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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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卫文庸只担任首相仅一个月，中日战争就爆发了，他的这种假设受到了考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炎热的夜间，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哥李罗桥①附近发生了引起全面战争的“事件”。那天晚上，被派去保护日本在北京的利益的关东军某部的一名军人突然失踪，那支紧张不安的部队遂朝附近的国民党部队驻地开火。后来查清那个军人只不过是解手去了，但是枪已经打响。这起事件开始时不过同其他数百起事件是一样的，但不到三周竟升级为敌对两军在清朝故都南郊的一场激烈的对阵战。
　　①　即芦沟桥。——译者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这起事件井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宣布：“中国的主权不能牺牲，即使开战也在所不惜。”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派遣他的微不足道的空军去轰炸上海的日军基地。尽管只炸死一些中同的无辜百姓，却丝毫没有平息日本的恼怒。东京声称这是对国际港口的粗暴袭击，发誓要进行一场“惩罚战”。陆相急忙跑到皇宫，答应天皇，他将“在三个月内打垮中国”。但是，帝国参谋本部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一场拿破仑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认为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宿敌俄国的时候。东京火车站挤满切望前去参加关东军耀武扬威的南征的军人，那里响彻“万岁”的狂呼声。到秋天，关东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同时帝国海军的数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封锁了上海。
　　美国的舆论对西班牙的残酷内战大致采取洋洋自得的态度，但为报纸上报道美国传教士和水手在中国遭击毙的大字标题所警觉。国民担心亚洲舰队和两千三百名军人保护不了山姆大叔的利益和生命，以致和平主义分子呼吁立即把舰队撤回来。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这是近半数国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国际上异口同声地声讨日本，总统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美国不能舍弃中国，但也无力进行干预，因为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充其量都只能调集一支象征性的军事部队或海军部队。总统想小心谨慎地向蒋介石提供援助，后来孤立主义的报纸得知船上正在装炸弹运往中国，参议院强烈要求严格履行中立法案。中立法案是禁止向交战国提供军火的。
　　罗斯福内心里对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和“盗匪般的国家”部怒不可遏。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他在孤立主义势力的大本营芝加哥审慎地呼吁采取行动，试图重整美国舆论和国际舆论。他呼吁各国趁早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实行“隔离”，以防止“无法无天的行为扩大到全世界”，但人们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当日军蹂躏九国公约郑重规定缔约国必须尊重的中国领土的时候，国联对日本进行了标准的谴责。东京仍然坚持说，所发生的只不过是又一起事件，格鲁大使告诫华盛顿：这场侵略现在只有西方列强采取一致行动才能制止，用“道义上的恐吓”是制止不住的。英国在华的利益最大，但它没有力量单独保护它们，它期望美国带头，把十六年前发誓要维护中国主权的九个国家召集到华盛顿开会。由于美国迸发的孤立主义退缩情绪控制了国会山和报界，罗斯福拒绝同意美国实行制裁。会议最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但是由于各与会国不团结，结果并没有使中国得到安慰，反而进一步疏远了日本。会议对东京进行了纸上谈兵，事实证明这是华盛顿条约系统临死前的哮吼声。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大陆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列强。
　　第三章外部战争
　　“在我们的下面是宁静富饶的长江流域，只是丢在南京城里的炸弹腾起的烟柱打破了沉寂”，——奥山上尉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下午，在这个下午，他几乎使日本同美国骤然交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的飞机率领一个中队的帝国海军轰炸机追踪着一些船只，这些船只溯江而上载着逃出被围的南京城的中国军队。当天上午，当“珀内号”载着美国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驳船，离开这座四周筑有城墙的古城的时候，蒋介石军队的主力已经朝北向重庆撤退。“珀内号”的一对浅黄色烟囱和装有天篷的上部建筑，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是那种柱返于中国的江河、保卫着西方商业利益的吃水很浅的炮艇。然而，不管是它的外表也好，还是首尾旗杆上飘扬的特大的旗子也好，都未能使它兔遭日本大炮的轰击。
　　至此，英国炮艇“瓢虫号”遭到炮轰，比较幸运的“珀内号”算是安然逃出了火网，且逆流疾驶了三十英里。这时，詹姆斯·休斯少校用无线电向上海报告了其方位后，断定可以安全抛锚。水手们聚集在一起悠闲地吃着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突然又发现了飞机，午餐未完而散。奥山上尉发现了中国船只后，欣喜若狂，正率机攻击。
　　“他们在丢炸弹，隐蔽！”主舵手朗喊道。舰长进入操舵室，儿秒钟后，操舵室就被炸弹“轰”的一声掀开。甲板上，新闻记者诺曼·艾利本能地抓起摄影机拍摄电影。他不难看清飞行员的面孔，但使他吃惊的是，他们明明看得见美国旗，还是不停地轰炸。二十分钟后，两条驳船中弹起火，“珀内号”正在长江的浊流中下沉。这时，副舰长阿瑟·安德斯代替受伤的舰长指挥。安德斯由于喉部受伤而不能讲话，只得在一片被血染红了的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上“弃舰”二字。当舰上的最后一批人在江边芦苇区隐藏起来时，一艘日本汽艇正溯江而上，用机枪向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和两边江岸猛烈扫射。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幸存者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还得在日本人追赶的情况下坚持两天才能到达中国军队前线。
　　“珀内号”被击沉的消息激怒了美国人，也使东京担心它可能导致战争。日本外相急忙照会美国大使馆“深表歉意”。想起美国“梅因号”是怎样被西班牙击沉因而引起两国交战的，格鲁大使准备卷起行李要走了。不过他的担心未免为时过早。事后，美国正式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同意了，从而把日本从战争边缘拖了回来。华盛顿和东京都急于要使危机冷却下来。日本曾经解释说，日机弄错了“珀内号”的国籍，罗斯福总统看了诺曼·艾利拍的影片后，命令在各地影院上映之前，将电影中日机飞行员的特写镜头删掉，使人们相信日本的解释。到了圣诞节，日本向美国交了一张二百二十一万四千零七美元三十六美分的赔款支票，整个事件就算了结。
　　“珀内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松井石根将军——一个骑在一匹象征性的白色战马上的矮胖军人——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他保证“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但就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日军对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血洗，日军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使国民党人惊惶失措而投降。估计有二十五万中国人——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血洗南京中惨遭杀戮；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蒋介石的决心远远没有因此而有所削弱，国民党决意进行抵抗。愤怒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对这场野蛮屠杀的第一手报道激发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对丧尽天良的日军的谴责。国务卿赫尔在“珀内号”被击沉时，就谴责这是“一群野蛮的半疯狂的陆海军军官”干的，此时他满腔义愤，主张干涉，被持谨慎态度的国务院其它官员制止。但总统并不如此。海军作战部长威廉·李海曾向总统递交了亚洲舰队的方案，建议同英国皇家海军联合进行一场用该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的话来说是“绞死日本的海战”。总统接到方案后恢复了封锁计划。但是，由于众议院当时正在激烈辩论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的应将宣战权交给国会而不是交给总统的议案，罗斯福在采取必要的步骤试探英国是否支持他恢复大棒外交以遏制日本时，行动是极其谨慎的。
　　采取联合行动的想法是罗斯福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白宫秘密会见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时提出来的。林赛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报告时，将这个建议说成是“轻率的政治家的意见”，首相也同意这个看法。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张伯伦曾对他的内阁说，他“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外文大臣（国务秘书）安东尼·艾登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他致电华盛顿。说他有兴趣支持“以压倒之势显示海军力量”，皇家海军可派多至九艘的战舰参加。李海海军上将派他的作战计划局局长前往伦敦，为联合行动作准备。尽管罗亚尔·英格索尔上校拿不准总统是否执意实施封锁计划，但他与持同情态度的英国海军部作战计划局局长汤姆·非利普斯上校商谈后，制订了一个联合封锁计划。英国将派出一个舰队前往新加坡海军基地，切断通往太平洋的东方航道，美国海军则封锁太平洋的西半部分。
　　勒德洛修正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促使罗斯福更希望英美海军联合显示力量将能威慑住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初，他写信给英国首相，要求他支持召集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作为行动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美国海军和皇家海军草签“会谈纪要”。当天，唐宁街致电白宫要求总统“暂时不要动手”，使会谈纪要变得毫无意义。张泊伦正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从而开始他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这就需要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舰队驻守地中海，以“促使”墨索里尼作出反应，也就没有多余的舰只派往远东。在此之前，参谋总长曾在二月份报告：“不管被迫在东方还是西方作战，都严重困住我们的手脚。”这就使英国政府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站息迁就。严格说来，英美联合封锁计划是不可能实施的，因为新加坡基地还要两年才能容纳一支大规队。但海军部现已将派出战舰的时间改为两个多月——如果能有这么一支舰队的话。不过，同年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保证将派一支“力量足够雄厚的舰队”前往东方以保卫英国的自治领。他们的最现实的估计是到一九四二年才只能有一艘战舰进港，尽管澳大利亚高级专员们听说将有七艘。委员会还认为，“新加坡的安全将是英联邦国家赖以生存的冠石。”但是，现实将注定使他们大夫所望，因为远东的危机正在激化。
　　“我们时代的和平”
　　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道义力量不足以遏制正在中国蔓延的战争。美国未能与英国达成统一战略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整个太平洋防御战略“总的亲说是不周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