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ⅰ抖刹可坏男掠枪邸罚?997)、《上升之国、下沉之国》(2000,以上均为德间书店出版)等著书中,标榜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其中,后三本书是他在“电视东京”的“渡部升一的新世纪欢谈”专栏所作的谈话节目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他在该电视节目中散布其“国益论”、“新忧国论”,既谈历史问题,也谈现实社会,每周半小时,达五年之久。他在《渡部升一的国益论入门》一书的前言中称:“每周的对谈不一定都和历史有关,单纯谈论事实问题的也很多。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忘记‘怎样做才对日本的国益有利?’”渡部升一《渡部升一の国益論入門》,第8页,德间书店1996年版。由于他打着“国益”(国家利益)的招牌兜售右翼极端主义思想,故似乎颇能迷惑一些电视观众,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国益的立场》一书的前言,渡部升一又说:
每天每日,电视、报纸、杂志、周刊等各种情报信息泛滥。可是在这丰富的信息情报中,各国反日的工作员、或者被他们操纵的〔日本〕人,对这些信息加以巧妙加工的情况不在少数。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讨厌日本人及日本人的历史,也就是公开或隐藏地干着摧垮日本人自尊心与自豪感的勾当,打掉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元气……渡部升一《国益の立場から》,第1~2页,德间书店1996年。
这种论调与上述谷泽永一的论调简直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同时,和谷泽一样,渡部也决不容许别人提日本历史上的“恶事”。在他看来——
日本有影响力的媒体和为数众多的政治家,对于日本过去的恶事,针小棒大地加以夸张,甚至连谎言都相信其有。然而对于中国现在的恶事却守口如瓶;对于中国和高丽(指朝鲜——引者注)的国益很热心,对日本的国益却漠不关心。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祸害之心,而媒体则推波助澜。
提倡“国益”、忧国,在战后的日本往往被贴上“右翼”的标签。然而,其他的国家——如美国,即使那些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在美国国家利益问题上,用日本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就是右翼。不,是超右翼。只要想想有好几个美国公民被另外国家的人从美国绑架,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中略)我曾经和几个在美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人交谈过。这些人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在美国的国威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看法,给人的感觉是比日本的右翼更右。今天的中国和高丽,为了自己的国益而干事的人,可以说是比右翼还右翼的超右翼。渡部升一《渡部升一の新忧国論》,第2~3页,德间书店1997年。
在这里,渡部升一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右翼。但是,“右翼”或“右翼分子”,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作为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都不算是一个褒义词。这一点渡部自己十分清楚。于是他在不得不承认自己为右翼之后,却把美国、甚至中国、朝鲜的维护“国益”的人,看成是比右翼还右翼的超右翼。换言之,他是说自己这个“右翼”和别国的那些“超右翼”比较起来,“右”得还远远不够。可见,渡部升一完全把“右翼”和“国益”即“爱国”混为一谈。若照他的标准,德国的希特勒、戈培尔、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类的祸国殃民的人、日本近现代历史上那些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人,都是“国益”者无疑。实际上,渡部升一就是站在这样的右翼立场上,为日本历史上的对侵略战争富有重要责任的人——特别是昭和天皇——全面翻案、全面肯定、全面美化的。“国益”、“忧国”是渡部升一这位右翼军国主义者往他自己脸上贴的金。而他的“爱国”、“国益”其实质就是“日本优越论”、“日本中心论”、日本是“亚细亚的盟主”论。究其实质,就是要重温“亚细亚共荣圈”的旧梦。这一点,在1994年出版的《亚细亚共円圈的时代》原题《アジア共円圈の時代》。该书由渡部升一与台湾出生的附日作家、商人邱永汉合著,由PHP研究所1994年出版。(“円”即日元——引者注)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显著。在这本书中,渡部取“亚细亚共荣圈”的谐音,提出了“亚细亚共円圈”这一概念。他宣称美国经济及美元就要没落,而今后整个亚洲将是日元的天下,“这个过程就是将未实现的亚细亚共荣圈,变成亚细亚共円圈的过程”。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1)
在对谷泽、渡部的右翼极端主义的思想构造略加剖析之后,再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站在右翼立场、“国益”立场上的,借着谈日本的历史及亚洲的历史,来兜售他们的自恋史观的吧。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关于日本历史的右翼论点,首先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当中。这部书的名字叫做《谁把日本历史弄成这样?》。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日本历史教科书总检点”,是以全面攻击和否定日本战后历史教科书为宗旨的。但这本书实际的中心,与其说是“检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不如说是他们站在右翼国家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立场上对从古到今的日本历史实施的篡改。
在谈到日本古代史的时候,渡部和谷泽像西尾干二等其他右翼文人一样,极力证明日本古代的文明多么悠久、多么独特、多么优越。而要证明这一点,首先就要设法贬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他们不敢承认、并极力贬低中国文明在古代东亚的中心地位,甚至因为“中国”这个词有“中心之国”的涵义,而拒绝使用。渡部升一几乎在每一本自著及合著的有关日本历史的书(如《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渡部升一日本史快读》《封印的昭和史》及《谁把历史弄成这样?》等)的“前言”之后,都附带一段“附记”,其中云:
本书中,对“支那”和“中国”区别使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略称,而作为地理的、文化的概念不适用。在表示地理的概念、或贯穿诸王朝的民族、文化的概念的场合,则应使用与英语的CHINA相当的“支那”。本来“中国”这个词,是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些蔑称相对而言而被使用的美称,日本理应加以拒绝。此处引文见《渡部升一の昭和史》,第12页,其他有关各书也大同小异。
作为日本人,渡部当然知道,“支那”这个词从近代以来,在日本人嘴里说出来,就带有强烈的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蔑视意味。从这一点上看,日本人所称的“支那”与英文的CHINA的情感色彩完全不同。在英文中CHINA是中性的,意为中国,而日文的“支那”却与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相始终。当年中国人听日本人张口一个“支那”,闭口一个“支那”,那种屈辱的感觉是何等强烈,今天的读者只要翻阅一下当年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有关作品,就很清楚了。因而,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日本政府曾明文要求日本的各媒体一律不再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今天,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右翼文人渡部升一、谷泽永一等顽固的反华分子,却仍然我行我素,故意口口声声“支那、支那”,并公然企图将此合法合理化。这简直就是一种无赖行径,也是对中国的肆意挑衅。诚然,“中国”是中国的“美称”,在渡部等人看来,中国的“美称”就是名不副实,“日本理应加以拒绝”。那么,“日本”是不是“美称”呢?“日本”的意思似乎是“日之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难道因为日本实际上从来就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一种虚构的“美称”,中国人就可以在公共媒体上、在著作中称日本为“倭国”或“倭寇”吗?何况,不管渡部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毕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东亚地区就是“中心之国”,也就是“中国”,这是历史上的众所共知的常识,且名副其实。
对“支那”一词的纠缠,既表现了渡部、谷泽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又暴露了他们那“日本自恋”的病态。在《谁把历史弄成这样?》一书中,自大、自恋的“大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洋溢其中。他们从现行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仔细寻找那些他们认为难以说明日本历史的自豪与荣耀的句子,并大加挞伐。以下只以几个主要问题——包括“天皇”的由来问题、古代中日文化关系及遣唐使问题、倭寇问题这三个问题为例,对渡部升一与谷泽永一的自恋史观略加剖析。
首先是古代“天皇”及其由来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日本古代史的常识,在“大化改新”之前,是没有“天皇”这一称呼的,当时称最高统治者为“大王”。对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做了如实的叙述,但谷泽和渡部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所引为自豪的悠久的“皇统”的历史,就大打折扣。他们指责教科书编写者的意图是“把皇室的传统能缩短一年是一年,能缩短一个月是一个月”,“将日本的传统尽可能地矮小化”。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有皇帝,日本古代有天皇,日本敢称自己的统治者为“天皇”,正是“体现了对支那的对抗意识”,“是日本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认为“在当时的东亚中,敢对支那皇帝对等相称,拥有这种气概的,只有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在古代比其他东亚国家厉害。为了不让《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关于皇统的神话受到质疑和挑战,他们贬低现在的考古学,认为历史研究偏重考古学的成果,是“战后历史学的最大的缺陷”。他们认为教科书中出现的把古代天皇称为“大王”,“就是因为相信了出土的四块金石文,而完全无视《古事记》《日本书纪》”。在他们眼里,还是《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传说比科学的考古学更可靠,应该坚信不疑。主张“日本的正史必须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坐标”。谷泽和渡部对《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皇统神话的迷信,首先就是要证明日本的历史比中国还要悠久,就像渡部所说的,“在日本有着和‘皇帝’同格的‘天皇’,而且这个传统比支那还要长”;其次就是维护一种国家宗教。不光是渡部和谷泽,几乎所有的日本右翼都是天皇制的狂热信徒,他们都像宗教徒崇拜圣书一样崇信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皇统神话。早就有学者指出,在日本,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右翼分子的一个首要标准,就是看他对天皇的态度,就看他信不信“皇国史观”,这是千真万确的。渡部和谷泽坚信:“日本的特色,就是‘有建国神话的国家’,是‘有皇室传统的国家’。”实际上,右翼分子的历史观都是渡部与谷泽这样的“皇国史观”,都是皇室中心主义者。皇室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日本中心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迷梦。它与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2)
与天皇崇拜相联系,在谈到日本古代历史的时候,谷泽和渡部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日本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记述,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例如,“东京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这么一段话:
5世纪,大和国家的大王,为了使中国的皇帝认可他作为倭王的地位及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指挥权,就频频向中国的南朝派遣使节。中国的历史书中,就记载着一个姓武的倭国大王,给中国皇帝送去的信。转引自《こんな歷史に誰がした》,第32页,クレスク社1997年版。
接下去简要介绍了那封信的大概内容。
这本来是中日关系史中的定论和常识。但是渡部却对这段话极为反感,断言:“这本教科书想要说的,就是日本是支那的属国。”谷泽接着附和说:“是啊,因为没有〔支那的属国〕那样的历史事实,所以不能写‘就是支那的属国’,但他们希望孩子们产生误会,于是就介绍了那封信。”他们断言“支那的史书不可靠”。渡部升一甚至胡说什么“日本与支那有国家间的交易,但正式的外交几乎没有”。为了说明古代日本的独立性,他们连古代日本与中国有外交关系这一史实都不敢承认。出于同样的原因,渡部、谷泽对日本学者提出的日本民族起源于大陆的骑马民族,即“骑马文明说”这一学说由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江上波夫提出。渡部和谷泽批判该说时,未点江上波夫的名。也十分反感,说这“很可笑”,认为“这个骑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