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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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1)
此后,田中正明又利用帕尔的“日本战犯无罪”的判决书,做了许多文章,出版了《日本无罪论》、《何为东京审判》等。他还出版了为“黑龙会”、“玄洋社”等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右翼团体树碑立传、歌颂田中正明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书影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大东亚先觉传》、《亚细亚风云录》等书。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所做的文章。
1984年,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南京虐殺の虛構——松井大將の日记をめぐって》,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版。这本书既是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论,也是松井石根的无罪论。确切地说,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所以田中正明为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以松井大将的日记为中心”。作为松井石根的心腹人物的田中正明,一直把松井石根视为自己的主子,感恩戴德,所以每提到松井石根,必缀以“大将”的尊称。看来为松井石根翻案昭雪乃至复仇,已经成为田中正明活着的主要内容,就像江户时代的四十七个浪人为主人复仇即四十七浪人的故事,也叫“忠臣藏”,讲的是武士大名被另一个武士当众侮辱,其手下的四十七个浪人决计复仇,于是将侮辱主人的仇敌全家满门抄斩,然后剖腹自杀。这个事件后来被广泛流传,四十七个浪人作为复仇的“忠臣”受到了充分的赞美,并被改编为歌舞伎等多种文艺形式。从这个故事中可一定程度地窥见日本武士的心理构造。一样,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而要为松井石根翻案,就必须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两者互为表里。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不难看出,田中正明为了给主子报仇,为了翻大屠杀的案,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中,田中正明详细介绍了松井石根的家世、生平,他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他在南京战役中的出色表现等。在田中正明的笔下,松井石根是一位富有修养的、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心现代中国命运、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松井石根又是军纪严明、指挥有方的大将。就这样,田中正明以日本传统武士特有的奴性心态,拼命往主子脸上涂脂抹粉,把一个指挥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三十万冤魂之鲜血的刽子手,打扮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以下简称《虚构》)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大屠杀派的虚妄》是全书的理论总纲,对战后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朝日新闻》及著名作家、记者本多胜一先生等“大屠杀派”进行了攻击,认为“大屠杀派”是无稽之谈。然后,为达到为南京大屠杀及松井石根翻案之目的,田中正明制造了一个理论前提,我们可以归纳为“资料等级论”。他说:“记述历史有一大禁忌,就是绝对不能以传闻为证据撰写论文或记事”;“正确的记述,当然有赖于正确的资料。资料可以分为一级资料、二级资料、三级资料等等。传闻资料属于三级资料以下。在严肃的审判中,这种资料应被认为没有采用价值而不构成证据。但是在东京审判中,由于不设伪证罪,致使这种三级以下的资料泛滥成灾,而且后来竟然被渲染成一级资料,甚至还写进了教科书。”在他看来,属于“一级史料”有以下几类(虽嫌冗长,但还是有必要译述如下):
一、在南京被日军占领前就居留南京的第三国人士大约有二十七人。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当中的十五人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将日军的不法行为,不辨真伪、巨细无遗地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提出要求维持治安的有关文件。在他们的来函中,尽管有相当传闻和不实之词,但仍属于一级材料。
当时在上海的英国人办的《曼彻斯特卫报》驻上海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曾收集过不少资料,写成了《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他所采用的材料包括:一位“国际委员会”成员(可能是美国人费奇)给田伯烈的来函、“国际委员会”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书,“国际委员会”给美国使馆阿利森、英国使馆普力德、德国使馆罗森等人的公函。此外,还有徐淑希根据上述材料编写的《南京安全区档案》。
二、除以上二书之外,还有兼任“国际委员会”的会计和秘书、事实上该会核心成员的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C·史密斯(Lewis S。C。 Smythe)博士写的《南京地区的战祸及城市村落的调查》,这是他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对南京及近郊六县农村受害情况所做的调查。(中略)调查的方法是动员许多学生,两人一组,每五十户中抽出一户,对损失情况的调查是十栋房屋调查一栋,这样分别得出50倍、10倍的数值,其精确度是极高的。(中略)可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一级材料。
三、此外,《纽约时报》记者杜廷(F。Tillman Durdin)对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情况,也发回了相当详细的电讯稿。还有,《芝加哥论坛报》、美联社、路透社记者也都有报道。这些均可作为一级材料。
四、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至翌年1月4日期间,跟随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各报社特派记者,摄影记者及新闻片摄影师等,约有一百二十人。这些人所见所闻,他们发表于当时的报纸杂志的新闻和记录,也都可以说是宝贵的一级资料。
五、松井大将的《阵中日记》,以及入城官兵的日记、手记、回忆录和见闻记等,都是一级资料。
六、各部队、联队的作战记录,宪兵队及法务部的记录,作战命令及其他命令,训令及指示等等。
第四、五、六类无疑也应包括中国方面的资料。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虛構》,第23~25页,日本教文社1984年版。
在田中正明独出心裁划定的“一级资料”范围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田中是根据时间出现的先后来确定资料的价值的。他认为较早出现的“一级资料”都是“前期资料”,而后来在东京审判中提出的资料都属“后期资料”。这就等于根据资料出现的先后来判断资料的价值。换言之,越是“前期资料”(较早出现的资料)越可靠,反之则不可靠。倘若根据这样的逻辑,则警察破案时,第一天得到的资料一定最可靠,以后次第递减,这样,则案子破得越快就越准确可靠,现场破案最好。——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种看法既违背常识与科学,也不具备任何法理依据。资料的可靠与否,关键要看资料本身是否符合事实,而与出现的时间先后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2)
值得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田中正明将受害者一方的申诉材料完全排除在“一级资料”之外了。事实上,从法学角度来看,在犯罪受害事件中,受害者的申诉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田中正明将受害的南京市民的申诉,将东京审判中控方、证人提出的证据,统统斥为“夸张和胡说”,“带有政治意图”,而只能作为靠不住的“三级以下的不足取的资料”。这就等于完全否决了受害人申诉的权利。这就好比在一个杀人的刑事案件中,办案人把目击者的证言否决了,又把受害人的申诉否定了,最后作为证据的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这样审下来,结果明摆着:嫌疑人应予无罪释放。同样,假如根据田中正明的原则来审判南京大屠杀,则日本军队、松井石根必定“无罪”无疑。
值得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田中正明将日军当时对南京的报道、记录、特别是松井石根本人的日记作为“宝贵”的“一级材料”,则是十分荒唐的。当时的日军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新闻检查和言论控制体制,许多日本学者已经对那种战时的舆论统治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表明那时凡是涉嫌“损害皇军形象”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一些言论、图片等,一律遭到封杀。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后不久即来中国采访日本官兵,写出了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一定程度上如实描写了日军在进攻南京途中的烧杀抢掠、强奸放火等暴行。结果发表后石川达三被判刑,这在当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事实证明,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言论者能够发表如实地、充分地反映日军暴行的文字,而只有颂扬“皇军”的“军国美谈”。田中正明却要把战时的这类东西作为“一级史料”,是他蓄意否定“南京大屠杀”之存在的狡黠伎俩。而且,松井石根身为大将,怎会不知大量屠杀平民与俘虏是犯罪行为?又怎么会在日记上留下大屠杀的记载?即便有,也必定被掌握并整理这本日记的田中正明所抹杀掉了。事实上,有研究者已经证实,田中正明在整理松井石根日记的时候确实做了手脚,而田中正明也只好承认,但又辩解说那是因为松井石根“独特的草书”难以辨认所致。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所谓“一级史料”,岂不是蒙世欺人吗?另一方面,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曾辩称自己“不知道”大屠杀的实情,而“不知情”大屠杀并不等于“没有”大屠杀。不过东京审判的法官们显然是部分地采信了松井的辩解,给他的主要罪名是对屠杀行为“怠于管束”。假定松井石根对大屠杀“不知情”,那么,田中正明用这个“不知情”的松井石根日记,作为“没有”大屠杀的证据,这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值得注意的第四个问题,是田中正明把当时驻南京的外国人士的记录作为“一级资料”,这对田中正明实属迫不得已。因为外国人作为第三者的现场旁观者,其记录文字具有难以否认的价值。田中正明一上来就承认了它们是“一级史料”,似乎还显得较为公正。但他采用的却是一种“欲贬先扬”的手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承认它们为一级资料,然后再想方设法将这些一级资料的价值一一否定掉。例如,对田伯烈的《外人目睹日军之暴行》及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田中的结论是:“从这两本书中看,日军官兵入城后,到处杀人、强奸和抢劫,其不法行为难以胜数,似乎违法乱纪行为十分严重。但仔细分析,其中不乏虚构、夸张和重复,并且几乎都是传闻。”这样一来,先是被列为“一级资料”的资料,很快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虚构”、“夸张”的“传闻”而毫不可信。所谓“一级资料”,实际上成了不入等级的资料。
就这样,田中正明所谓的“一级资料”,到最后只剩下了日军自己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