本事,时局一紧,就搜刮百姓,今天一个捐,明天一个税,催得急,要得紧,普通百姓人家,更一户必须出一个人去修筑“工事”,也就是去挖战壕。挖战壕是苦差事,不光是吃苦,还受气,工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一般的百姓人家谁也舍不得出人去挖战壕。    
    不出人,就得出钱,一天一个工多少钱,你得按数交出钱来,由保甲长代你雇人去挖战壕。这些从居民家里挖出来的钱,保甲长留一小部分,大部分要交上去,全被派出所和区公所私吞了。光出钱雇工顶替挖战壕还不算,到后来每天还要派交大饼,怎么还要交大饼呢?军队“守卫”天津,百姓要犒劳国军,鱼呀肉的是不好折算的,每天就每家按大饼交钱,谁家不交钱,就算“通敌”。    
    人人都知道国民党没有几天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