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 清朝开国史

资料。王春瑜：《李岩〈西江乐〉·〈商洛杂忆〉》。李自成提出系统的赋税与土地改革政策，与其归功于李岩，不如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见王兴亚：《李自成的赋税政策研究》，第5页。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17页，又见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06页；李光涛：《明季流寇始末》，第86页；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38页；毛里斯·罗塞比：《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89页。牛金星被一位行医的朋友引荐给李自成，他对李自成说：“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他提出停止劫掠，争取民心，控制中原的建议，而李自成不大接受，因此牛金星离开义军回到家乡。由于其家族中一位长辈的出卖，他被官府逮捕并处死刑。后来，他设法减轻了判决，并在获释后立即回到河南，再次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对他的归来十分高兴，遂委任他为丞相。据说，牛金星后来以李自成的名义发布告示说：“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页。
②　有些史学家将李自成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在大顺政权中掌握极大权力的李岩、牛金星之类的谋士，他们还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加入义军的大量地方乡绅，认为这些人只是为了日后进行破坏活动而“假投降”的。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4—45页。根据雷于霖等人的描述，后一观点很难成立。雷于霖曾写到，他作为陕西乡绅的一员而参加起义，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百姓如果遭受痛苦的折磨，便有权利造反。另一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流寇”一旦获得权力，就需要有人制止其暴行。秦波：《混进李自成起义军的一个内奸的自供状》，第49—50页。
①　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7页。随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北有11名进士、7名举人和3名秀才。这些北方人觉得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心怀不满。钱■：《甲申传信录》，第30—32页。关于李自成京政权的人员结构的分析，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54—56页。
②　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47—24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22页。1640年的科举竞争也十分激烈，李清：《三垣笔记》上，第4页。
③　周延儒被贬黜后，朝廷又对各部大臣做出一系列新的任命，其中大部分是在1643年6月29日颁布的。《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63页。当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蒋德璟，也因反对皇上加派练饷而被罢免。同上书，第2852页。新任大学士包括陈演和魏藻德，后者被视为薛国观的门生，故而有“温体仁党”复活之说。不过，从新任官员的名单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一方面仍有许多南方人在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新的，相对来说缺乏考验的官员升至高位。关于陈演，见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万言：《崇祯长编》，第104页。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80—482页。
①　张国维虽一度出任兵部尚书，但基本是个闲散官员。张缙彦，河南人，因为提出将明军改编成若干防区和一支突击部队的建议而被擢为兵部尚书，尽管他的军事经验只是在朝中担任兵科都给事中时得来的。当时，他曾弹劾杨嗣昌。《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7页；《明史》，第2910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27页。
②　这次进剿一定程度上是由朝中的陕西地主势力策动的。只要孙传庭留在陕西，其军饷就必须由陕西本地通过额外税收来承担。因此，陕西乡绅希望促使孙传庭到河南去攻打李自成，从而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
①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82—483页。李自成有意将大顺与大唐、将自己与李世民联系起来，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65页。
②　李雯：《闻西安复失是日诸进士方有馆试之期》，出自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八卷，第19页。
③　到1642年，从南方进京的官员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不得不雇用几百名“敢死少年”做保镖。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0页。
④　崇祯末年，水利系统的管理已完全瓦解。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4—275页。
⑤　万言：《崇祯长编》，第376页。奏折中还指出，尽管陕西的将领都是优秀的战略家，但三个陕西驻军士兵也抵不上一名戍边部队的骑兵。黄景昉于1643年夏被任命为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明史》，第2852页；又见傅路德和房兆楹等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75页。当时有人提出由官僚士大夫组建地方武装，关于对这一系列建议的精彩分析，见邓尔麟：《许都和南京的教训》，第107—117页。
①　在最后时刻，即1644年4月5日，崇祯帝终于同意召集乡兵，但已为时太晚。关于朝中对乡兵问题的争议，见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0—53页。
②　钱■：《甲申传信录》，第7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5页。东北战场消耗了明朝的全部军饷。1622年至1640年间，配给东北的粮食由每年100万担增至每年300万担。而在此期间，从南方漕运来的粮食总量未变，大约每年400万担。此外，北方原有的专门用来供养军队的土地，如今也不再受官府控制了。为了维持军队给养，北方的税额不断增长，致使农民背井离乡，地方赋税收入进一步减少，地方府库甚至没有储备物资可以用来供养这些士兵。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99—100、204、216页。
③　平阳陷落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崇祯帝召阁部九卿科道等官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完后他痛哭失声。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6页。张国维在春节那天被捕（1644年2月8日）。3月29日，山东士大夫上书为其辩护，祈求皇上对之宽大处理。4月6日，皇上遂将其从狱中放出，并在宫中召见了他，三天后，张国维献银万两助饷，受封为侯。北京陷落前的最后一周，他奉命到江南为朝廷筹款，此后他便留在江南，参加了南明政权，并曾力劝鲁王朱以海监国，是绍兴政府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万言：《崇祯长编》，第67—96、104页；文秉：《烈皇小识》，第228—230页；《明史》（开明书局），第1500、3099页；查继佐：《东山国语》，第8—11页。
①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又见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在几年前的一次朝会上，一位官员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帝以为良策，御批赞同，但全未考虑具体措施来制止士兵抢劫农庄及村舍。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4页（第一五三卷第29页）。当然，有些建议是相当明智的，尽管由于财政原因无法实施。例如，1643年11月17日，李邦华主张减轻赋税，同时在考课中提高对腐败官吏的罚金定额，以充军饷。万言：《崇祯长编》，第22—24页。
②　染上天花的人，身上会到处发生溃烂，并很快死亡。刘尚友：《定思小记》，第1页。
③　万言：《崇祯长编》，第77—78页。曾应遴指出，义军每到一处，便抓来富人，令其交纳赎金，既然富人必须拿出大量钱财去换取自由，何不事先行“均田之法”，并拿出钱来赈济贫民，以防止叛乱发生呢？见谈迁：《国榷》，第6013页。
④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页。这一建议是在1644年4月22日召对时提出的。李自成得到百姓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军纪严明，不侵害贫民，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5、77页。崇祯帝本人也知道，义军深得民心，因而大为沮丧，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
①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1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
②　京城守军实际已在1449年土木之战中被消灭，以后再未能恢复原有的实力。1522年后，其编制又被有意缩小。到李自成进攻时，实际存在的士兵只占在编人数的10％—20％。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页；罗伯特·布鲁斯·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49—53页。倪元璐当时提出废除世袭军户制，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5页。
③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8页。
④　据谈迁所记，那年夏、秋，训练有素的军队损失了一半兵力，北京居民死于天花或鼠疫的则更多。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7、19—20、28—29页。
⑤　钱■：《甲申传信录》，第12—13页。在1643年秋季和初冬的几个月间，筹集军粮已十分困难。10月下旬，皇上下令拨银40万两买粮。按官价每担各值八个铜钱，实际价格却高出百余倍。京师富户早已开始屯积粮食，趁皇上买粮之机，他们以每担一两银子的价格出售。官府别无选择，只能向这些奸商买粮，这笔专款很快就用尽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提起那个时代便想到饥饿和人吃人，见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80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3页。
①　1643年秋，户部尚书倪元璐做出了下一年的军费预算，预计收入将不足1600万两，而支出将超过2100万两。他建议扩大官盐买卖，卖官鬻爵，改刑罚为收赎金，以补不足。崇祯帝却只想发行纸币，甚至派遣宦官去搜集桑树纤维以作纸币原料。倪元璐怕此举激起蚕农造反，而说服皇上收回了成命。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3、427—428页。
②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7页。要求皇上向戍边军队拨饷的奏折未得到任何反应。1644年4月14日，户部侍郎吴履中奏称，国库存银仅剩8万两。他坚决要求将这笔钱拨给戍边军队（“若无九边，京师何以安守？”），但皇上却拒绝再向边地拨饷，他打算将这笔钱全都用来加强京师守备。钱■：《甲申传信录》，第11页。后来当倪元璐谈及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崇祯帝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此时距二人之死只有35天了。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41页。
③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89—90页。“金花银”是上等白银，主要用来支付官员的俸禄。
④　皇帝供养着近7万宦官和9000宫女。宫内厨房每天都要准备1万至1。5万人的饮食。《明朝的财政管理》，第91—94页。1644年1月7日，朝廷宣布控制物价，但无证据可以表明这一命令被执行了。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
⑤　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78页。但有些资料称，那时太仓蓄备不足1300两，内库只有40—50万啠＠钋澹骸度始恰贰案绞丁敝校?1页。
⑥　1644年1月20日，刑部接受了这一策略。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8页。
①　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钱■：《甲申传信录》，第11页；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41页。
②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80—85、123、126页。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③，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④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⑤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
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　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①
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