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1-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带来上帝的严惩。温斯罗普在讲演中一再强调，他们要发扬兄弟情谊，团结凝聚成一个人那样。移民们必须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必要的时候要准备为集体贡献出一切。他们自然也不提倡个人自由，当他们谈及自由时，指的是自己教派的自由。对英国，他们要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他们。对自己，他们要的是积极自由，温斯罗普说过；“只有善良、公正、诚实之人才有自由”，服从权威才有自由，不服从至少是傲慢。
4清教的自由主义基因
从上面几方面说，清教思想都与自由主义不一致。但有意思的是，清教又同时发展了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使他们不仅不与自由主义相违背，反而有促进其发展的作用。毕竟，清教徒是旧制度的叛逆者，所以必有弃旧创新之处。同时，他们又非常讲究实际，必然会把宗教教条修正得适应其生存环境。
首先是契约概念。正统的加尔文教义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上帝是随心所欲的，本不可能与堕落的人类订什么约。但清教思想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马萨诸塞的清教移民更是自认为迁徙之举乃是与上帝专立之约，这样便使他们在北美蛮荒中稍微有点安全感。他们的社会组织建立在三大契约之上：天恩之约、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天恩之约是信徒个人与上帝立的约，是三个约的基础。教会之约是信徒们成立教会时彼此间立的约，为的是共同尊奉上帝，教会是教友的集合，教友间彼此平等。公民之约是信徒们作为公民在成立世俗政府时立的约，在马萨诸塞殖民早期，只有教会会员才有在政府任职的权利。
契约理论是民主政治的先声，其革命性在与君权神授理论相比较时便十分清楚。历来的统治者假借天意、民意，但实际上无非是凭着征服者的权利。英王詹姆斯一世在《自由君主制之真正法律》（1598）一文中，以《圣经》为依据，证明君权神授，君王应享有绝对权威，他是一切法律的来源，自然也高于法律。但契约理论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将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视为双方自愿的契约关系，这就暗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这一转变为自由主义的产生进行了许多铺垫，包括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理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以及限制世上一切权力的宪政理论。
1620年朝圣者们在登陆普利茅斯前签订的《五月花公约》是清教徒成文契约传统的最早文献，字数虽然不多，但明确规定他们将按照大家同意制定的规则来组建社会，所有人都将服从这些规则，这是契约概念支配下的法治与宪政的开始。
第二是政治自治。英国的殖民方式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不同，英王一般不直接参与殖民地事务，他只是颁发特许状，具体筹建大多属于私人行为，如以股份公司或私人领地方式。特许状允许移民享有英国公民的权利，并有相当的立法自治权，条件只有两个，一是殖民地立法不能有悖于英国法律，二是立法要取得当地自由民的同意。三千英里的大西洋将北美与英国隔开，更何况英国政局动荡，正忙于内战，即使想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也总是难以如愿，所以殖民地人民习惯了自行其是。
清教的政治并不标榜民主，清教领袖约翰·科顿对民主不屑一顾。他说：“民主，我并不认为上帝曾授意说那是教会或共同体的合适体制。如果人民成了治理者，那谁是被治者？”但是清教徒显然又直接继承了宗教革命的反权威精神，他们试图净化英国国教，对英王也敢于抗衡，英国内战称为“清教革命”就是因为清教徒向国王斗争时最为坚决无情，这种精神不可能不体现在他们自己建立的政体中。自治从宗教开始，就是公理会，引申到政治，就是乡镇议会，成为民主的雏形。1641年，马萨诸塞实施自由权法，以英国大宪章为基本法。1644年开始由两院来立法，自由民每年选一次总督，即使像温斯罗普这样的权威人物，也不止一次地落选。
不过此时的民众参与还是很有限的，所谓自由民，只限于合格的教会会员，而教会会员资格则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申请者还要当众陈述自己的宗教皈依体验。一旦批准为教会会员，就成了“可见的圣人”，这就是为什么马萨诸塞的神权统治被称为“圣人的民主”。所谓“可见的圣人”就是世人看着像圣人的信徒，但还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得救。至于真正的圣人，只有上帝知道，故称“不可见的圣人”。清教作此区分是因为他们认为唯上帝有权评判人的灵魂，凡人只能评判人的行为。
第三，个人意识。清教徒虽然不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关于个人的意识中却包含了个人主义的萌芽。早期基督教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底层追求平等的意识，所有的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罪人。到中世纪后，罗马教会的霸权地位日益强大，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否定了罗马天主教对基督教的全面控制，也取消了教会作为上帝与信徒个人之中介的地位，原先教会所承担的责任就归到个人名下。新教徒需要凭借《圣经》对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仅仅是紧跟教会，人云亦云，由此个人的良知和判断显得格外重要。由于和上帝的直接交流，个人也因此具有更多以前难以想象的尊严。
马萨诸塞的不宽容是以20世纪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的，在17世纪的地球上，他们的不宽容绝非例外，更不是最残酷的，至少他们还允许异议分子当众为自己辩解。安·哈钦森和罗杰·威廉斯都是经过辩论后被宣判有罪、逐出殖民地的。尊重个人的意识为清教徒发扬独立、自主、自发，以及实验、创业等精神创造了外部氛围。
第四，资本主义。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清教徒属于既不愿当奴隶、也不想当主人的中产阶级，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是得救的外在迹象，因此以富裕为荣。同时他们又主张勤奋节俭，反对侈靡，两者相辅相成就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无意中非常有利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
第五，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清教对个人的约束为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自由主义理解的个人是自利的，但也是有理性的。正因为如此，人才依据自利的原则行事，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可自我管理和接受管理。在清教的训练下，个人必须经常反省，必须对自己对社会负起责任，这就为自由主义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对清教徒来说，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是不太可能被滥用的，他们在长期的训练后具有天生的分寸感，所以像爱默生这样的人可以对人性比较乐观。假设一群从无管教的人被突然放到了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环境中，不难想象他们滥用自由的可能性。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清教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基因（3）
5清教向自由主义的演进
有意思的是清教无意中为自由主义、为现代民主所作的贡献。当清教中的宗教成分被逐渐淡化、演进成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后，其中的自由主义基因便凸显发展，成为近代的自由主义。这也许是所有过渡时期意识形态的特点，而促使其演变的动力则是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人性。
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压力。英国革命后，特别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在公民权利的维护上又前进了一步，1688年颁布权利法案，1689年颁布宽容法案。出版自由、司法独立、政教分离等现代社会原则都已开启端绪或确立。相对而言，殖民地神权统治的做法便显得落后了，并且与母国法律相违背。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上告英国，埋怨清教政府强调“会员资格”，剥夺了他们作为英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最终导致了马萨诸塞独立地位的丧失：1692年原特许状到期后，英王的新特许状将它变为皇家殖民地，这对坚持温斯罗普“山巅之城”理想的北美清教徒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当全世界典范的梦想落空了。
不过实际上，海湾殖民地到移民第二代时已经面临极大危机。早在1662年，牧师们就已经在哀叹世风日下，人们热中于世俗追求，冷淡了上帝，背离了初衷。他们满怀恐惧和焦虑，认为自己的“荒原使命”已经宣告失败，上帝的惩罚随时将至。威格尔斯沃思牧师悲痛地说“上帝和新英格兰有了过节”，其大难临头的感觉可想而知。
但世俗化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二代，清教领袖们就发现原先筛选再三的“圣人”已经来源不足，子女们对父辈视为特权的会员资格已经不那么在意了。第二代中许多人无宗教体验可以汇报，因而不能获得会员资格。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会员，他们的子女将无资格接受洗礼，未受洗礼之人长大后便无资格成为会员，如此下去，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将如何维持？最后，他们只能实事求是，降低标准，在1662年搞了个“半途契约”，规定凡是会员的子女都能成为“部分会员”或“半会员”，使他们的子女能照样受洗，并有望成为会员。在清教领袖不得不改变原则来适应外界的时候，也就亲手开启了清教美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清教以一场净化人类的神圣实验开始，也和所有类似的实验一样，最终被人性挫败。他们试图以《圣经》为蓝本来建设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社会，一个“山巅之城”，但是即使他们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者，跨越三千英里的大西洋来到北美蛮荒，挣脱了旧世界的干扰，一切从头做起；即使他们采取种种封闭和强制的做法，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却还是不能维持下去。因为他们可以将所有异议分子逐出，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思想一样。他们可以逃离英国，逃离国王，却逃不过自己，逃不过人性。他们想把一个16世纪在西欧产生的观念原封不动地挪到北美，并保持世世代代不变，这顶多只是一个浪漫的愿望而已，因为他们漠视了人性适应环境的基本道理。
正统的清教神权到17世纪末就已瓦解，到1730年代，殖民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复兴运动——大觉醒。真正的清教传人乔纳森·爱德华兹牧师以为恢复清教信仰的时机已到，他在布道中极力渲染上帝的愤怒，逼迫听众忏悔皈依。他一度收获颇丰，为上帝召回不少失落的灵魂，但最后还是抵挡不住时代的潮流，被自己的教会解雇。造化弄人，大觉醒的主流恰恰与他回到清教神权的愿望相反，而是极大地冲击了教会权威，提高了平信徒的地位，为美国独立所需的世俗化民主气氛创造了条件。在清教已经完全丧失其17世纪革命性而转为保守势力时，爱德华兹阻挡社会变化的企图化为泡影，而他也就成了最后的清教徒。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确立（1）
1“革命”还是“独立”？
美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应称之为“革命”，还仅仅是“独立”？对此存在着不同观点。否认它是“革命”的观点认为，除了独立于英国，美国国内并未发生通常与“革命”相伴的社会激烈动荡，或曰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改朝换代，阶级状况大致依旧，因此它不过是一场独立战争。
其实；“革命”一词的英文为revolution，毫无将“命”革掉之意，而是指旋转，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是一场当之无愧的革命，而那些革掉许多“命”的运动却未必都是革命。美国革命同时完成了三项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任务：从殖民地到独立，从王国到共和国，从政教合一到世俗化。美国革命的起点高，因为是站在英国革命的肩上完成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以英国的宪政为基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诚然，这三项革命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其过程早就开始，但是美国革命从量变到质变，成为它们完成的标志。
美国革命是近现代第一场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因为它发生得太早，而且自己日后也发展成帝国主义，因此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美国人背弃英国这个宗主国，赶走国内约六万之众的托利保王党，没收其财产及教会，独立无疑是相当彻底的。美国的独立开启并激励了全世界连续一两个世纪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这本身不能不说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独立的同时，美国也推翻了君主制，实现共和制，美利坚合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