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红颜,我们的手
氖沸∑妨恕Ｏ衷谔粜┯行巳さ目纯矗醯闷涫嫡饫辔恼乱膊环队肭槲叮洹度耸兰富厣送隆烦砌亩抑ㄍ稍埃┘嬗泄αΑ⑹读Α⒉帕Γ嗾勺魉约旱男凑铡６敝斜硐殖隼吹囊桓稣嬲д叩恼薄⑼ù铩⒗硇浴⒖凸邸⒎⒅钊饲槲锢恚任疑汀！ ?br /> 如《“不素餐”解》，谈历来对《诗经·伐檀》的解释分歧，最后说，有的人明明赞同孟子对诗中“君子”正面评价的意见，但在正统时风下，“却不敢公开表达，与其谔谔，不如诺诺，倒真是学术上的素餐者了。”
《荆轲平议》，说“‘文革’时期，荆轲曾经被骂为小丑，因为当时秦始皇已经成为教主”；到今天，他却没有矫枉过正，而是认为，“侥幸冒险的行为确实不足取。即使出于正义，作为策略，以劫持或暗杀来对付敌人毕竟也非上策”——在比荆轲还要暴烈千百倍、殃及无数无辜者的“正义”行为流行于世界各角落，道德是非的底线已混淆难理的当下，读金老此清醒语更有清凉之感（虽然是旧作）。又联想起张承志们对荆轲及这类人物、行为的歌颂，张承志曾是著名史地学家的弟子，正可与金老作一对照。
《〈闲情赋〉的毁誉》，赞同钱锺书“趣倍其宗”、“事乖本愿”的意见，认为陶渊明此作“形象本身的饱满的活力，却把创作动机架空了”；而“一写到女人，就会唤起美感，以陶公的淡泊宁静尚且如此”。把陶渊明为何会写出与其“本色”、风格不符的这篇作品，分析得很让人信服。这见出他对文学创作心理和规律的掌握与造诣，也见出他心平气和对待古人的平情。
平情，更体现于其对古代现实的和作品中的女性的哀矜，是这类考辨古史之作中最令我瞩目的部分（其他一些文章也有涉及）。他深追封建传统和男权思想影响下，某种写作中的变态性心理，作家既欣赏女性，又常下折磨之笔，其实是自己的发泄、骚动与自我挑弄——从这些批评中，反映出金老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徐渭〈杨妃春睡图〉》，即小见大，说历来名教视杨贵妃等为祸水，但一描写则又媚妍风流，是“道德上鞭挞”、“艺术上勾引”；进而指出此乃古代作家普遍的创作心理，“借此取得自渎性的快感”；杨贵妃死后的争抢罗袜故事，是文人挖空心思的起哄，“对死者其实是另一形式的骚扰”。——最后文末此语，说得尤其重，令人一震，很让向来认为“死者为大、不当扰之”的我叫好。而对象是杨贵妃，尤为难得。《两本三百首》中还有一条脚注说到杨贵妃：“她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大些。”对潘金莲等他也有相关评述。批评男权之外，他又设身处地，原女性之心迹。甚至对慈禧都能如此，指出其丑恶、过失的同时，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其被扭曲的心理，这就更难得了。金性尧写作、思想中这一“哀妇人”的重点，与周作人有相通之处，此集内有篇《知堂的两本书》，可以参看。
此外，像他编《宋诗三百首》而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见《两本三百首》），让我想起当年钱锺书的相同眼光，益感此老学人本色，令我喜欢。（当然，学术标准乃至正直等风操道德，遇上何草不黄的时节，也自会风吹草偃。金老在本篇中也坦言，即使劫后，他编书仍在“可怜的夹缝中”有“瞻前顾后的拘忌”。《白头青鬓隔存没》、《她才二十八岁》等篇，则忏悔浩劫中曾被迫写过亲友的材料。原非大恶，我们只记取他这份真诚的愧疚就是了。）
悼念女儿的《她才二十八岁》满纸血泪，动人心魄；也是其通过怀人记友而抗议浩劫的最深刻、最鲜明之作。虽然话说得还是他一贯的节制，但今天听来仍足令人震撼，如因为“文革”的悲剧，“使人们一谈到‘政治运动’，很难从应有的善意上去看待”；“也希望那些还有一丝半毫人性的人，重新念念这两句古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光就这一件事来说（指女儿含冤自杀后，还要被恶言鞭尸，并斥家人也有责任），今天哪怕写上十万篇宣扬人性论的文章，还嫌多么？”——作者《后记》说，此书是八十年代所写文章的选集。也只有在那段日子，人们才会这样大书特书“人”、“人性”。八十年代总令我念念不忘，此其中一端也。
但此文及另两篇悼念亲人的文字，虽然感人，我却觉得还不能代表金老令我欣赏的文字风格。那些考辩文史之作，内容和文体的要求使他未能放开，略嫌过于质朴；最后这组悼亡，则换了一副更现代风格的抒情笔墨；而中间写近、现代文人诸篇，两不偏过，恰好将“古”“今”两者的材料丰富和情分深挚结合起来。所以我之前喜欢其“近文”的看法还是对的。他形容扬之水和周作人晚年写鲁迅，都用了“笔锋常带情感”这一说法（恰巧同时因折价而购、同是该辑“书趣文丛”中的朱健《潇园随笔》，有篇《旧书的情怀》提到，梁启超曾自诩“笔尖常带感情”），这“常带”二字正是当中的尺度拿捏所在也。
最佳的体现是其中怀念亡友的文字（不限于七言诗题的几篇，还包括《忆苏青》等）。尤其写挚友金祖同的《故人坟树立秋风》，有时忽然会插一段记事外的感慨，突兀中正见真情；有时则至于讷讷，但平常的话也说得极好，如关于金祖同送他的一把刀，“我并没有将它当作纪念品的意思，但那把刀确实是祖同的”，言止而犹有深情在纸外。当然，以金老的学养（他是文林宿老了，民国时即以“文载道”笔名写文章、编《鲁迅风》等杂志），其文常益以文言诗词，更耐咀嚼，此篇中“九秋风露，万顷烟波，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四顾苍茫，音容宛在”几句，我正好是在秋凉中读之（读此书中经白露、中秋、秋分），就不觉深有同情。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周作人作《文载道〈文抄〉序》，评之谓：“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正道出金性尧文风的动人处。于今自是更老到了，且以阅世经历入文，尤具一份沧桑意味。
或谓我是过于重视文风了。其实“怎样写”与“写什么”并不是分割、排斥的两个方面，我所喜欢的好文字，正要有好内容为支撑；对金老（还有其他一些人）文笔的赞美，并不会降低他们学者的价值。金老忆怀友好之篇，寄情之外，也为我们留下了好些名士学人的姿容风度，就是珍贵的史料。但我这里要举的是另一篇，记扬之水的《三更灯火五更鸡》（他近年另还有几篇评述扬之水新著的文章，我在《悠扬之水，载来源头的诗意》中曾略作引述），也正好回应我和他“缘分”之起始了。
文中说到，他曾约扬之水写那种一度风行的宋词鉴赏文，“我估计她不会感到兴趣，结果不出所料”——从金老提供的这一细节，使我似乎也有“不出所料”、“得悉相契”的快意；盖我亦是不喜欢那类拆碎七宝楼台的鉴赏文章，以我对扬之水的欣赏敬佩，她的拒绝当然令我欣快。而金老形容扬之水的文章，“处处给人以聪明感，使人想起张爱玲”，则可谓独具只眼，至少我是未曾想到，也首次见到这种比较。（又《忆苏青》顺笔写张爱玲，亲接的印象与评论，虽数语亦颇有价值。）至于说她的毛笔和钢笔字“如出两人之手”，更颇使我意外，不禁心痒，希望有机会能见识见识（注）。扬之水是书痴，金性尧此文有一妙语，说“书没有亏待她，她也没有辜负书”，实在是很好的概括与评定。文中另还有一句更妙的话，他认为郑板桥“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的说法，“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格言，还是有令人会心处”——不看作格言才会心，实亦通透语。这也就是我前面提过的，金老文章随兴散漫中旁生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枝节了。所以读此文又是一番欢喜。
金秋时节读金性尧，如金风送爽般令人畅快。这“金风”带点凛然刚劲，但更是惆怅苍凉的，因而书与秋天自有一份相宜。回味欣悦之余，说句老套话吧：只期望金老继续多写这些近现代人事之文，并重印让知堂都有“淡淡的喜悦”的旧作，给我等再带来些“寂寞的不寂寞之感”……
二〇〇二年九—一〇月
（注：扬之水曾为张中行《留梦集》手书各篇小题，与我所见其钢笔字是同一娟秀风格，不知是金老见过其另一类法书，还是我外行愚钝、看不出别趣来。）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8节 日记里外的赵景深
近得谷林先生移赠《赵景深日记》一册。这是日记报社“学人日记文丛”之一种，因为不是公开发售的正式出版物，没有版权页，从整理者赵易林的代序《读先父日记》叙述估计，是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间编印的。但书做得不坏，小开本，木黄书衣，封面极简单，却也显得素雅。
全书收一九七五年六月、一九七六年七月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八年五月间日记，是这位古小说史、文学史、古代戏曲、民间文学专家、教授留存下来的全部。它们写得规规矩矩，连字数都大多控制在两百字左右。其子代序谓，这是赵景深“做事拘谨而认真”的体现。但我想与写日记的缘起恐怕也不无关系——代序指出，赵景深是在文革后才有记日记的习惯，为的是应红小兵勒令每日交出思想汇报。这样的外力之下，即使后期风向已转，落笔仍是会小心谨慎的。
翻看中，我特别注意一九七六年部分，盖该年有政治社会的划时代意义，想看看一个老知识分子在那种时候生活与思想的状况。政治风云的痕迹是肯定有的了，尤其打倒“四人帮”后，赵景深读政论时评的记载明显增多。这固然说明当时变动之巨大令人瞩目关注，也说明，之前是如何使人避谈国事，即使有相关读报，恐怕也不会在预备检查的日记中作记载。（另外，“四人帮”中，赵景深对张春桥特别注意，多次提到，甚至一九七六年月二十一五日记有着其子抄录张解放后著作目录，估计是早年在上海文坛时与张有过过节所致吧。）
——但，即使在那样大变动的时日，人们还是该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观赵景深日记，他照常每日关心自己的大便、体温（因为生病，以此自己观察身体），与友人往还，与家人打扑克；而更多的内容则是和书有关：读书，写书，借书（其借出丰富珍藏助人的慷慨，在士林向有口碑，林东海便曾撰文记述过这种《仁者之风》），理书（不时将架藏重新分类摆放，教其子修补破损图书，又令其编出九本藏书目录、闲时翻看）……无日不有，真一纯粹的书斋中人。
那几年赵景深的读与写，主要集中在鲁迅和中国古代小说两方面。历来高压时代，知识分子都要么附从“主流话语”，要么埋首于古籍中搞搞考据，其子代序便说，他是跟上了一九七五年研究鲁迅热的形势；金性尧写的《赵景深与中国小说史》，则特别指出了他的小心翼翼做考证。但，它们倒未尝不正是赵景深本身兴趣所在。他做《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题解（一九七六年七月一六日、十七日等多处），表现出对鲁迅古小说研究的浓厚兴趣，是其来有自的：三十年代，他纪念鲁迅的文章就已突出这一方面，题曰《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该文中说：“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简直就是他晚年这些日记中说的话。
当然，“跟上形势”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且不说他曾写过“立愿紧跟华主席”的诗上交并抄赠友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替孙女写和修改过类似的诗与作文（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及平时给孙女讲《洪秀全反孔斗争的故事》（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等等；即以其本色行当观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三一日记，读罢《忠义璇图》后，他撰文批判，谓此书“删去《水浒》中革命的部分”，“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事则不删，借以迎合乾隆等皇帝的腐朽糜烂生活，投其所好”云云。这在今日读来令人失笑，当时却是不得不如此或衷心之论。另外，他喜弄昆曲，常与张允和等就此往来，而一九七八年五月一八日则记有：“阴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