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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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日战事以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东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极了。全中国的青年,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就,于是都想学日本,都到东京去。等到成了一个风气,由日本归来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赚钱,于是不羡慕日本维新,而羡慕到东京能够赚钱、赚地位法术的人们,也都大举赶向东京去。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师范、速成陆军,样样都速成,好一个终南捷径,只要一到东京,便能很快的学得赚钱、赚地位的法术。在欧战之后,空气大变了,被欧洲五年的大战渐渐唤醒了的中国青年,晓得要努力打破现状,打破环境。魏铿的新理想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詹姆斯的实验主义,柏格孙(现译为柏格森——编者注)的创造进化论,枯罗巴金的互助论,柏伦哈匠的战斗生活论,五光十色,四面飞来,然而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忽然俄国劳农革命起来了,成功了,雄大的战斗力、精密的组织力、广大的宣传力、富裕的金钱力,使中国的青年把那些解决不了自己切身问题的什么主义,一齐搁下,先走向马克思主义再走向列宁主义。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历史忘记干净了,轻视俄国野蛮专制的心理一变而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反抗压迫的心理一变而为接受援助的心理。去呵去呵!去向莫斯科呵!这些人去了,回来了,国内左倾的趋向,足以使这一些速成的革命者得着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誉,很多的金钱。于是不羡慕革命而羡慕地位名誉金钱的人们,也争先恐后地走向莫斯科去,速成的革命政治家、速成的革命理论家、速成的革命军人,充满城市乡村,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学得赚地位、赚名誉、赚金钱的法术。这一个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东京的心理,遥遥相对。失却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国青年,真是可叹可伤呵!现在虽然经过一个很大的惩创,然而迷信的根,恐怕还未去净罢!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很看得见,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压迫中国民族的势力,都变成一种吸引的势力。受这吸引力吸收了的人,差不多好像是中了魔一样的狂。不过被日本吸引的人,病根是不深的,因为中国人对于日本,总抱着一个“我们是文化的先进国”的历史心理。而对于俄国,便不然了。现在这两个大的压迫力,各自都在吸引的上面显神通,而一种“压迫的吸引”,都是预备东方将来的世界大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的国民到底对于自己将来的生命,对于世界将要暴裂的战争,作何种打算呵!    
    近三十年来,东京是很显明地,取得了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欧洲的势力之下,而尤其是在伦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当国的几年当中,这个趋向,尤其是很明显。然而他自己统一的力量已经很确实,对于中国,已经由压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任何政治变迁,没有不从东京的打算上影响出来。最近七十年的东方史,前半是日本对俄国卧薪尝胆的争存史,后半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争霸史。而世界战争之后,又进了两国的新争霸时代,没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心理,不向东京便向莫斯科,这是一个召乱召亡的心理。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东京的政权,落在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手里,一就总理的职,立刻便跟着英国对上海的政策而对山东出兵,而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


第四部分第25节 信仰的真实性(1)

    在前面几节里,顺着一个叙述的系统,把政治方面说得太多了,而日本的社会情况,完全没有提及。现在我想回头来就日本的社会心理,加以观察。    
    前几年上海民权出版部印行一部平江不肖生著的《留东外史》,描写中国留学生和亡命客在东京的生活,自然他的叙述里面,有一部分是日本的社会,这种日本社会的观察,在中国恐怕是很普通的罢。我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很普遍的。平江不肖生所描写的一部分社会,固然是社会的黑暗面,然而连黑暗面观察,也是很敷浅而且错误的。不过他的目的,不在观察日本的社会,而在观察“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我们也可以不必多事批评,只是晓得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不留心研究便了。    
    在最初几节里面叙述了一点神权的迷信和佛教的问题,大家看了那几张书,总可以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了。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他们那一种“日本迷”,正是他的鲜明的民族意识增高到了极度的时候变成的无意识作用。白热度的热体,触到我们的指头,我们一刹那间的感觉,会和冰一样的冷,一粒子弹刚刚洞穿人的身体时,不感觉疼痛,都是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热烈和真切,便晓得他这一个民族,真是生气勃勃正在不断地向上发展的。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末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那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尽、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倒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一个城隍庙里,城隍老爷高坐着,香烟缭绕,烛炬辉煌,下面跪拜着成百或千的男女,他们信仰什么?一个黑夜挖洞的贼,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十五日买一只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决没有抛却有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决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作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真实的努力,创造是做不成,模仿也是做不成。且看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制度,一到了中国,立刻会变相。通电的主张,报纸的批评,群众的口号,哪一样不是很正大堂皇的。然而实际怎么样?王亮畴说过一句极调皮的话,他说:”中国人的事,你望坏处一猜就着。”这真是中国人亡国的表现呵!    
    我们细细考察日本的信仰生活,的确比中国人要纯洁得多。我们很认识得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较为纯洁的、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就宗教来看,无论是哪一教那一宗,我们看得见他的教义和组织,比起中国人来,确是真创的。他们大多数的信徒,不是像中国的信神拜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