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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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历史上的“倭寇”问题时,谷泽永一、渡部升一从全面美化日本历史的需要出发,对倭寇也加以美化。在历史上,即公元13~16世纪,九州岛等地的日本人,带着武器,成群结伙,不断到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并常常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绑架人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尤其深受其害,历史上将这些日本海盗、劫匪称为“倭寇”。“倭寇”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但是,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却为倭寇翻案,说“倭寇不是侵略者”,不但不是侵略者,而且在渡部升一看来,“倭寇本来就是日本雄飞海外的壮举,应予肯定的评价”;谷泽则称倭寇“是日本人值得自豪的海外进出的第一号”。于是,侵略就是“雄飞海外”,就“值得自豪”。这是渡部升一、谷泽永一一贯的逻辑。    
    美化倭寇侵略的手段就是把倭寇的形成归咎于中国。渡部升一说:“倭寇本来是生意人,当初是以明朝为对象做买卖的,但支那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就是没有贸易这个概念的麻烦的国家。不管怎样,支那的皇帝认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统治者,所以没有外国这个概念,和外国的贸易并不存在。”这简直是缺乏历史知识的信口胡说,把倭寇的侵略的原因反过来推到中国一方,是渡部们的老套手法。众所周知,走私,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都是一种不法乃至犯罪行为。而身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渡部升一教授却在为走私寻找依据,实在匪夷所思。而且,渡部显然不知道,中国是古代从事对外贸易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和外国,例如和西方的古罗马、阿拉伯诸国展开贸易的时候,日本人大概还处在史前的不毛时代吧?“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没有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如何传遍古代世界?渡部喜欢恶用的“支那”(CHINA)这个词又是怎样来的?渡部升一的此番高论,又一次证明他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他的自恋史观的病态也令他头脑发昏。    
    而谷泽永一对倭寇则另有一番高论。他说倭寇不是海盗,而是“武装贸易业者”;说倭寇本来不存在,是当时的中国地方官僚制造出来的,“那些被朝廷命令取缔走私贸易的地方官,实在被逼无奈,如果照命令去做则有危险,不照命令去做则会受处罚,所以,不得已,他们才在交上的作文中,制造了‘盗寇’这个词。”谷泽如此将他个人的想象性“作文”当作“历史”,并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只能表明以“历史通”自居的谷泽永一(他曾写过《历史通》一书),所谓的“通”原来是一窍不通!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3)

    此外,渡部升一还把倭寇与中国的华侨相提并论,说华侨有很多,他们“大都抛弃了自己的国家,住在了当地。可是倭寇却一定会回到日本。这也证明日本从那时起就是一个多么好住的国家!”日本“好住”与否,那是渡部升一自己的感受,但倭寇“一定会回到日本”,则未必是倭寇觉得“日本好住”所以一定回去住,而只能证明作为侵略者、作为强盗的“倭寇”决不会取得在当地居住的任何许可,在中国、朝鲜也决不会有立脚之地。事实上,历史上曾有多股倭寇,却并不如渡部升一所说的因为“日本好住”而“一定会回到日本”,他们就是赖着不走,并且深入中国福建、江西、湖南诸省为非作歹竟达十几年之久,最后被中国人歼灭才算了事。    
    四、所谓天皇“无责任”,战争“有外压”    
    关于日本历史,渡部升一曾经出版过《历史的读法》(1979)、《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分古代编·镰仓编·昭和编三册,1993)、《历史如此开始》(1992年初版,2003年改题为《渡部升一的日本史快读》再版)、《昭和史由此更生》(1995年初版,2003年改题《渡部升一的昭和史》再版)、《封印的昭和史》(与小室直树合著,1995)、《贤者学历史》(与冈崎久彦合著,1997年初版,2002年改题《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再版)、《日本人的气概》(1998)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内容自我抄袭、大同小异,而且多属于其他右翼文人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包括宣扬“皇国史观”,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否定从军慰安妇的存在,对战后联合国方面为惩处战犯而举行的东京审判大加指责、全盘否定,对战后日本以和平、民主为基调的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及历史教科书极为厌恶,对日本政府就战争问题向中国、韩国道歉的言论大加攻击,对1995年日本政府通过的表示放弃战争的《战后五十年决议》非常不满,等等。这些言行都是一般右翼分子共同的言行。在渡部升一的这些宣扬右翼极端思想的书籍中,《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昭和编》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祥传社1993年版,后出版文库版。一书出版较早,有些观点带有渡部升一较强的个人色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以下我们只以该书(以下简称《昭和编》)为例,看看渡部升一是怎样从昭和时代(公元1925~1989年)的“日本史看日本人”的。    
    渡部升一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他认为日本的明治宪法有个根本的缺陷,“在明治宪法中,为了突出天皇亲政、天皇大权,而使得首相和其他大臣的地位没有差别。各大臣各司其职,辅弼天皇,所以在天皇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起草明治宪法的伊藤博文,担心天皇的权威变小,而不愿制定一个有着强大的首相和强有力政府的宪法”。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和首相的不够强有力,导致军部的权力膨胀,其行动常常超越政府,就出现了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就形成了军部与政府并立的“二重政府”。在“支那事变”中,“政府一再向世界和国民强调‘不扩大’方针,而处于当事位置的军部却不断将战争扩大。国家的战争指导者究竟是谁?明治宪法的缺陷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暴露得那样明显”。    
    乍看上去,渡部升一所说的似乎不太乖离事实。日本的军部在战争期间实在十分地跋扈。但渡部的企图并非要指责军部的跋扈,而是要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右翼分子,渡部升一是一个狂热的皇室中心主义者。他在《昭和编》的前言中,对他的尊皇思想有一段自述,其中写道:    
    那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视点。    
    欧洲——乃至全世界各个地方——其王家的系图均与神话中的诸神联系在一起,但最后全都灭亡了。为什么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古代的传统形式?如果说日本是能够维持古代传统的唯一一个王朝的话,那么,日本的国体岂不是万邦无比的吗?    
    就这样,我在德国的大学校园里,发现了日本国体的万邦无比的明确的根据。那时距今已经四十四年了。我那时二十六岁(1956年左右)。    
    (中略)    
    距今三十年前,在美国做客座教授回来不久,我就认为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写一本关于日本人及其历史的书。……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第5~6页,祥传社文库版2000年。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5)

    可见,《从日本史看到的日本人》的中心思想,就是宣扬天皇“万邦无比”的优越性。实际上,这种书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多得很,现在渡部的这本书尽管有一些新的视角,例如并不像战争中那样肯定军部,但本质上不过是“皇国史观”的老调重弹而已。    
    战后的皇室中心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坚持“天皇无战争责任”论,渡部升一也不例外,而且还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彻底地为天皇开脱,并为此而用了《昭和编》的四分之一的篇幅。但是,这显然是徒劳的。明治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伊藤博文在《宪法释义》中写道:“兵马的统一乃至尊的大权,专属帷幄之大令”;另一方面,天皇亲自颁布的《军人敕谕》中,明确写着“军人不得干政”,即要求军人只能听指挥,而不能干预政治。换言之,从明治时代一直到日本战败及1947年新宪法的确立,日本的昭和天皇都是法定的日本军队的大元帅,即最高统帅。日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所以在“满洲事变”后日本军队普遍由先前的“国军”改称为“皇军”。日本近代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日本政府内阁的短命,内阁和首相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但对外侵略的大政方针却丝毫不变,这就是因为有了天皇的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议会或许对军部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但天皇却有。准确地说,只有天皇才对军队有约束力、统帅力。实际上,日本侵略史上历次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天皇最后决定的,而且是由天皇发布开战命令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与决策机关“大本营”就设在皇宫内。据记载,在侵华战争期间,昭和天皇常常是一天到晚身着戎装,紧张专注地指挥着战争,为此取消了在海边散步的习惯,令身边的人极为“感动”。参见:全国各县代表新闻五十社执笔《支那事變皇国之精華》,第1页,上海每日新闻社1939年1月版。这里根本不存在渡部升一所说的“统帅权干犯问题”,假如真有谁干预、“干犯”天皇的统帅权,那就必将被定为“大逆罪”而受到惩处。1936年2月的“二·二六”事件(一些少壮派军官因搞政变遭处决)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日本全国准备“一亿玉碎”,连中小学生和妇女都在军训,打算与“敌人”鱼死网破。美国投下原子弹后,也看不到日本打算投降的迹象。在各个战场上,不知有多少人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赴死。可是,就在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放送”播出之后,各个战场上的日军的拼死抵抗却戛然而止,立即放下武器,没有一处日军违抗天皇的命令。可见日本军队是如何地绝对服从天皇的指挥。因此,渡部升一从所谓“明治宪法的缺陷”来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是拙劣的和徒劳的。    
    渡部升一就这样否定了天皇的战争责任。同时把“扩大”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军部那里。但是请读者注意:渡部压根儿就不承认日本有什么战争责任,因而他当然也就不会承认日本的军部有战争责任,而只是认为日本的军部将战争“扩大”了。接下来,在《昭和编》的“从世界史看大东亚战争”一章中,渡部在否定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又进而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    
    渡部升一认为,有三个“外部条件”,或者说是三个“外压”,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大东亚战争”。他写道:    
    第一,是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由此让日本人清楚地看到人种的差别歧视。国民从感情上觉得,决不能盲目地服从白人所制造的世界秩序。    
    第二,由于美国制定了“赫里·斯姆特法”这样一个空前的贸易保护的恶法,世界陷于了无限的经济危机。为了对抗这一法律,英国在奥塔瓦会议上决定结成一个布罗克经济圈。不像英国那样拥有广大殖民地的日本该怎么办呢?……    
    第三,支那大陆严重的排日、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