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改变世界
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后，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看起来，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难道不是吗？可是，著名的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数十年来，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实际上，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
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
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
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第一部分引 言（3）
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
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
“对我们来说，19世纪是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领先的世纪。”在北京，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它反映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1820年之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要重新占据这个地位，这样的地位才与它的人口规模相符，也是它对历史的报复。担心和高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一个事实，是本世纪的重大经济事件。它正在影响并将更大地影响我们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银行提供的不动产贷款、人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每天的天气状况等。今后，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中国的阴影。圣诞树下面堆放的礼品，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而已。“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为后来的阿兰·佩雷菲特所引用。巨人已经起身，大地中传来的冲击波宣告着它的到来。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1）
新巨人的身高——前所未有的起飞
“从现在起到2008年，我们将为奥运会做好一切准备。首都的全部居民都将会讲英语！”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外国记者们解释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进展，他显然是过于自负了。当然，首都的基础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十多个场馆正在建设中。到处都在平整土地、重建，紫禁城也被粉饰一新，城市将变得很干净。最高官员保证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国家大事，他们会很好地完成，完全可以令人放心。以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为戒，中国人十分注意排除信息传播方面的故障；在安全方面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对于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参照，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一年，全世界惊奇地发现飞来了一只新的稀有大鸟——正在起飞中的经济大国日本。朝日帝国承受了二次大战失败的羞辱，它的国民在战后被很快动员起来，进行复仇——在经济方面的复仇。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最开始却是在隐密中悄悄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已摘到了金牌（年增长率为8％~10％）。当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首次展示日本新生工业经济的橱窗，其运作极为成功。然而，运动会还是有个缺陷：所有外国人都曾迷路，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道路没有标志牌，奥运场馆只有日语指向牌，当地居民也难以给外国人提供帮助，他们能讲的外语太有限了。
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错误，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对于中国来说，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到2008年，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正在飞向第一世界——工业大国的世界。在1964年奥运会时，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而2008年奥运会时，本地区的另一帝国——中央帝国——将尽一切努力，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
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2）
亚洲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
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
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3）
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