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

、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③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④
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　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①
①　钱■：《甲申传信录》，第4页。天启皇帝死于1627年9月30日。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11页。崇祯皇帝登基时，宣布要效法尧舜，作一位圣明之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页。对崇祯一朝史事的简要评述，见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37—148页。
②　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3页。崇祯是明朝第17代皇帝的年号。严格地说，应称呼他的谥号（庄烈帝）或庙号（思宗）。为行文方便，本书称他为崇祯。
①　崇祯帝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史书。李清：《三垣笔记》上，第15页。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虽然曾批评崇祯帝既不会骑马，也不懂经书，但并未指责他丢了天下，只是说他试图改善明朝的统治，但无能为力。而对崇祯帝的3位祖先——万历、泰昌和天启皇帝——康熙帝却大加责难，并禁止祭祠他们。史景迁：《中国皇帝》，第89页。天启帝精神脆弱，死时年仅23岁。见马米兹：《魏忠贤》，第119—120页；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9页。
②　这位皇帝使锦衣卫重显威风而成为“心腹”；并越来越依赖宦官，使东厂很快又恢复了活动。李清：《三垣笔记》上，第2页。
③　北京的监狱人满为患，案牍堆积如山。1644年1月21日，皇上见死在狱中的人太多，便催令刑部加快审理。万言：《崇祯长编》，第56页。
④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9页。崇祯一朝有7位总督、11位巡抚和14位各部尚书或被斩首，或死在狱中，或被迫自杀。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53页（第三十六卷）。
⑤　仅在1641—1644年间，就先后有18人入阁办事。艾维四：《从教育到政治——复社》，第356页。
⑥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1页。
⑦　马米兹：《魏忠贤》，第114—117、157、244页。
①　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
②　起初，这位新皇帝怕引起新的党争，不想调查此事。后来，一个魏忠贤的党徒向皇帝建议，同时清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势力，从而彻底消除党争。但倪元璐——日后的户部尚书和以身殉国的英雄——极力保护东林党。结果，崇祯帝清洗了一批魏忠贤的同党，而召回了一批东林党人，并废止了《三朝要典》。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8—419页。
③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4—76页；T。K。庄：《魏忠贤》，第338—340页；马米兹：《魏忠贤》，第282—283页。
④　1629年4月9日，刑部奉诏对阉党分别治罪，称为“逆案”，共有168人被列入7等罪名，分别处刑。其中许多人声称自己和魏忠贤只是有所过往而已。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一卷，第28页。
⑤　马米兹：《魏忠贤》，第253—254页。
①　《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冯铨在逆案第五等129人中。该等之人皆沦徒三年，赎为民。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47页（第三十五卷）。
②　阮氏家族在16世纪出过几位著名的官僚名士，包括诗人阮自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8页。
③　谈迁：《国榷》，第5474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28—51页；艾维四：《复社》，第353页。有材料记载，他自称对左光斗和杨涟之死负有完全责任。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五卷，第27—28页。
④　魏斐德：《自主的代价》。
①　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2页；艾维四：《复社》，第336页。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②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③
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④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　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①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②又作诗曰：
昨日到城市，
归来泪满襟，
遍身女衣者，
尽是读书人。①
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②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③
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④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⑤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　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①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
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②
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③
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④因此，江南　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①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②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③
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④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⑤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⑥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　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
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①
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②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③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④
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　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①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②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③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④
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⑤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⑥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　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①
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②
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③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④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
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