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

嘉胰ソ舱飧龌疤猓频梦也坏貌徊菽庖桓鎏岣伲幸晃恢两癫恢彰耐Ц艺砹艘环菁锹即遥馐刮腋械胶芪屡：罄矗以俅握砉恼馄哺澹⒈碓?003年4月《文汇报》上，用了一个题目叫《大胆假设终究还要小心求证》。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自序五

　　　　五　　　　
　　　　这份课堂讲录，本来在2003年的夏天就已经交给三联书店了，但是因为自己觉得它内容还太单薄，编辑也觉得它篇幅还不够多，于是，在几乎要最后出版的情况下，又撤了下来，让我带到台湾大学进行修订补充，所以出版的时间也因此推迟了半年多。在这里，我也要感谢郑勇先生，因为他的恳切和执著，使我在再三犹豫、再三修改和再三推迟之后，终于下了决心在三联书店出版这份仍然要不断修订添补的课堂讲录。　　　　
　　　　2004年2月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引　言

　　　　引言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　　　　
　　　　引言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开场白　　　　
　　　　今天是咱们这门课的开篇，要说的话题，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主要是文史学界研究思路和方法，近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先声明一下，说这个话题，并不等于说，我觉得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已经”，我的意思只是说，现在有了一些初步变化，只是“初步”，或者是变化的征兆，只是“征兆”。也就是说，所谓“变化”并不是已经完成的现象，而是说可能正在进行中的现象。不过，不是有句老话讲“风起于青萍之末”吗？不是有个成语叫“见微知著”吗？一个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一定得学会抓住这些征兆，过去咱们中国人特别爱讲“新动向”，特别是在有话不直接讲的时代，那些微言大义，你得从报纸、电视新闻解说、字里行间、街谈巷议里去寻找，《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说，要“抓住风的尾巴闻一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资讯发达了，各种取向也多了，于是呢，就需要从纷纭的现象中，看到最可能引导学术界变化的新动向。　　　　
　　　　那么，什么是现在学术界的“新动向”呢？以前，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面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你只有用这些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你才能跟上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能够进入这个潮流，叫“预流”，否则叫“不入流”。大家注意，这可不是现在说的有贬义的“赶潮流”。以前，咱们中国人常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好像是什么“础润知雨，月晕知风”吧，那是说看天气的事情，同样，如今在学术界里以学术为职业的人，也应该能够，而且要习惯，去观察这些微妙的但是很有意义的动向，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中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呀。很多人包括国内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一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很对的。通常，我们都习惯于历法上的时间，觉得2001年或2000年，就是21世纪的开始和20世纪的结束。但是，从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有另外一套历法。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大家知道，1894到1895年的甲午一战和马关条约，刺激太大了，整个中国的“自改革”转向了全面的“向西转”，西风从此彻底压倒了东风，没有人还坚持“祖宗家法”了，虽然还有“中学为体”的说法，可是，那个时候中学已经不能为“体”，西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为“用”了，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守旧派了，只有程度不同的趋新派了，整个中国就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历程”，这一点，张灏先生也反复提起过，所以，我写《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就是用1895年收尾的，整个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在这个象征性的年头就结束了。　　　　
　　　　同样，1989年也就像当年的1895年呀。作为一个标志性年头，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苏联、东欧的渐渐解体，中国的发生风波，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突然发生巨变，原来世界的划分和是非的论争，彼此坚定的立场和原则，突然都失效了。什么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呀，集体优先还是个人神圣呀，都好像要重新认识了，原来的道理好像要重建，就是重新来了。逐渐瓦解的苏联、东欧阵营，发觉自己要扔掉旧道理，似乎是胜利者的西方世界，你别以为他们就安心了，其实不见得，在九十年代初，西方也好像突然掉入了“无物之阵”，原来绷得紧紧的那些各自的“硬道理”也好像没有用了。所以有人，像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说，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文明的冲突开始了，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不对了，要重新观察和分析；而写《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F。Fukuyama），意见虽然和亨廷顿针锋相对，但是他也说，因为自由民主有了决定性的胜利，黑格尔的历史发展逻辑到顶了，“历史终结了”。　　　　
　　　　这就引起一个后果，就是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两边儿都落入“无物之阵”了，敌人阵营消失的结果是自己阵营的消失，没有你就没有我，老子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论哪一边儿都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同样，中国大陆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思想学说很简明，那是一个真理不言自明的时代，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很清楚很简单。到了80年代，尽管改革开放了，大家开始意识到那种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毛病，但是，一起反抗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心情，使大家还在延续着很同一的观念，大家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大家都主张要“补课”和“启蒙”。比如说80年代，大家都知道有所谓“文化热”，其实，文化热里面的那些借了文化与历史研究，实际上是批判过去的和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不好直接批评现实的政治制度嘛，就只好让历史与传统暂时承担着“落后”的责任吧。所以，那时有很多“一呼百应”的“文化英雄”，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呀。所以80年代会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当年文化史研究很热闹，寻根小说很红火，西洋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很受欢迎，连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能印几万册，不管看还是不看，先买了再说，因为摆了“这个”就意味着反对“那个”，热衷于“西”就意味着冷淡了“东”。　　　　
　　　　可是到90年代以后，这好像有些让人怀疑了，知识阶层原来“心往一处想”，可这会儿也不往一块儿想了，“文化热”戛然而止，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实要重新来评价了。李泽厚有一次说，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说的学问家，就是王国维、陈寅恪在90年代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了一种象征。现在的思想界，好像朋克、嬉皮、雅皮、怀旧时装、最新时装、民族传统服饰、太空服装同时上了街一样，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时尚，使得过去的评价标准一下子发生了混乱。李泽厚有一次说，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说的学问家，就是王国维、陈寅恪在90年代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学术史也有一阵儿几乎成了“显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更深刻和更明显的倒是“分化”，思想的资源不同了，思想的取向不同了，思想的阵营也统统分化了，好像没有主流，没有方向，现代和后现代、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左和右，西方不同的时髦一拥而入。打个比方，过去有个话剧叫《街上流行红裙子》，能流行，而且成了主流时尚，说明那时还有主流，大家穿一样的红裙子都很自然。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思想界，好像朋克、嬉皮、雅皮、怀旧时装、最新时装、民族传统服饰、太空服装同时上了街一样，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时尚，使得过去的评价标准一下子发生了混乱。我们看到，不仅对于当下的判断已经分化，对于学术和思想的评判也已经分化，为什么呀？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角度不同了，各自开始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同视角来关注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经济学家可能关心市场与公平，社会学家可能从社会分层来看社会，文学家常常从个人感情和生活来观察，历史学家则注意历史延续性，注意到历史残存的问题；第二，阶层不同了，由日渐分化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感受、不同立场来评价这个社会和政治，那判断也不会一样的，就像林妹妹不爱焦大，穷人想像皇帝只吃红烧肉一样；第三，学科的自觉使立场不同了，从人文学科、社科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学科，来设计对应现实的不同策略，策略也就不一样了。比如人文学科萎缩，人文学科的人就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最重视。经济学家可能并不这么看，觉得在实用和效率面前，你那空谈精神只是画饼充饥。而法学家可能会觉得谈精神、谈经济，不如谈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时候学科背景很能影响人的意见；第四，看问题的位置不同了，从本土的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出发，和从全球经济联系性的角度出发，当然也是不同的，从本土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连续性出发，觉得仍然需要继续启蒙和批判，应当大力提倡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从全球化的考虑出发，就容易看到全球资本的压迫和西方话语的笼罩，觉得要对启蒙话语有所警惕。以上这些不同，都导致了知识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分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到思想和学术领域，使得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　　　　
　　　　这个变化太大了，涉及面也太广了，今天在这里讲的“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也不包括整个学术界，主要只是围绕着传统的文史研究领域来讲。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关于重建学术研究的基础

　　　　二常识的变化：关于重建学术研究的基础　　　　
　　　　今天重点要讲的是有关学术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常识”的瓦解和“基础”的重建。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90年代后，随着世界的变化，很多过去被认定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发生了动摇。所谓“天经地义的东西”，平常有许多词来形容，比如“预设”，比如“共识”，比如“前提”，比如说“基础”，归根结底都是一回事，就是在文史领域中，研究者开始不断反省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和“基础”，大家都在不断检讨，到底这些过去不需要讨论、可以现成使用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儿可疑。大家都知道，人们互相交流，共同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基础，有没有共同的常识。越是熟悉，越是常识较相同的人，讲话可以越简单，沟通也就越没有问题。比如我们熟悉的人，交流时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可是陌生的人，很多话只有加上很多解释才能理解。常识就是不必说出来的东西，不必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不必怀疑，不必去想，这就叫“默契”。“默契”的意思就是心照不宣。心照不宣的那个意思，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常识”、“基础”、“预设”。大家在这个同一的平台上就可以交流和讨论，而没有这个平台，那就成了三岔口摸黑打架，互相不是一个口径，不是一个语码，说也说不到一起，看上去乱吵，其实连吵都是莫名其妙的，好像一个用英文，一个用中文，一个用拉丁文，互相只看到张嘴，却不知道什么意思。　　　　
　　　　事实上，在文史研究中，有许多不加讨论的，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是有许多问题的。刚才我们讲，在90年代以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