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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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1)

    六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    
    我并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认同后现代的观点。    
    我这人有些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先拿来自己用用,不好的话,也不会轻易的相信它,所以,有人说我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许是表扬,也许是批评。这我不去管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历史学有根本的短处,这使它也具有很大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与以前的研究生讨论,有人说,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后现代的思想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讲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成的。好像台湾的杜正胜也有这一看法,说古史辨派的理论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太多糊涂。经过两千年的编造成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就是零星的散乱的知识的合理化与秩序化,而秩序化恰恰就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顾颉刚说,“古史发生的秩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古史本来发生的秩序,和写作出来的古史所排列的秩序,恰恰是相反的。比如禅让,就是战国学者受到时势局势刺激后,在想像中建构的乌托邦,并不是真的,三皇五帝说,就是越古越晚出,因为要超过以前的传说,描写更古的帝王,所以就越说越古嘛。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和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寻找构成历史的知识与秩序,找出存在的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的。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古史辨派与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相同之处。这不一定对,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人那里,是为了支持它对中国历史的瓦解,以减少华夏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历史的举动。过去,日本对中国历史非常尊敬甚至当成自己的渊源,白鸟的工作,是要瓦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内共同的历史的渊源。而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和白鸟库吉还是不一样。同样,它也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的,是“空心”的,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层层的包装。古史辨派的重要原则,是“去伪存真”,后现代历史学则将叙述的历史和真实的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一层层的包装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古史辨寻找“真实”如何,而后现代只是追问文本的“叙述”如何。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现代好像对“垃圾”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好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那个止痒药,“剥了一层,又剥一层”,最后只是两个字“挠挠”。也就是说,当古史辨派把一些东西当做废物去掉时,后现代史学者将它们拣起来并做细致的分析。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的存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在广义上实际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有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使传统史学发生了松动,使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历史的重写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历史资料是真实的,将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放在同一个起点上,追问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把所有资料当做历史资料嘛,而历史资料是要求具有真实性的。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走到“史皆文也”,这是很不同的。    
    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佛教说“一切是空,空亦是空”,空到最后还有什么呢?后现代历史学说一切都只是叙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过去”这个巨大的存在,只是一种被描述出来的东西呢?因此,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被叙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山峰在那儿,否则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呢?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文学叙述则可以随便想像,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天空,有什么不可以想像的呢?哈利·波特也可以被随意写的嘛。可是,我们能说夏、商、周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吗?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2)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像的共同体”,但这个想像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的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应当说,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明智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洞见”与“不见”。    
    【建议阅读文献】    
    何伟亚(James L。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詹京斯(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贾士蘅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6。    
    詹京斯(Keith Jenkins)《后现代历史学:从卡耳和艾尔顿到罗逖与怀特》(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江政宽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9。    
    萨义德(Edward W。Said)《东方学》(Orientalis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巨流图书公司,台北,2000。    
    郭慧英《“‘反’欧洲中心主义”世界体系论战里的中国与世界》,《新史学》13卷3期,2002。    
    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哲、孙慧敏译,《新史学》11卷3期,2000。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今天讲的内容

    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今天讲的内容,有一些在前面几次课上谈到过了,可能会有重复。不过,今天重复地讨论“资料”的问题,可能,一方面因为我是文献专业出身,比较重视资料的搜集范围、使用方法和解释策略。不过,另一方面,我想,这并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