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

　世界的必要。”（《史料》第157至158页）　　　　
　　　　对于日本军的掠夺暴行，田伯烈在该书中说道：　　　　
　　　　城内差不多每一所房子都遭日本兵搜索几次，即美国、英国、德国使馆和大使住宅，以及外侨财产的一大部分，也未能幸免。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银钱、地毯、字画以及其它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抢劫的对象。现在还是如此，尤其在难民区以外。南京的店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用仓库未蒙日军光顾。大多数的店铺先由日本兵争先恐后地打开大门，略事偷窃，于是在长官的监视指导下，有计划地（用）卡车搬运一切，再付之一炬。现在每天还有几次火警。许多住宅给日本兵故意烧毁。日本兵放火用化学的引火物，我们有几种样品，就是他们的放火步骤，我们也一一目睹。　　　　
　　　　大多数难民的银钱，都给抢去，他们仅有的若干衣服、被褥和食品，至少遭到日本兵夺取了一部分。这真是毫无心肝的行为，使难民在最初一星期到十天内，露出沮丧绝望的神情。店铺和工具是损坏了，银行是没有了，交通是断绝了，几条重要的街市是化为焦土了，一切东西都给抢劫尽了。（《史料》第157、158、195各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烧杀奸淫掠夺同时进行的，而对一家一户的抢劫，往往又是与上门索要“花姑娘”、强奸妇女同时进行的。请看《安全区档案》部分摘录：　　　　
　　　　第281件：1月28日，3个日本兵闯进大纱帽巷1号姓宋的家，抢劫了全部衣物，并强奸了一名幼女。次日，日本兵再次来到这里，要这家给一个年轻姑娘，回答说没有，他们就室内到处点火烧房子。第298件：1月29日，阴阳营43至46号均遭日本兵搜查，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而在第44号这家里，一妇女遭四个日本兵轮奸，其女遭毒打。　　　　
　　　　第329件：2月1日上午一时，一个日本兵在门东转龙巷问一位11岁的小男孩哪里有姑娘。小男孩说不知道，日本兵就打了小男孩两记耳光，并抢走了他手上满装开水的铜壶。　　　　
　　　　第328件：2月2日下午3时，三个日本兵在萨家湾搜寻妇女。这家主人的妻女立即从后门逃避了，幸免于难。但家中的四个洗面盆，却被日本兵抢去了。　　　　
　　　　第342件：1月31日下午，一个日本兵在肖齐营（译音）闯进一位41岁的罗姓妇女家里，幸而当时有些男子在她家里维护她，幸免于难。但放在桌上买米的1元钱，却被抢走。　　　　
　　　　第364件：1月28日，日本兵在林庆巷抢走了刘女士的现金一元，并恐吓她要姑娘。　　　　
　　　　第371件：2月1日，汪先生报告说：五时30分，3个日本兵闯进天目路一家，要姑娘，幸而他的妻子已经藏进厨房了。于是，日本兵从他身上掏走8元6角。　　　　
　　　　第386件：2月2日，乔凡云回家时，在市政府大楼前遇到几个日本兵，抢去现金3元3角，另铜元15枚。　　　　
　　　　第385件：1月29日，刘平员在仙肖里（译音）遇到3个持匕首的日本兵，抢劫了他的手表和钞票。　　　　
　　　　　第396件：1月30日，赵邱氏在1座桥上遇1日本兵，迫她走小路，搜查了她，钱被抢光了。　　　　
　　　　第397件：1月30日，杨秦氏回家，深夜闯进1日本兵，强奸了她，并用匕首威胁，向她要钱。　　　　
　　　　第398件：1月30日，张王氏回到中华门外的家，数名日本兵闯进，强奸了她，并向她要钱。　　　　
　　　　第406件：1月30日上午11时，两个日本兵闯进高家酒楼苏先生家，他是1月25日刚搬到这里的。日本兵向他要姑娘，他回答“没有”。日本兵即以刺刀指着他，劫去金戒指和手表各1只。　　　　
　　　　第414件：2月3日上午，吴姓全家回到新北里（译音）家里，1日本兵两度闯进这家，抢走大部分东西，赶走了家里的男子，把1妇女的衣服剥光，强行奸污了。　　　　
　　　　第418件：2月3日下午8时，4个日本在北平路翻越一家院墙，抢去徐先生现金3元，并两次强奸了乔先生的妻子和刘先生的妻子。　　　　
　　　　第419件：2月3日下午8时，3个日本兵在北平路闯进另一住宅，抢走金先生2元2角、胡先生2元5角、屠先生1元4角。　　　　
　　　　第427件：2月5日下午7时，两日本兵越墙偷入颐和路25号二层楼房，将该处男子全部集中，不准走动，并搜劫现金和其他用品。计有：袁君戒指1只，现洋10元；徐君现金15元，印有衔名的空白信纸；刘君现金1元3角；乐君现金1元。接着该日本兵到隔壁一家劫去现金千元。当时他们身穿大衣，腰挂手枪。（引自《史料》第379、384、386、388至394页）　　　　
　　　　通过上述极少数的案例，我们可以凄楚地看到，日本军在南京的抢劫不是单纯地抢劫，而是结合抢劫进行烧杀奸淫，市民被害之深的程度难以用笔墨叙说清楚。他们抢劫的范围极广，举凡粮食、衣物、用具、金钱、手表、首饰、器皿、古玩、书籍、字画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他们的抢劫之列。从时间上看，会攻南京的日本军已于1937年12月21日因暴行惨烈大部分调离南京，惟第16师团留驻南京，继续进行烧杀寻淫抢掠任务。所例举的案件都在12月21日之后，事实揭穿了作为第16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的证言实属伪证，抵赖日本军的暴行。田中正明利用中泽的伪证，大加发挥，虚构中虚构，向世人扯了弥天大谎。


第四部分第56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3）

　　　　虚构之十二，利用松井得意忘形地观看南京的名胜古迹之机，制造假相，大大缩小日本军的暴行。　　　　
　　　　12月17日，在南京大屠杀正在全面展开的前提下，松井石根以华中方面军司令的身份来到中山门口，受到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10军司令官柳川的迎接，随即骑马检阅排列在路旁的日本兵，直至国民政府，又与海军长官长谷川会见，表示海陆两军胜利会师在中国政府所在地。随后举行升旗仪式，一面太阳旗在国民政府上空飘扬，用松井的话说，已经给予了抗日的南京政权以致命的打击，并发表谈话，声明在攻占南京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再次期望全支那朝野的反省，今后皇军的行动将永不后退。他威胁蒋介石要从速接受日本的条件，立即投降。第3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　　　　
　　　　田中引用松井12月19日的《阵中日志》说：“此日午后，率数名参谋登清凉山及北极阁，眺记南京城内外之情景。仍可见城内二、三处兵燹之迹，实感遗憾，然尚不属惊人之大火，城内概免兵燹之灾，亦充满安堵之气氛。”（《虚构》第174页，着重号系田中所加）本节中已阐明16至18日3天中被日本军集体大屠杀和分散屠杀掉近10万人；而此刻大火正遍及城里城外，由此可以看出松井面对事实说谎，《阵中日志》记的都是为洗刷自己的罪过和美化自己的无耻谰言，全属虚假，绝不可相信。　　　　
　　　　提到日本军的纵火破坏，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前面读过“半城大火冲天”的文字，令人胆寒，永远不能消失的印象。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纵火的暴行，外国目睹者有文字记载，从南京逃出的幸存者都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军这方面的暴行，武汉的报纸也作了报道，延烧区域包括中华路、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陵园新村等地。这些报道只作了轮廓上的叙述，而《丁丑劫后里门见闻录》一书中记载得更加具体，而且真实可信：　　　　
　　　　城里被灾之区极广，繁华地方较重，除划难民区之区域外，无不受劫火这洗礼。其中幸免者，则中华门以西区域、近鼓楼之北门桥大街一带。受灾最重者，则由太平路经朱雀路，至夫子庙一带。中华门以东之门东地方，以日寇之先锋队系由通小火车这雨花门攻入，受灾亦巨。　　　　
　　　　……建康路全路被灾，旧坊口黑廊三山街左右，承恩寺寄望街等处、中华路自内桥至三山街口均毁。青年会、市民银行、绸布店、银楼，均烧毁。自三山街至中华门则隔两三家，即有瓦砾场一段、白下路被灾十余处。最大的中国银行亦毁。未开辟之长乐路，由定武桥至中华路一段全烬。首都法院之大建筑亦焉。由建康路至大行官，步行一次，如历荒墟……东望中山门，寂如鬼域。西行经中山东路，至新街口两旁，尚有余烬房屋，然已为随日寇继之日本商人修理改造，成为纯粹之日本商店。新街口以北之中山路，间有被灾者，其存留之公私大建筑，多为日寇军事机关占用。以南之中正路，除中央商场和大华大戏院被灾外，仅近白下路一段被焚。　　　　
　　　　一泓淮水依旧绿，两岸烧痕不断红。此余戊演（1938）夏返里仅第一次到夫子庙，所得之印象，自东牌楼起，迄大中桥止，巡视一周，其间屋宇被毁者约十之六七。有名建筑物，如大成殿、魁星亭、得月台、奇芳阁等，均付之炬。（《暴行》第200至201页）　　　　
　　　　该书所反映的是南京城里一部分日本军纵火的暴行，被烧得最惨的下关未曾提及。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关于战犯谷寿夫案判决书中也曾提到有关日本军的纵火情景：　　　　
　　　　再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之惨烈，亦无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路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计。中华门循相里房屋数十幢，均遭烧毁。居民何庆森、夏鸿贵、毕张氏等数百人，店舍成墟，栖息无所。中华门钓鱼巷、湖北路、长乐路、双闸镇各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房屋数百幢，亦俱焚烧，荡然无存。至十二月二十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区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档案》第605至606页）　　　　
　　　　人们不大了解，日本军为什么如此野蛮地到处纵火，焚烧破坏呢？细细考察，内中必要原因。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日本军暴行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调查，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一文中说：　　　　
　　　　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幸存的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日本兵也毫不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转引《南京大屠杀》第45页）　　　　
　　　　由此不难看出，焚烧为了消灭屠杀包括先奸后杀抢掠的现场，防止被中外人士抓住证据。《阵中日志》说：“然尚不属惊人之大火，城内概免兵燹之灾，亦充满安堵之气氛”，但是日本学者泷川政次郎博士对此作了无情地揭露：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军轰炸引起的，对我们的空军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市区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兵糟踏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页）


第四部分第57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4）

　　　　虚构之十三，污蔑证人的人格，篡改证人的证言，歪曲证人的行动，编造谎言，妄图从根本上否定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案。　　　　
　　　　东京审判时，检察方面传讯了中国证人到庭审问，听取了他们以亲身受害的经历揭露日本侵略军烧杀奸淫抢掠的暴行，事实确凿，经过清楚，人证，旁证对口，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案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当时，那些战犯慑于法律的威严，在事实面前抵赖不了自己的罪行，只得怀恨伏法。然而，一些漏网的军国主义分子及其追随们，比如田中正明之流，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便钻了出来，一变为“英雄好汉”，叫嚣东京审判不公正，把矛头指向中国出庭的证人许传音和陈福宝，以及马吉牧师。　　　　
　　　　许传音凭借耳闻目睹，在法庭上揭露日本兵见动的东西就开枪，见人就开枪，见逃跑者就开枪打列；他目击了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马路两边点到500具左右尸体时才作罢；他明确证实那些男男女女的尸体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他所揭发出来的材料得到第三国人和日本人的证实，也被列入检察方面的证据。这里不再一一赘叙。但田中正明污蔑许传音“在谈梦话”，其实真正说梦话的是他自己。　　　　
　　　　陈福宝曾以自己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