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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是医生，并且过着在我父母眼里的最好生活。我也确实当了一阵子医生，但时间不久。我为什么不当医生，是因为我当不了，我闻不得药味，过敏。不是一般的过敏，严重时甚至出现休克。有人说我身上不是多了个器官就是少了个器官。这话我相信。事实上我对任何事情都相信，我以为，所谓不相信只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宇宙工厂和更加复杂的时间机器以及梦一样的生活的一种无知和无礼。世纪一个接连一个地过去，事情一件接连一件地发生，什么难以相信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可不相信的。我相信，在一个无限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我身上多或少了个器官，只是和常人的一个简单的不同而已，没什么好惊惊怪怪的。
　　就像有些人因为特别漂亮或者高大改变了命运一样，我与众的一个小小不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我生活在四川成都（远离家乡），职业是一名文化记者（与医院毫不相干），业余时间喜欢写作小说（读者寥寥无几）。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总的说，我是个比较形而上的人，相信命运，喜欢神秘和伤情的东西。在生活中，除了个别隐秘的异性朋友和少有的文学知己外，我几乎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特别忘不掉的过去。曾经有个叫林达的西宁姑娘，在与她交往间我感到的一些事情，算是我多年来少有的难忘经历。对她，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似乎既希望她走进（进一步走进）我的生活，又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坦率说，除了她生的病让我略为感到有点怪异外，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最安静、最迷恋男人的姑娘，她朴素的容貌远远替代不了她内心的恬美。由于她身体原因，或者我的疑虑和软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她没有再回到成都来，而是留在西宁。开头半年，我们时常有书信和电话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联系越来越稀疏，等翻过年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此我曾留下了这样两句话——
　　凭着空间的力量，我们都变了隐形人
　　凭着时间的力量，我们都成了薄情人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些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爱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值得拿出来说。
　　现在夜深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敏感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部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头像记忆中一样的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司匹林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感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身上、体内，甚至在血液里上蹿下跳，狂吠不停。在愤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头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头痛得睁不开眼，但他一开腔，我就听出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喉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眼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呐，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
　　晚上，我请他在对门的餐馆吃饭。从餐馆出来，我们沿着马路散步，为了让他跟上我，我不得不走得像个危重病人，但事实上我早已疼痛全消，并且还从他挂在钥匙链上的那把银色小刀上（像一把耳屎勺）看到了彻底治愈我祖传头痛病的希望……
　　当然，这都是小说，变了样的。事实上我是应他邀请专程找上门认识他的，他人也不是什么侏儒，不过如果要跟他散步，我倒还真必须像个危重病人一样的走，因为他已经七十高龄，而且由于长年趴在显微镜上窥探世界医学顶尖的前沿科学，他的视力已大成问题。据说他可以在显微镜下数清蝌蚪一样成群的细胞，却无法在天空中看到一只飞过的小鸟。
　　海潮的出现是我认识小说主人公的前奏。这是三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文军先生”的传呼，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是林达的朋友，并说是林达“喊”他来找我的。在他下榻的宾馆里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和导师正在研究林达神秘的病，“林达和她父亲都认为，你能提供更多更隐秘的情况”，所以专程赶来讨教，希望得到我帮助。后来说着说着发现，其实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在网上聊过天，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海潮”。然后我们交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我在谈。谈话都录了音，说是要带回去给他导师听的。
　　大概半个月后，他又跟我联系说他导师要求见我，鉴于可想而知的原因，当然只有我去见他。我说这怎么行，我又不是你导师单位的人，不可能他喊走就能走的。想不到我的一个小小难为，最后居然变成了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纸命令。我当时真无法想像他导师到底是何等人物！
　　有省政府撑腰，我不但走得放心（还光荣），而且还可以放心地不归，结果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返回的，我却滞留了两个星期。我也不是在耍，我是完全被召见我的人，文先生的导师——他的智慧，他的科学，他的荣誉，他的奇特，他的经历，他的天才，等等等等，吸住了，迷醉了！说真的，多年来我渴望“功成名就”的笔一直在寻找它理想的主人，现在主人就在眼前，我不会——绝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捂着鼻子在弥漫着我敏感的气味的人群中四处奔忙，尽最大限度地追随着导师和他数以百计的学子，把他们确凿和不确凿的记忆统统记录在案。坦率说，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寻常和不寻常的材料，但不要指望我在这里透露，我甚至连导师姓名都不会奉告，因为我怕我伟大的计划受到致命骚扰。从某种角度说——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也许比总统还要响亮，还要令人敬仰。
　　总的说，我要放弃虚构写一篇小说，好让导师奇特的智慧和同样奇特的业绩背着我万世流芳。但是我遇到了麻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位举世罕见的天才人物居然有着人类少见的生理缺陷。他是个阴阳人！终生未婚似乎只是个无聊的凭证，人们有目共睹的是，每年到了季节更替的期间，他总会莫名地变声，同时变得多愁善感，对男人彬彬有礼。据文先生说，他名下的学子每年总有个别女生拿不到学位，而男生们因为“每年都有几次被导师另眼相看的机会”，所以总是年年“人人过关”。我先后与他几十个学生或同事接洽过，我的体会，只要谈及这方面话题，他们总是一边做着没什么可说的样子，一边又忍不住地露出种种叫你“想入非非”的趣闻轶事。经过三个人“证实”的谎言和真理具有一样的权威，在成堆的说法面前，我实在无法把我要写的东西的主人当成一个健康人，所以大家看到在我小说中他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请允许我忌用“侏儒”之词，此外我自以为我这种替换还是比较到位的，基本保留了一个阴阳人生理缺陷的部分表象甚至本质，比如声音、无性等。
　　我刚说过，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比总统还要响亮。可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名字将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爆响。明天下午三点，我现在窗户对面的那幢八角楼里将云集世界医学领域的各路精英人物，他们都是受中国科学院和瑞典皇家医学院的邀请，前来参加他个人学术报告会的，会上他将作题为《猜想未来恶症》的专题演讲。现在这份演讲稿就在我手上。作为林达病情“非同寻常”的知情者，我当然是这份报告素材的提供者之一，而且明天还将以证人的身份亲临会议现场，接受可能出现的相关盘问和解释事宜。现在安排我先睹此稿，目的就是叫我提前进入状态，为届时可能需要的解答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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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一生世
一
　　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