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产党的名字降了一格。毛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水———每月五块钱。　　　　
　　　　　　　　蒋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是，只有以前就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从此，国共两党掀起了联手抗战的新高潮。　　　　
　　　　　　　　延安，成了革命者翘首、爱国者向往的中心。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贺子珍，一个要强的人

　　　　　　　　红军到达陕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的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新阶段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贺子珍当然也不例外。她考虑最多的是能像其他姐妹们一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新的成绩来。　　　　
　　　　　　　　当时，保安的街头上，满是“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主席每天忙着写文章，开会，和干部们谈话，给红军大学讲课，常常工作到深夜。贺子珍常常想与主席谈谈自己的工作，每每看到主席很忙很忙，话到嘴边时又咽下。她很怀念井冈山时期，丈夫还能有点时间，陪自己到野地里散步谈心，俩人心心相印，形影相随。现在却不同了。有时，主席忙起来，几天都见不到他。即使在家里，找他的人也很多很多，一拨又一拨，推都推不掉。贺子珍根本就插不上话。俩人感情交流的空间也被“革命工作”四字占去了。贺子珍曾一度感到孤独。这时，她有一种看法———整个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自己一团糟：一是长征中那次死里逃生的负伤，留在身体里的弹片还时不时地在折磨着她；二是她与毛泽东结婚，接二连三地怀孕，长征途中她再次怀孕，如今又要临产，眼见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现在已不能出门；三是今天一早，她又摔了一跤。人若是倒霉，石子儿都要欺负人。　　　　
　　　　　　　　“摔着了没有？”毛主席上前扶起了她。　　　　
　　　　　　　　“像是没有。”贺子珍哭笑不得。　　　　
　　　　　　　　“先送医院检查一下，以防万一。”主席关心地说。　　　　
　　　　　　　　就这样，贺子珍被送进医院做检查。没出医院，就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因是早产，孩子出生时显得格外小，不到5斤。邓颖超抱起孩子说：“这孩子看起来娇小玲珑，我看就叫娇娇吧，好听又好叫。”　　　　
　　　　　　　　后来有人给主席报喜，说子珍生了个娇娇。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开门见喜，老婆摔了一跤，生了个小娇娇！”　　　　
　　　　　　　　“主席，你要请客喽！”有人说道。　　　　
　　　　　　　　毛主席幽默地说：“好吗！这娇娇是长征中怀孕，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生的，应该庆贺！不光庆贺娇娇的出生，还要庆贺长征的胜利，更要庆贺新时期的到来么！”　　　　
　　　　　　　　一生以苦做伴的主席，这天晚上还真破例喝了点酒。祝贺的人来了一大院，她们分别是康克清、邓颖超、刘英、曾志、钟月林、钱希钧等等，大家都欢声笑语，惟有一个人笑不起来，她就是娇娇的妈妈贺子珍。她不是不欢迎娇娇的到来，而是娇娇不该在这个时刻到来。这只会影响她的工作安排。　　　　
　　　　　　　　纵观毛泽东一生，这是贺子珍生育六胎惟一活下来的孩子。成人后，毛泽东为“娇娇”取名李敏。姓李，沿用毛泽东当年的化名李德胜的姓。名敏，取用《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典故。　　　　
　　　　　　　　贺子珍的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　　　　
　　　　　　　　直到娇娇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她的主意已经拿定，让娇娇留给保姆看管，自己要走出去，学习深造。因为自己的文化底子差，只在福音堂的教会学校念了几年书，随着革命的需要，越来越需要文化知识。再加上毛泽东常说她文化落后。这种求知欲，随着她参加革命时间的进程，日益强烈。终于有一天，她向主席提出了自己要上“红大”的要求。　　　　
　　　　　　　　毛泽东以为听错了：“你要什么？”　　　　
　　　　　　　　“我想到红军大学深造。”　　　　
　　　　　　　　“深造完做什么工作？”　　　　
　　　　　　　　“我不想再抄抄写写了。”　　　　
　　　　　　　　毛泽东先是有些吃惊，很快又平静下来，用关心爱护的口气问：“娇娃怎么处理？”　　　　
　　　　　　　　“我想托给保姆看管。”　　　　
　　　　　　　　毛泽东耐心地说：“要知道，‘红大’以团结紧张著称，每天三操两课，不休说正常人都感到吃力，况且你又负过重伤，还有孩子，我不反对你去，而是怕你身体吃不消啊？”　　　　
　　　　　　　　贺子珍一脸认真的样子：“你说五次反‘围剿’累不累？二万五千里长征苦不苦？这样的苦和累我们都挺过来了。抗大的紧张我还受不了吗？”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的脾气，外柔内刚，她是位要强的人，只要是她认准的事儿，八头大牛也拉不过来。再说上大学并不是坏事，于是就答应了她：“那就去吧，只要你感到兴趣就行。”　　　　
　　　　　　　　争取来的机遇，贺子珍十二分地珍惜。她把孩子略作安排，收拾一下随身衣物和洗漱用具，便只身来“红大”报到了。她被分配到“红大”第一科学习（第二科离此四、五里，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这个班的学员，当数二十六岁的贺子珍最大，因此大家都礼貌地喊她“大姐”。　　　　
　　　　　　　　“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样式也没有。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毛主席为学校规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陶冶着红军干部的情操，又通过这些干部传播和贯彻到全军和全国。　　　　
　　　　　　　　贺子珍一投入到这个集体，就以忘我的精神进行学习，那种在毛主席身边的孤独感立即消失了。她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学校规定的纪律她都严格遵守。比如出操和队列，她都一课不拉。皮带一扎，绑腿带一打，英姿焕发。　　　　
　　　　　　　　她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只有二里，只坚持星期天回去过礼拜。其他时间，她都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尤其是劳动课，贺子珍更是积极参加。　　　　
　　　　　　　　为了开辟校园平坦的道路，党支部订出了一个计划：开辟一条横贯校门的大路和三条交通大道的支线。这项任务由大家动手去完成。　　　　
　　　　　　　　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的拿镢，有的拿铲，有的用锄，有的用钩。同学们自动地、极有风趣地互相鼓励着。这虽是较吃力的体力劳动，但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学员看来，都是那么一回事！既然他们要改造世界，建设新中国，现在改造自然，修几条路又算得了什么！　　　　
　　　　　　　　工作完毕后，贺子珍的手磨起了水泡！数一下：六个！其他的同志也都起泡了，大家拿手来比较。贺子珍手上的六个泡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晚间贺子珍躺在石炕上睡觉时，手、脚、腰脊骨都有些酸痛，心想：重体力劳动的确不简单，但比起过去多年的斗争中———饥饿、生病、负伤、流血和爬雪山、过草地、走野林的生活来，真是算不了什么苦了。因为疲劳，心中又愉快，很快就睡熟了。　　　　
　　　　　　　　第三天，她再次在工地参加劳动时，突然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昏倒在工地上。同学们及时把她抬进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经过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的休息。她只好辍学回家休养。　　　　
　　　　　　　　辍学回家，无疑是对贺子珍一个很大的打击。看来她要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已成了泡影。　　　　
　　　　　　　　她开始埋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来。这时期，恰巧毛主席接连召开几个会，非常繁忙，连回家的机会也少了，无暇顾及贺子珍。贺子珍的老病再次爆发了，性情变得烦躁，烦躁中又使她生出种种疑虑和不安来……这是一种可怕病态。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赴上海，取出弹片。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地怀了孕———加上那股火气，这更坚定了她要出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贺子珍负气出走，毛泽东实心相留

　　　　　　　　开始，贺子珍出走的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当时的延安，没有医院能取出她体内作疼的弹片。听说西安、上海或者苏联莫斯科的医院能做这种手术。　　　　
　　　　　　　　她翻来覆去的想来想去，最后主意拿定，不如先到就近的西安，然后是去上海，还是莫斯科再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一好百好。　　　　
　　　　　　　　在一个月高风急的傍晚，主席开完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回到家的时候，贺子珍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没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她到外地去治病。耐心地劝导她说：“不是不同意你去看病，上海的形势不明朗，苏联又太远，你现在又怀孕，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不适宜长途旅行。我们之间的争吵你不必计较。我还是过去的毛泽东，我也非常爱你。有时争吵时我也不大冷静。想起来也很内疚。”　　　　
　　　　　　　　贺子珍面目表情麻木。毛泽东见她不动容，接着又道：“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掉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地要掉泪；二是跟随我多年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过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毛主席这番真情和肺腑之言是铁石也能融化，然而贺子珍却无动于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就不能改吗？”无论毛泽东如何挽留，都难于留住她的心。这个外表十分脆弱的女子，内心比钢还硬。去意已定，就让她飞吧！飞不动再回来吆。这便是毛主席当时的想法。　　　　
　　　　　　　　“不能！”贺子珍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保姆，收拾起简单的行装，这只行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终于一个人出走了。　　　　
　　　　　　　　当她只身来到西安时，已到1937年底，恰在这时，打了数月的“淞沪之战”已经结束，大上海沦陷，被小日本占领。到上海治病已经不可能。贺子珍被困在西安，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　　　　
　　　　　　　　在家日日好，出门天天难。这时，贺子珍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句教人的古训来。特别是从延安到西安，几经转车，到了西安住在办事处，还有诸多不便。如今带在身边的钱已经不多了。恰在这时，先是延安方面的电话打了过来，接着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又派人过来，当面传达主席的指示，请她立即回去，等形势好转后再说。并且有心的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精致的日用品的箱子及钱款。当时贺子珍曾感动地哭了，实际上从负气出门那天起，她无时无刻地不在惦记着丈夫和娇娇。人虽走了，心仍留在家中。她曾想到回家，可是她那倔犟的性格又不允许她这样做，这种念头很快又消失了。为了表示对主席的惦念，她想到毛泽东住的那个窑洞潮湿，便用自己积蓄的津贴费，跑到街上，买了一床新棉被，托来人捎了回去。　　　　
　　　　　　　　毛泽东见了这床新棉被，也感动了，但他更感动的是贺子珍这种宁曲不折的性格。　　　　
　　　　　　　　贺子珍在西安一连住了几个月，她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受到启发：我何不到苏联呢，先取弹片后学习，何乐而不为呢！她决定到苏联去。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