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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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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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鼎报告的情况，可以看出张学良之突然准备反蒋，大致不外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抗日，二是保存实力，而这两者事实上又密切相关。过去张寄希望于帮蒋介石能抗日，现在则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行抗日，他的东北军大概也差不多不存在了。张学良之所以称赞《活路》作者把他想要讲的话一口气都说完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要知道，前此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110师、109师，这时竟被取消番号；张要求给阵亡的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家属各特恤十万元，结果也是“碍难照准”，气得张学良大骂：“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1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这也难怪张学良在回忆中称所谓“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者，第一条就是“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一事。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照这样下去，他张学良拿什么去面对那些指着他吃饭，指着他带他们回老家的东北父老乡亲。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而“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想必也即为此。
不过，张学良固然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活路”，但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张学良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揭旗反蒋的时候。第一，所谓“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这表明张此时尚无完全把握东北军之力；第二，所谓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证明了前引周恩来电报中的话，张这时还缺少可依靠的、有能力的干部；第三，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即仅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日，不仅兵力上过于悬殊，而且武器、弹药等各种军事装备的补给也将完全中断。因此，如果没有苏联的直接援助，没有各地反蒋实力派的响应，要想与蒋介石抗衡和实行抗日，无论如何难以想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明确表示，“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这里所说的“邻近各房本家”，自然就是指杨虎城等原西北军将领；这里所说的“严老老等”，恐怕指的就是阎锡山以及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与张关系较好的实力派领导人。当然，这种活动终难逃过蒋介石的耳目。因此，张学良表示，他只是“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刘鼎在4月30日的信中报告说：“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大批进入陕甘，形势已相当严重，张学良的表面文章能做多久，实在是个问题。因此，刘鼎一再告诫张学良：“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可是，即使是从刘鼎的角度，他也不能不承认，张学良有他自己的道理。刘鼎分析说：张学良本来就在歧路上，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至少他还想最后从南京方面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以便来同红军度岁月。张学良之所以要牵延到11月才起事，一方面固然是想在这几个月中去从南京方面骗得一些东西，另方面多半是认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
这里所说的“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无疑就是指望到时候能够得到苏联愿意援助他的表示。很明显，之所以要拖到11月才起事，这个考虑实在是再关键没有了。尽管刘鼎一再劝告张学良，联共必然可以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但为了进一步坚定张学良的信心，刘鼎还是建议：“顶好找那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命。”这“胡子”就是指这时蓄着大胡子的周恩来，那“瞎子”则是指戴着眼镜的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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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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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决心反蒋的消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首先得到消息，并于5月5日电告中共中央，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但如何处理各内系统问题，盼有所商定。示张能否见面，定好地点。
5月7日，直接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工作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也致电中共中央，告之张反蒋决心已定，但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并保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11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他希望红军不要写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他将我党口号修改后，一下印了许多。现在外方很为怀疑，说东北军的口号为什么和红军一样的。
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突然决定参加革命，这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惊喜。刚刚撤回陕北，正在为应付东、南两面迅速推进的国民党军，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而焦虑的毛泽东等人，立即感到了极大的安慰。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案。他说：时至今日，中间阶级的态度终于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觉醒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张学良的态度，这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应该争取也可能争取的。考虑到此时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总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统一战线，战胜蒋日”，但具体到西北地区，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西北胜利。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当然，毛泽东说，以西北为根据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这是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与“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
要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决定了红军也必须以西北地区为发展方向。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明确提出：下一步行动方向目前只有陕北、宁夏、陕南、甘肃这四条路可走。陕北“没饭吃，狭小，不能去（留）”；宁夏少数民族区域，到处是寨子与堡垒，“从政治军事观点上不应去”；陕南条件最好，但蒋介石的力量也最强，如果得到炮兵，最好向南去，“否则就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使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据此，中共中央又拟定了“西征战役计划”，提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阵营，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红军实行西征，自然需要张学良的东北军给予配合。因此，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再次会谈实属必要。只不过双方这时所关心的重点看来还不完全一致。刚刚下决心参加反蒋行动，但又不敢立即起事的张学良，这时显得格外小心谨慎。他特别告诉中共代表，听说上海及南京风传他与共产党在洛川开会，蒋最近又派了许多政训人员到东北军里来，实则为监视他。他若行动大意，必致引起怀疑。因此，对于蒋介石要他迅速向陕北苏区腹地推进的命令，他已不能不从。结果，当东北军105师沿甘泉向鄜县推进，并企图筑堡时，终与肖劲光指挥下的红29军发生冲突。而东北军57军常经武师和沈克师这时也向直罗镇方向挺进筑堡，这不能不迅速引起红军方面对东北军有否诚意的疑惑。周恩来当即致电刘鼎，要求张学良说明内情。为此，双方反复电商，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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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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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67军参谋长赵镇藩急电李克农，说明105师之一部于龙坊西北泊村与贵军之一部发生不幸事件，此事出于一营长之不明情形，弟已告知刘师长转告其部下，以后不可如此行动。同日，王以哲也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甘肤间筑碉事与周恩来先生曾面谈过，请即刻通知沿途红军勿生误会为荷。
周恩来则在5月2日的复电中答复说：甘泉与鄜县间筑堡问题，与敝方破坏碉堡事，曾与先生等面约借掩外人耳目。现为彻底解除误会，已令敝方肖军长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另对鄜肤间东西大道敝方交通，已饬驻军勿生阻碍。但对政训处进入苏区编组保甲、武装掩护地主收租抢粮等事，务请给予制止。另外，近日直罗镇和羊泉间贵方突然集结重兵并深入套通、老人仓各路筑碉，事前即未谈妥，且不明贵方意图。请代询张学良先生，并示以真相。为此我方愿派李克农同志到洛川面商一切。
3日，李克农得到赵镇藩来电并接到赴洛商谈的指示之后，也复电赵镇藩，强调对在鄜县、甘泉及直罗镇地区筑碉堡一事，事前张学良先生与周恩来并未谈及，事后亦未见电商，真相不明。兄部行动致使兄我两方敌对区域扩大，颇非前途。请向张学良先生、王以哲先生说明，特别是与67军的协定若能扩大范围至57军则最好。至于两军冲突事，已电令肖劲光军长就近与105师刘翰东师长妥商解决办法。可是，当肖劲光派人前去105师接洽时，刘翰东师长恰好前往洛川，部下对双方关系一无所知，竟将来人扣押，电询洛川如何处理，此举令张学良十分被动。张不得不让刘鼎电告中共方面：“请今后勿轻派人来，令人难处。”王以哲进而也于4日再电周恩来，就此解释说：105师深入老人仓事，只因刘师长在洛，以环境关系，肖同志不必再来商洽，弟可负责告知。而常、沈两师到黑水寺、直罗镇、羊泉镇、鄜县之线筑碉事，前张学良先生在洛川曾与李克农同志议过，故会面时未曾提及。而57军一旦到达黑水、羊泉之线后决不再前进，务请放心。
十分明显，双方关系这时变得非常微妙与复杂，许多具体问题急需详商解决办法。特别是处此进退维谷之境的张学良，更是心焦如焚。尤其是当他得知红军已全部撤回陕北，国民党中央军可能迅速跟进陕北之后，这种担心更加明显。按照刘鼎来信的说法就是，张担心“在自动标扬之先而被人察觉，则我暗彼明，常常会遭受一些意外的损失”。因此，张学良之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十分明显地比周恩来还要着急。
还在5月4日，刘鼎即代张学良要求与周恩来见面。其电称：此间得知红军西渡，汤恩伯之二师于后跟进。如确，则张求见周，面商对策，见面地点在甘泉旧县。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周建屏前来陕北，路经洛川时，张学良特别约见了周建屏，要求他立即向周恩来说明，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由宜川经延长向延安推进，杨则以张部未能前进至临真镇，其左侧缺乏掩护为借口不进。故张学良要求红军允许东北军开两团人到临真镇，十数天内不建碉堡，即行退回。与此同时，张要求周建屏向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以下数点：第一，蒋介石有命令给直属四师中央军，要求各部立即西渡黄河，会合杨虎城向前推进，张学良要求红军从山西方向加以牵制，防其西渡。第二，张希望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不要回陕北。因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随之西渡，对红军与对张均不利。第三，蒋命张部一面由延安进至延川，同时由延安进至瓦窑堡，筑碉构堡。为应付计，张要求得到红军允许，使东北军可以由延安至延川，再由延川回至延长之线建筑碉堡。红军如回，允予通过。
张学良最后再度“要求与恩来见面”。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这里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共中央看来却未必十分重要。既然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