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大学者与“土包子”
卞毓方

　　笔者曾和季羡林老先生共进早餐和午餐，那还是在他住院之前。前者是我去早了，正赶上他忙，还没顾上用早点，得，客来了，那就放下手中活，一起随便吃点东西吧；后者是我去迟了，或是谈话时间拖长了，碰上开饭时间，拉你一起上桌。先生的食谱——你可别抱多大奢望，粗茶淡饭，淡到说不出什么印象，拼命回忆，仅依稀记得早餐有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有馒头、大葱、青菜，此外还有一杯茶。对了，先生特别喜欢吃花生米，在301医院，笔者曾细问过他的饮食，早餐仍保留这种一贯制的小吃。问，您这么大了，又没有装假牙，怎么嚼得动？先生笑笑，说，没问题。

　　也曾请先生出外吃饭，专门选择了一家上海饭店。先生以他惯有的诙谐，说：“今天既然出来，打定主意就是要让你多破费几文，可是胃不帮忙，我的胃是农民的，只对青菜萝卜豆腐感兴趣。”结果，点的只是一碗面条，外加几碟家常小菜。

　先生自1946年留学回国，端上北大的饭碗，就与贫困绝缘。不仅脱贫，而且致富。前几年，杨澜在凤凰卫视对季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其间问到：“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国内，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先生回答：“钱多。”他接着解释：“当时副教授月收入50元，正教授80元，而一石谷才2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所以我选择了回国。”这说的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事。那么，50年代呢？据先生自述，50年代初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每月100元，总共445元。这收入是相当高了。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1。5元至2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元一只。

　　先生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他的业余爱好得到旁证。50年代初，他开始收藏字画，自订标准：“齐白石以下的不收。”务必记住这个标准，先生要就不玩，一玩就动真格的。齐白石以下，是今人，今人他不入眼，他要的是清代明代元代宋代而上，是古籍，是文物。玩的就是心跳，仗的是什么？是钞票！

　　不管先生有多少钱，小时候的烙印，总也磨洗不掉。他在官庄是一个穷娃；在济南，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少年；四年清华，贫穷依然和他如影随形。先生曾告诉笔者，一日三餐，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去食堂，那时，好菜都被人吃光了，他就买点剩下的孬菜，一个人飞快吃罢了事。查《清华园日记》，季羡林收到了稿费，自我犒劳，通常只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荸荠，偶尔奢侈一下，请别人，至多烤鸭一只；而朋友请他（当然是穷朋友），情形有时更惨，譬如，他1933年11月13日的日记说：“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满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回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了，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仍灌了一肚子豆浆。”

　　穷小子当上大学教授，乌鸦脱胎变成凤凰，骨子里，还是一股逼人的寒酸气。和季羡林交往，你绝对看不出半点富贵相。据他的儿子季承说：“爸爸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亮着电灯，只要没人看书，他就把它关掉，在自来水前洗东西，时间一长，他就要呵斥，所以后来我和姐姐帮他洗衣服、被褥，干脆拿回自己的住处，洗好了下次再带来。”

　　另一方面却又异常大方：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求到他，必然出手帮助。这种菩萨心肠，令人油然想起他的专业：佛教研究。先生偏又不信佛，他这么做，是缘于对贫穷的感受，对他人的关爱。李玉洁老师说：“以前在朗润园，这样助人为乐的例子多了，先生有一点，赞助了还不让说，他说这是出于真诚，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

　　史学家、剧作家兼报界元老唐振常先生精于美食，著有多种饮食小品，友人谭其骧先生曾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市面大，吃的机会多。”唐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与唐先生相比，季先生落败在第一项，这是最为关键的，尽管他后三项毫不逊色，然而，财富、地位能改变他的命运，却改变不了他的底色，由幼及老，他始终是一个“土包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8


诚实的拒绝
张翔

　前些天，一个建筑公司的朋友跟我谈起他刚失之交臂的生意时，频频叹息，颇感遗憾。

　　那是法国的一个服装公司想到深圳来做一个展销会，其中需要搭建一个巨大的舞台，于是找到他们。当然，同时也找到另一个德国独资的建筑公司，作为竞争对手。

　　当策划出来之后，他们准备与客户商谈。而在此之前，他们早已经悄悄摸清德国公司的计划，对方开出的完成时间是20天。他们合计一下，这也正好是他们至少必须的建设时间。显然这样他们就不占有很强的优势了。于是，他们就将策划中的建设时间强制改为了16天，整整压缩了4天，这就意味着他们得以超常的速度和强度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以速度著称的城市里，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

　　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大跌眼镜，因为客户居然还是选择了那家德国建筑公司，而且还给对方整整25天的时间。他们很诧异这样一个结果，于是特意上门去听取意见，结果对方解释说，他们在全世界的许多大都市都进行过同样的展销会，搭建的都是同样一个舞台，得到所有的经验和数据表明，搭建好这样的一个舞台最少也需要20天。而他们公司的16天计划显然不能给大家一个完美的成果的，同样他们的不诚实也让大家缺失了足够的安全感。

　　朋友顿时恍然大悟，懊悔不已。因为他明白了，这个商业社会里，人们首先追求的不是单纯的速度，而是足够让人安全的诚实。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在2000年，中国的一家刚创办的网络公司迎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大客户。他们的经理亲自接待了这个重量级的客户。对方拿着策划书，问那位刚刚创业的经理：“请问这个项目要多久可以完成？”

　　经理回答说：“6个月。”

　　客户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接着问道：“4个月行吗？我们给你加50％的报酬。”

　　经理不假思索地摇头拒绝道：“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的确，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4个月是很难完美地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这位经理忍痛舍弃了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诚实地拒绝了这桩大业务。

　　结果，客户听后开怀大笑，马上在合同书上签下了名字。他对经理说：对您诚实的拒绝，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反映出您是一个很真实和稳重的人，而在您领导下的产品的质量一定是有保证的。

　　两年后，这个小网络公司的这位诚实的经理一跃成为了“中国十大创业新锐”，一年后他又荣获了首届“IT十大风云人物”称号，而他的公司在短短的三年之内，从一个小网络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

　　时至今日，这个经理的名字和他的诚实的信誉始终没有改变，他叫李彦宏，而他的企业名字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它的名字叫百度。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3


长征路上传教士
何立波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位传奇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汉名薄复礼）。勃沙特是瑞士人，后随父母移居英国，供职于基督教会。1922年10　月，英国基督教会派25岁的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勃沙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根据孔子讲的“克己复礼”，取了中文名字　“薄复礼”。

　　1934年10月初，勃沙特与妻子罗达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在旧州城外遇到了离开湘赣苏区进行长征的红六军团，并被红军战士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抓了起来。勃沙特被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请去，帮助翻译刚刚缴获的一张法文贵州地图。在当时，萧克指挥作战使用的是中学生地理课本上的20厘米地图，过于简单。获得这张新地图令萧克十分兴奋：“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然而红军将士中没有人懂法文，萧克十分着急，只好找勃沙特碰碰运气。勃沙特生于瑞士，懂法文。萧克亲自提着马灯，指导勃沙特翻译地图。应萧克的请求，勃沙特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标注在地图上。萧克对勃沙特很满意，他后来回忆说：“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湖南，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勃沙特同样对萧克充满了好感，他后来写道：“年仅25岁的萧克将军，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位充满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红军将领。”

　　当时，勃沙特被扣了下来，担任了红六军团向导。贵州“天无三日晴，路无三尺平”，道路崎岖，红军整日行军，有时夜里也不休息，勃沙特感到苦不堪言。不过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格外照顾这位洋教士。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勃沙特穿，宿营时尽量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上。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后转战湘西。在湘西，他见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著名红军将领贺龙。勃沙特致函朋友、曾经医治过贺龙侄子的医生贝克尔，请他给贺龙写信以释放他，但遭到贺龙的拒绝。贺龙说：“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

　　天长日久，勃沙特逐渐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勃沙特惊奇地发现，红军注重文化学习和政治教育，娱乐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红军的官兵不赌博、不抽大烟，红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有一次染病，红军指战员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他翻山越岭。勃沙特后来回到昆明时曾对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在交往中，红军战士也喜欢上了这个大鼻子牧师，对他的称呼也开始改变了，由“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是“老薄”了。出于对红军的感激，勃沙特为红军做了很多好事。他写信给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朋友，请他们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他还经常为红军翻译外国报纸，有时还被请去为红军编织毛衣。在红军中呆久了，勃沙特终于认识到：被国民党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的这些人，原来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苏联为样本的中国苏维埃政权。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向滇西疾进，逼近昆明。萧克决定释放勃沙特，亲自向勃沙特宣布了释放令，并以“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的名义为他开具了通行证。萧克对勃沙特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临行前，萧克、王震、红二军团保卫部部长吴德峰为勃沙特饯行。地方名流周素园以及被俘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作陪。为表示感谢，萧克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萧克告诉他，不反对他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红军给勃沙特发了10块银元的路费，并告诉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长达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去了昆明，开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神灵之手》。在“自序”中，勃沙特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1936年11月，《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