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中原

高音喇叭从舰船上向安庆喊话要求对方停火，说中华军徐总司令要与大学士、兵部尚书曾文正公讲话，不要开火具体办法将通过信函详细告知。水陆三军发出一阵欢呼，果然是1号首长到了安庆，亲自看着大家攻破安庆擒获曾国藩。其实只要我军不开火，湘军已经没有主动攻击的力量了。安庆城外的军械所已经落入了我军手中。

在双方将士一片惊呼声中，一架飞机像快艇一样在水面滑翔一段腾空而起！惊叹！欢呼。飞机升空，盘旋了一下爬高，飞向安庆城。湘军一片惊慌，但是没有人开枪射击。也许是没有来得及得到开火的命令，或者还处于惊恐之中？

飞机飞到安庆上空投下了一个小小的降落伞。下面挂的物件飘飘乎乎落进了城内。许久湘军们才敢上前捡起这个从天而降的新鲜玩意。外面工工整整写着：后生晚辈徐亮致大学士、兵部尚书曾文正公书。

不久，城上发出了同意谈判的信号。

一个航空队员架着动力伞从邙山号上腾空，掠过水面升高，落在城墙上空出的位置。

湘军目瞪口呆。我军也是一片惊叹。

不久，步话机里传来了那个队员的声音：“邙山，邙山，我是飞鹰，我是飞鹰，已经到达目标区。”

孔繁新答道：“飞鹰，飞鹰，我是邙山，1号首长已经准备好，请对方答话！”

双方一番接洽之后。我终于开始了和曾国藩的空中谈判。

我对曾国藩非常客气尊重：“曾前辈，一向可好？晚辈对先生一向仰慕，只是一向无缘亲耳聆教，实为憾事。”

曾国藩的声音沉稳镇定，一点没有处于围城之中的慌乱或者消沉：“徐公何必如此自谦？公之大才，当世罕见，可惜公专权跋扈，其君罔上，老夫为天下，为君父，不得不为不可为之事！”

“前辈，晚辈以为天下为天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我等行为当然并非无暇，但是以前辈看来不如此行事，我中华之国在当今列强环逼之下气运可久长乎？天下事，自然应当顺势而为，不可逆天行事，我等只不过顺应天意而已，所行之事无非为我中华强盛，为天下苍生，不当处，还请前辈指教。”

“顺势而为，顺势而为。”曾国藩重复了两遍，“老夫本无非分之想，本就打算为天下扫平祸乱后裁撤湘勇，只是当今形势如此，并由不得老夫自主，不知公等是如何用意？”

“曾公大才，道德文章播于天下，只要息兵罢战，或高官显爵或归故荣养，徐亮等悉听尊命。”

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道：“徐公将如何对待我中华名教？”

“我等开办之学校仍以我中华国学为首要科目。然发、当今世界变化，为我中华兴盛计，其余种种现代科学亦当学习传承。外来文化皆应包容。为我所用。昔日大唐包容四海，所以兴旺强盛，我等本乡本土推行国学精要，只要不过分懈怠，当不致被西人洋教取代，昔日大唐还曾专门到域外取经传播，那是何等自信的胸襟！国学不显，定是我等推行不力之罪过。如先生有意，他日可为我国推行孔圣国教之首席，先生若愿行此事，徐亮等敢不竭心竭力以供驱策？”

曾国藩又是一阵沉默，而后缓缓道：“自古天下无不灭之国，大清二百年，大约真是气数尽了，想圣祖之事国运昌隆，天子儿孙满堂，而今竟然如此子息单薄，且出现牝鸡司晨之危兆，唉。不过，老夫虽则昏聩，但也不愿为贰臣。公等行事，当非复明，然否？”

“先生明鉴，绝非要复明。”

“然必公欲自立乎？”

“并非如此。”

“老夫愚钝，公可否为老夫解惑？”

“国之权柄为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私器，以徐某之论，权操何人，当以天下公论公推。任何人不得以力强夺。”

“然天下百姓愚鲁者众，此法何以得行？”

“也许，百年之后，经我们数代人教化，我中华之国，人人安居富足，得读圣贤书，人人知礼义廉耻，那时当可行天下公推议。此事，或许上不可行。”

“然此时阁下尊意如何？”

“徐亮等准备以各地深孚众望者为代表，组成议政会议共议共商国事。政府内阁也尽可能把各方人才纳入为国所用，比如左公季高，李公少荃等均准备引入内阁握国家重权。曾公及其门下人才也必量才而用，晚辈知道曾公门下许多英才，晚辈不忍见在内战厮杀中使凋零，此国之不幸。愿公息兵使海内一统，使我中华修养生息，以图自强。”

我始终没有说出让对方投降之类言语，虽然这个意思已经非常清楚。

曾国藩考虑良久。提出让我军撤围，使他带兵自行返湘，然后裁撤解散。此前我们在湖南以及江西等地对待湘军俘虏和家属的情况早已经传到安庆。我们有意不禁止他们与家乡的书信来往的。

我当即答应，或水或陆悉听尊便，如有需要，沿途供给均有我军负责，只是返乡路线请先告知以免误会冲突。曾国藩答应了，但拒绝了我见面相谈的邀请。我这边的将领对我的决定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对被我坚决否定掉了。相信曾国藩那边也会有不少来自阵营内部的反对声音。不过，他在自己集团内部的权威应该还是非常大的。

三日后，安庆湘军开始返乡。最终还是决定走水路。我军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木帆船。曾国藩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不然禁止沿途军民与他们冲突还真是个大麻烦事情。湘军的许多军械都丢在安庆没有带走。带的多是私人物品了。

正文　26扫平内乱（26）

　　7月曾国藩返乡依约裁撤乡勇大体完毕，我们允许他在家乡保留200人的私人卫队。曾国藩致书在福建的曾国荃让他也仿照安庆之例撤军还乡裁撤。我们答应按照中华军官兵复员标准给这些返乡后的乡勇发放复员安置费用。愿意移民东北的完全按照规定不予任何歧视。

对于集中于湘南的湘军采取了收编的措施。与太平军相仿，只是就地整编改造不必向北开拔。湘军军官大部分留用了。

到了1865年秋天，改编后的湘军已经变成了中华军的番号开入两广、云贵继续平灭当地的叛乱。招抚与镇压结合。大规模的内战已经结束。其实在安庆曾国藩决定返乡裁撤湘勇时就已经算是结束了。

剩下的主要就是李鸿章、左宗棠和骆秉章几股势力了。左宗棠似乎好办，曾国藩辞去兵部尚书职务后，我们以清廷名义加左宗棠为兵部尚书、钦差大臣调其督办西北边防事务。左宗棠已经上书接受任命，表示不日将选派精锐人马开赴西北靖边。我们准备以朝廷名义给他一笔裁撤部分军队的费用。待其准备靖边的部队开入陕西后我们将供应他粮饷甚至军火。

至于骆秉章，我们给他的命令是要他不得截流税收，今后收支两条线，赋税上交，军队的粮饷由中央政府供应，并且不准在地方设名目收取苛捐杂税，陕南汉中一带的姚大喜部队和在宜昌的第二兵团部队正在积极准备入川。长江舰队也最好了配合陆军入川的准备。相信骆秉章凭借他的那点力量是不敢和我们抗拒的。入川后当然是派兵进藏了，仅仅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是不够的，至少派驻一个团的兵力驻扎拉萨才能让我们放心，南面，英国人虎视眈眈呢。不过，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李鸿章的情况就麻烦一些。虽然此时他的淮军规模还不太大，而且占据的地盘也就是江苏东部、上海和浙江沿海一部分地方。但是那都是富裕地区。而且他背后还有列强的支持。与左宗棠不同，这李鸿章可是与洋人打得火热。而且很明显，现在列强有支持他割据东南的意图。列强终于感受到了我们对他们在华利益的巨大威胁了。虽然我们尽力伪装，但是，在一年时间扫灭了曾国藩势力，中国从极端的混乱中逐渐平定下来，这对于他们实在不是好事情。在与湘军作战当中我们展现的惊人战斗力和大量新式装备和良好的组织训练让列强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我们在北京郊区击败英法联军和在东北收复失地不是“偶然的意外”而且也很可能不是西方某国暗中支持的结果。虽然他们内部意见还有分歧，但是，很明显他们已经对我们有戒心了。即使不是这样，让我国处于分裂内耗状态也总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何况到目前为止，他们和李鸿章的合作“还算愉快”。既然在上海和东南沿海的利益已经可以保障，为什么要让战斗力强大的摄政王的部队进驻这个地区呢？

看来下一步直接与列强的碰撞不可避免了。不过，这也要分而制之。绝对不能像愚蠢的西太后那样一下子直接向西方十四国宣战，那只会招致灾难。

正文　27。承清（1）

　　1866年的春节过的很祥和。我们在洛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借此也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关于如何为大清王朝画上句号。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许多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工业化初级发展的加速性让我自己也感到多少有些震惊，尤其是在有了正确的指导思路和超前知识的情况下。不仅少走了弯路，而且一些发明和产品的发展大出我们当初的意料。人民的聪明才智一旦被引导到发展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的动力简直是无穷的。我们的科技队伍班底已经初步搭建起来，中华科学院已经建立起了各个门类的研究所，根据我和陈浩提出和他们自己上报的课题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我和陈浩合著的《未来一百年科学技术发展展望》一书成了科学院以及我们各个学院的很受追捧的著作。循着这种思路不断出现新的研究突破。第一批派到欧洲的留学人员已经归国，在科研、教学以及工业制造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学习海军的和学习军事参谋的人员直接进入了中华军。

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第一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清朝，可以让他们退位，也可以直接用粗暴的手段结束这个王朝，比如像后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待罗曼诺夫王朝那样统统杀掉。温和手段或者狂风暴雨般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手段。

我们的大中华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两种主张激烈争辩，严学文就是激烈手段的主要代表，支持者众多。包括前太平军、捻军等参加我军的高级人员。贾山、刘奋战、辛兴、张玉祥等都是严学文这种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其实，在中华军下层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我们要驱逐鞑虏的主张在根据地特别是我们控制较早的地区从来都是公开的。包括我们接受清廷封号的时候，也对党内、军内一定级别的干部明确告知：这是借壳灭清的策略而已。这些年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在我们控制区也一直在做灭清的舆论准备。报纸、广播和基层政权利用各种渠道不断宣传灌输。不仅是严学文评书版本。甚至连一些基层政权宣扬大汉族主义我们也默认了，虽然我们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但是要说法百姓，特别是百姓中的下层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哪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时真的是个捷径。毕竟我们需要多数人的支持，而多数民族无疑是汉族。绝对的多数。这种倾向在我们新控地区明显比老区严重的多。历数满清以往屠杀罪恶和现今满族贵族甚至普通旗人的种种恶行，往往最容易激起普通民众的义愤，有效抵消掉忠君的传统思想，少数民族政权有它天然的死穴。反正我们又不需要过草地争取少数民族支持获得至关重要的生路。造成的副作用以后再慢慢消除，我们的纲领政策可是一直主张民族平等的，但是政治，就必须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连我们把临时政府的政治中心设在洛阳也是一种暗示。这洛阳可是周朝东迁和汉朝在刘秀手中复兴的国都。百姓心中，汉人经过两百年被异族统治压迫的苦难屈辱之后，终于要迎来复兴的一天了。当然不仅仅是仅凭这一点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控制区，也别是老区，人民的生活虽然远远谈不上富裕，但是富裕是相对的，不同时代又不同德标准，多数人已经基本有了温饱的保障了。而且基础教育在迅猛地发展普及。再一点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最初级的现代司法体系。法律、法规谈不上完备，但是也初步成型。刑事、民事案件审判相对清朝那是十分廉政清明了。对官员干部的监督也执法甚严。调查处已经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员依照法律进行了惩处。对赤贫阶层的救助也相当的得力。这一切为我们赢得了百姓。当然还有对外战争收复国土的功绩。这一点颇得士子之心。

高层开会一向倡导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要采取温和手段。让清帝下诏退位禅让。这样，新的中央政权显得更加“合法”，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前朝的全部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