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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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笑剧片说起,笑剧片均由美国输入,此时卓别林才出风头,日人称之为“酒精先生”,另有一位“威士忌先生”,其体形、脸形、须形、服装以及走路方式完全与“酒精先生”(卓别林)相同,观众不能分别孰是“真正陆稿荐”。两者演技,观众一样欢迎,不久之后,不知何故,这位“威士忌先生”忽然不见了。有人以为卓别林以其妨害商标(指服装、须形及走路方式),告到法院,卓别林得到胜诉,所以“威士忌先生”不再见面。除卓别林所演的笑剧之外,又有一位极胖的人(日人称之为“デブ先生”)演的笑剧,复有一位又高又胖及一位又矮又瘦的人共演的笑剧(似就是吾国称之为劳来、哈台者)。这种笑剧颇受观众尤其小孩子的欢迎。
说到卓别林,又想到“罗克”来了。此两人均演笑剧,但两人之戏路不同。罗克所演的是胡闹,看了之后,没有一点印象。卓别林所演的是幽默,看完之后,尚有余味。抗战以前,我在南京,看过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幽默之中含有悲哀之意。即人非盲女,不会同穷人讲爱情;人非醉汉,不会与穷人做朋友。盲女目明了,她就视你如路人。醉汉酒醒了,他就与你断绝友谊。这是多么看破世情的事,而卓别林演来,却令人捧腹不已,技术高妙,堪称绝顶。
次说文艺片,文艺片大率出品于意大利,我犹记得两片,一片之名为《火》,分做上中下三卷,上卷为《焰》,说明男女爱情刚刚发生之状。中卷为《火》,说明男女爱情如火燃烧到了顶端之状。下卷为《灰》,说明“从此萧郎是路人”。另一片为《威尼斯之梦》,说明一个男人,坐在船中,看见桥上一位贵妇,向他一笑,取下胸前所挂之花,向船中掷去。这个男人急急弃舟登岸,而贵妇已经不见了。是晚男人做梦与贵妇相会,醒时,不知昨天舟中所见者为梦乎,抑或现在醒时之情况为梦。“庄生梦为蝴蝶乎,蝴蝶梦为庄生乎。”此情此景有些相似。所以到了今日,尚能记得。
最后说明压台戏。此时美国的侦探片甚受观众欢迎,每片甚长,多者至一百余卷,当演廿四小时以上,所以每星期只演八卷。我最初看到的是Broken Gold,即欧洲有一小国王,崩时,遗下金片。金片分裂为二,必须两片合起来,才会知道宝藏所在。于是就发生了侯爵、强盗及一位美国女记者的斗争。忽而此一半为侯爵所得,忽而那一半又为强盗夺去,忽而女记者又得到了这一半,当一方得到两片之时,窗外又来了一个手枪,令对方将金片交下。每次情节达到最高潮之时,都闭幕不演,“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大家都要知道最后结果,只有等待下星期六换片,用此引诱观众,观众亦愿意受其引诱。又有一片,名称为Black Box,有一位科学家发明一种药水,药水涂在衣上,别人就不会看见。某日此位科学家忽然为人勒毙,而衣裳也复失掉,这样,便展开了侦探与强盗的斗争,最后发现强盗就是科学家之女的爱人。
当时电影都是天然色的无声片,固然片上时时现出字幕,然写的是英文,又复简单,需要一人说明。说明之人叫做“辩士”,他站在银幕之旁,依幕上人物之动作,用各种口吻或声音,说明幕上所演。影片能否招揽观众,不但要看影片之内容,而且要看“辩士”之口才。所以“辩士”的地位,在日本颇见重要。我还记得锦辉馆有一位说明笑剧的辩士,姓名为“柳如是”。这好像中国人的姓名,极受观众欢迎。一次有数星期之久,不见他出场说明。某星期六他又出场了,楼下小孩大叫“ヂ——ヂ——”(Gi——Gi)“ヂ——ヂ——”为“公公”或“叔叔”之意,我们中国人都愿意多花一倍钱坐在楼上,也鼓掌欢迎。由此一端,可知在默片时代,“辩士”之重要。
毕业回国之后,我先在上海。上海电影院只演两小时,我觉得不过瘾。以后习惯了,又以两小时以上,时间太长,所以今日凡演至三小时以上的电影,或分做上下两集,而演两次的电影,不但我,就是一般人也不愿意去看。我奉告国内制片商,拍电影,不要拖得太长,太长使人厌倦,不如精彩一点还好。
此时日本出版了许多电影杂志,我都买下来看。要拍电影,必须知道文学、美学,还要知道心理学。我敢说一句话,我做导演,也许比任何导演都高明。电影拍得好不好,演员固然重要,剧本更见重要。自梁祝以后,国产时装及古装影片,黄梅调的歌剧电影,观众都不甚爱看。为什么呢?剧本写得太差,而在歌剧,词坏,音乐没有变化,导演复有问题。梁祝电影的来源值得我们研究。
音乐,听得顺耳的都是好音乐。图画,看得顺眼的都是好图画。文章,念得顺口的都是好文章。民族性不同,一个民族认为美的,别个民族也许认之为丑,披头的歌唱,我听得极不耐烦。西片中男女拥抱,深深的长吻,我认为有关风化,应该剪去。印象派的图画,我更看得不顺眼,不知好在哪里。
第三部分 赴日船中第15节 进入三高
三高设在京都,即在西京。以我的成绩,本可留在一高,但东京太过热闹,西京寂静,适于读书,我第一志愿是三高。果然如愿以偿。
与我同赴三高报到的,是一位四川人陈某,他是第二部学生,最初住在三高邻近吉田町的“下宿屋”,除我与陈某两人之外,尚有一位帝大学生马洪焕君。马君现在台北。
西京果然寂静,其市区,据说是模仿唐代长安,共有九条大街,街名为一条、二条,而至九条。三高则靠在比山附近,京都帝大在其对面。当时三高校舍,还是木板造的,就是京都帝大,文科、法科也是木屋。日本办学,先致力于购买图书仪器,而后才来建筑华丽的校舍。贫穷国家只得如此,投巨金于校舍之建筑,图书空空如也,仪器又空空如也,只于讲堂之内,挂了一个黑板,排了数十椅桌,这种办学,我不赞成。
这是少有的事,当时与我同班的,竟有中国学生四人,即除我之外,尚有韩树业、吴瀚涛与杜国兴三人。韩树业是比我前一年考入高等的,大约是因病休学一年,杜国兴虽是与我同年考入一高,但当时他在二部。只唯吴瀚涛与我在一高时同班。
高等学校一部,又分英、德、法外国语三组,入英文组的,以德文为第二外国语,其他两组均以英文为第二外国语。高等学校课程不多,三年之中,据我记忆,只有英文、德文、汉文、日本古文、西洋历史、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概论数种。其中以英文、德文之授课时间最多。
英文三年都有,第一学年及第二学年每星期八小时。第三学年减少至六小时,因为英文在中学都已学过。奇怪得很,第一年之英文乃用最难解的文章,而我所花的时间亦最多。因为日本学校之教英文,注重阅读,不是由老师讲给同学听,而是每课指定一二学生译为日语,讲给老师听。学生讲了之后,再由老师指其误译之处,询问学生,如何翻译。别的学生解释之后,才由老师从头至尾,细加解释。每位学生均怕老师指定他,所以须先准备。我们是中国人,更怕日本学生看不起我们,所以每天放学之后,翻字典,翻英文熟语字典,翻个不休。三年之中,英文字典似翻坏了三四本之多。
德文也是三年都有,第一年每星期竟然多至十二小时,第二年十小时,第三年八小时。中国学生在一高预科之时,均已学过德文,日本学生则均初次学习。德文是由文法开始教的,而要记忆文法,又须把日文译为德文。名词之“性”及“格”,动语形容词之语尾变化,单单记忆是记忆不来的,必先会写简单文句,才会记得。所以讲授德文与讲授英文不同,最初不但学习阅读,还要学习缀句,缀句由学生分开去做,写在四壁黑板之上,而后由老师更正。第一学期,一方念文法,同时念浅显的课本。第二学期,课本加深了。第二学年更加深了。到了第三学年,反觉得所教的德文并不甚深。因为第二学年之德文是很深的,Gothe的文章,其他浪漫派的小说,均在第二学年讲授,当然花去我们准备时间不少。因为教德文,也是同英文一样,先由学生讲,而由那一位学生去讲,则不依名次,而由老师临时指定之故。
汉文是念吾国古文,该老师特许中国学生用汉文解释。但是我们均不能得到很好的分数。因为我们过去念古文,只求大意,至于一字一字如何解释,未必知道。日本学校,自中学开始,就要念汉文。日本第一部历史是用汉文写的,如果不学汉文,如何知道日本过去历史。在五四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生有的用白话解释汉文,该老师说:“奇怪,何以你们所写汉文,我未必了解。”日本历史似在高等学校也曾讲过。奇怪得很,什么战国时代,什么南北朝时代,竟然和中国一模一样。
日文古文只教一年,这不但中国学生,就是日本学生,也认为不易解释。因为日本古文,有的完全用汉字写,依汉字之音,其意义又与汉字之本来意义大不相同。有的是“俳句”,有的是“和歌”,什么《源氏物语》,古代诏令,实在不易解释。
西洋历史共讲两年,每周四小时,由古希腊开始,一直讲下去,讲到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结束,才讲至法国革命,可知分量之重。这位老师,我已忘记他的姓名,他口授,我们笔记。他讲得极好,应简单处简单,应详细处详细,且教我们看许多参考书。我对于西洋史,略有心得,不能不归功这位老师的启发。
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三门功课,每门只教一学期,一星期两小时。论理学及心理学由斯藤先生讲授。我对于论理学甚感兴趣。今日台湾各大学之论理学,大率是一学年课,每周三小时,而学生听了之后,多不了解,大约教授法有问题。我十六未满,即离开中国,说起来很觉奇怪,国文得力于三门功课者甚多,一是英文文法,由英文文法推想到中文文法。二是平面几何,几何学之证明须用最直接的方法,倘令弯来弯去,纵令证明不错,也是零分。由此训练文章的简洁,不会流于嗦。三是论理学,知道论理学,做文章,才会合于逻辑。从前认为说得通的,自读论理学之后,才知不合逻辑。伦理学另由一位先生讲授,大约他讲得不好,所以我没有印象。
哲学概论似亦讲得不好,我只有去买参考书来看,而除哲学概论之外,又看西洋哲学史。说来说去无非是本体论与认识论,我当时对于西洋哲学的评价,未必甚高。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6节 三高发生风潮
留学日本满满十一年,学校发生风潮,只在三高看到了一次,目的在于驱逐来校不及一年的校长。而风潮并不是由三高学生发动,而是由三高毕业生之在各帝大肄业者,或已毕业帝大而在各种机关服务,且已有地位之人出来鼓动。
其驱逐校长的原因是这样的。三高有两位教员,一位教法文的,一位教英文的,在校年间已久,校长以其教授法不甚高明,请他们辞职。说老实话,那位法文先生的教授法如何,我不知道。至于那位英文先生的教授法确有问题。他教我们这一班,是以英国文豪Johnson传为课本。此书在二年级时,已经觉得容易。先生纵不说明,我们学生亦会了解。不过这位先生念英文,已经难听了,而他又是九州人,满口九州话,日人称之为“九州辩”,不但中国学生,就是日本学生亦觉得其话难懂,先生之相貌有点像书本中的Johnson。
校长请这两位先生辞职,未必不妥,但由此竟然激动了三高毕业生的愤怒。一天三高出身的“前辈”,在校园中,召集学生开会,时为下午二时,阳光明亮,而风潮却在此时发展。他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