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

　　　　　　　　泽民回答：“今后你就是我的主管啦，找你请示的事就多了。”　　　　
　　　　　　　　项英道：“那我们二人就多讲配合啦。”　　　　
　　　　　　　　“我想找你说个事。”　　　　
　　　　　　　　“请讲。”　　　　
　　　　　　　　毛泽民道：“我认为，办银行不光需要金银财宝做本钱，更要有专门化的人才做靠山。”　　　　
　　　　　　　　“说得好。”项英插话道：“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根据地内部早就办起了闽西工农银行，那里有个会计科长叫曹菊如的，是个人才，我想调过来急用，还需要你点头支持。”　　　　
　　　　　　　　“君见与我略同。我支持。”项英立即拍板，并给泽民开具出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毛泽民和警卫员郭金水的马蹄声便踏碎了东方的红霞，径朝闽西银行的住地汀州方向扬鞭催马。马蹄踏处，一股烟柱升腾。日暮时，便到了汀州，通过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找到了曹菊如。　　　　
　　　　　　　　这曹菊如是闽西龙岩人，早年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救国活动，1930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9月成立闽西工农银行，阮山担任行长，他担任了会计科长。毛泽民1931年7月从香港到闽西后，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长，与曹菊如自然是经常来往，彼此成了要好的朋友。一天，毛泽民路过一个书摊，发现一本《银行簿记实践》，高兴得不得了，立即买下来，送给了曹菊如，还建议曹菊如认真研读。想不到今天自己成了国家银行行长，他立刻想到了曹菊如。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听毛泽民说明来意并看过项英的介绍信后，满口答应，并说要谁给谁，全力支持。曹菊如也非常乐意给毛泽民当助手，表示尽早将手头工作移交后赴任。曹菊如在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是后话了。　　　　
　　　　　　　　毛泽民向曹菊如简单谈了筹办银行的打算，说到要发行国家银行自己的货币时，他问曹菊如：哪里可以找到能设计国家银行货币的人才？　　　　
　　　　　　　　曹菊如向他推荐了黄亚光，不过他提醒毛泽民：要找黄亚光，可要冒大风险的？　　　　
　　　　　　　　黄亚光是长汀人，大革命时期就投身学生运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汀州时，由李立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3月，他与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一起，迎来了朱、毛红军，成立了中共长汀县委，任县委宣传部长，后任中共汀连县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31年6月底的一天，他和汀连县委书记段奋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曾炎3个人，正在筹备召开汀连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突然，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派来一队武装人员，宣布黄亚光是“社会民主党”，要解除他的武装。黄亚光当时连“社会民主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出于对党、对军队同志的信任，他还是自动地将身上的手枪解下来。与此同时，段奋夫、曾炎两人，也以同样罪名遭逮捕。他们被捆了起来，遭到严刑拷打，随后被押往临时省委所在地永定县虎岗，投入大牢。　　　　
　　　　　　　　应该说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案，其实是一大错案。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卢、李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他们又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红十二军的纪念大会上，一些缺乏国际共运知识的青年红军，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口号，这本不足为怪。但是，闽西党组织和红十二军的一些领导人，却大惊小怪，认为在闽西苏区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派别。于是，立即在整个闽西苏区到处追查逮捕“社党分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闽西苏区后，肃“社党”运动更为混乱，负责肃反的林一株等人，只凭主观臆断或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就随便抓人杀人。整个闽西苏区一片恐慌。黄亚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指为“社党分子”。　　　　
　　　　　　　　尽管受到连续几个月的关押和严刑拷打，黄亚光死不承认自己是什么“社党分子”，也拒绝招供别人。于是，他被判处死刑。　　　　
　　　　　　　　这天，黄亚光和另外十几名“社党分子”被反绑着拉到了一处河坝。行刑队拉出一名“社党分子”，喝问：“招不招？”那人不招，一柄梭镖便捅进了他的胸膛……　　　　
　　　　　　　　轮到黄亚光了。他抱定一死，决不乱供。行刑队急不可耐，端起了梭镖……　　　　
　　　　　　　　“刀下留人，慢点动手！”　　　　
　　　　　　　　千钧一发之时，远处传来急促的喊声。　　　　
　　　　　　　　黄亚光没有被杀，从刑场押回到牢房。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毛泽民救了他一命。　　　　
　　　　　　　　原来毛泽民听了曹菊如的介绍后，立即找到闽西肃反领导机关，对那里的负责人说：“黄亚光在什么地方？中央政府要用他！”　　　　
　　　　　　　　那位负责人板着脸孔问：“黄亚光是个‘社党分子’，你知道吗？他被判处死刑，已经拉到刑场去了！”　　　　
　　　　　　　　毛泽民一惊，忙说：“你们不能杀他！”　　　　
　　　　　　　　“你负得了责吗？”那位负责人问。　　　　
　　　　　　　　“我负完全责任！”毛泽民双眼喷火，回答斩钉截铁。　　　　
　　　　　　　　毛泽民救下了黄亚光，但不能马上带他回瑞金。要闽西肃反机关放人，必须得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字批准。　　　　
　　　　　　　　毛泽民只得和警卫员匆匆赶回瑞金，找到邓发，对他说：“老邓啊，福建被关起来的那个‘社党分子’黄亚光，你下令把他放出来。我银行要用！”　　　　
　　　　　　　　邓发说：“他的问题还没弄清楚。”　　　　
　　　　　　　　毛泽民反问：“有什么问题？即使有点问题，我们还可以控制使用嘛。”　　　　
　　　　　　　　邓发只得签字放人。几天后，黄亚光果然被送到了瑞金，只是因为阻挠，他的党籍不让给恢复。　　　　
　　　　　　　　毛泽民让黄亚光休养了几天。接着，与他一起商量国家银行纸币的设计要求，要他尽快拿出设计图案。　　　　
　　　　　　　　1932年元旦这天，曹菊如也来到瑞金。他还带来了一个会打算盘，能用阿拉伯数字记账的同志。　　　　
　　　　　　　　毛泽民非常高兴。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全班人马，已经到齐。他们是行长毛泽民；业务处长曹菊如；刚刚学会记账的会计钱希钧；出纳一人，就是曹菊如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那个同志；勤务员一人兼管兑换，协助出纳工作。有人对毛泽民说，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银行，5个人太少了。毛泽民笑笑回答说：“是少了些。我们的银行要发展，人员肯定要增加。我们要抓紧培养人才。”　　　　
　　　　　　　　不久，他们就在红军大学开设了一个“供给班”。后来，又根据毛泽民的意见，专门开办了一个银行专修学校培养苏维埃金融人才。国家银行在开办半年后也发展到设有两个处（业务处、总务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共有10多个人。　　　　
　　　　　　　　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毛泽民找到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方维夏，由总务厅出面协助动员叶坪村一户农民让出几间房子，作国家银行行址。这是一幢赣南农村随处可见的砖木结构的普通民房，与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大厅和毛泽东的住处只隔约100米远。楼上楼下共两个小厅、3个房间。楼上的小厅用作财政部记账员的办公室。楼上两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是曹菊如等工作人员的宿舍，男女分开居住。楼下小厅，就算是银行的办公室和营业厅。房东是家富农。毛泽民和钱希钧对此并不介意，常与房主人打招呼，有时还给他们送点好吃的。　　　　
　　　　　　　　有了曹菊如毛泽民如鱼得水，曹菊如不但是他的参谋，也成了毛泽民的得力助手。半年前毛泽民买的《银行簿记实践》一书，成了他们很好的老师。他们按书上介绍的知识和闽西工农银行的实践，摸索着设计出银行的各种业务账簿、单据表册；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对国家银行的组织、资本、业务、决算及红利分配等做出规定；先后制定了《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往来透支暂行规则》等规章制度。　　　　
　　　　　　　　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在现洋包封纸中，毛泽民发现有几张国民党的收税四联单。仔细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后来，毛泽民以国家银行名义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筹备工作进展顺利。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挂牌开张。“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曹菊如、钱希钧抬着国家银行的牌子，从营业厅出来。腰束皮带、足缠绑腿的毛泽民，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曹菊如和钱希钧将匾牌挂在大门左侧。　　　　
　　　　　　　　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纷纷前来道贺。　　　　
　　　　　　　　毛泽东已经离开叶坪，去了东华山古庙养病。大嫂贺子珍按毛泽东的嘱咐，前来祝贺。　　　　
　　　　　　　　蓄着胡子的周恩来，也由项英陪同来了。他一个月前才从上海来到瑞金，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握着毛泽民的手说：“泽民同志，前几年你在上海当‘书’老板，现在你在苏区当‘钱’老板了。祝贺你！”　　　　
　　　　　　　　毛泽民摇摇头：“我这个‘钱’老板，金库里可没有多少钱，恐怕不能胜任，有负众望。”　　　　
　　　　　　　　周恩来拍拍毛泽民的肩膀：“担子不轻，困难不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带枪的银行家

　　　　　　　　对于毛泽民来说，开办国家银行困难确实不少。最大的困难，就是银行缺少资金。　　　　
　　　　　　　　世界上其他国家银行，都是资金雄厚，有金有银，有高楼有大厦，惟独毛泽民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金库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土坯房，营业厅只有一张小小的五尺柜台。按照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国家银行虽然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和金库管库人员全部接收过来，但同时也将财政部原来的全部收支业务接收过来。国家银行还来不及发行自己的货币。它的业务，说穿了还只是代替中央财政部的现金出纳职责。　　　　
　　　　　　　　毛泽民既是银行行长，又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还未到任，毛泽民只好既管银行业务，又管中央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钱要物，都来找他。每天，国家银行小小的营业厅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金库的现金支出日增，而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毛泽民十分焦急。他知道，如不赶快增加财政收入，充实银行金库，银行业务不仅不能扩大，反而会逐渐萎缩。　　　　
　　　　　　　　正在这时，红军集结重兵，开始攻打赣州。毛泽民一阵心喜，急急赶往赣州前线筹资。　　　　
　　　　　　　　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初，经费的主要来源，一是打土豪筹款，二是红军的作战缴获。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为红军规定的“三大任务”中，打土豪筹款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项。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也有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靠着这两条，尽管红军由当初的不到5000人发展到当时的5万余人，根据地也扩大了许多倍，但红军的经费基本能满足需要，根据地群众的负担也不重。　　　　
　　　　　　　　可是，随着根据地的巩固，苏区内的土豪越打越少，靠打土豪筹款越来越困难；而根据地内除土地税已开征外，其他税种尚未开征，税收收入有限。因此，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靠红军的战争缴获，支持红军的开支就更紧张了。　　　　
　　　　　　　　赣州是赣江上游重镇，历史上是赣南经济文化中心，商贾云集。毛泽民等待着红军攻克赣州后入城筹款。大哥毛泽东没说错，毛泽民成了带枪的银行家。他必须亲自到前线去，为国家银行筹集资金。　　　　
　　　　　　　　谁知这次攻赣，执行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张。红军攻城月余，不仅没有破城，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撤围。毛泽民不仅未筹得分文，前线部队反倒要他拨款补充军费。　　　　
　　　　　　　　在瑞金东华山古庙养病的毛泽东，应周恩来电召，急急赶往前线，参加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商议红军攻赣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