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事后媒体把焦点对准指挥这次手工登陆地球的宇航员詹洛威尔，盛赞他有胆有识。有记者问詹洛威尔：“在那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太空中，你是如何准确找到进入大气层的切线？”詹洛威尔回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有办法安全回家的。我在海军驾驶了十多年的战斗机，碰到过气候恶劣，引擎着火等各种危险，不过最后都能逢凶化吉。有一次夜间驾驶战斗机返回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没开灯，雷达也不知出了什么毛病竟然把我引到反方向。飞机快没油了，只能在海上迫降。我看着下面黑暗的大海，熄灭了机舱内包括仪表板上警示灯在内的所有的灯。这时我看到海上有条绿带，像地毯一样铺在海上，原来这是一种能在夜间发光的海藻。机舱的灯不熄灭，我就看不到它。我让航空母舰开到发光的海藻上面，结果海藻就指引我回到了航空母舰上面。这次返回地球，与那次返回航空母舰有惊人的相似，我们熄灭了太空船里所有的灯，眼睛只看着与我们成25度角的那片蓝色的太平洋，那是指引我们安全返回的海藻。”

　　世界上本没有真正的绝境，危急关头，不为外物迷惑，冷静地寻找解决办法是一种处世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只有处变不惊果敢善断的人，才具备从容化解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的能力。于千钧一发之间保持镇定清醒，充分利用身边可利用的资源，找到了返航的坐标。詹洛威尔，他是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26


　　　

悼念乔治·桑
作者：雨　果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

　　“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中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掩。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

　　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男子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象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象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象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敬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和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现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带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象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象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　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煞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泣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为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62


　　　

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作者：苗振亚

　　何兆武先生以《上学记》为书名，书写他的口述自传。看得出来，那段学校生活的确令他不能释怀。作为缺乏那段经历的后来人，读起这类书籍，同样感到有趣、过瘾，难以释卷。是什么东西让何先生难以释怀？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释卷？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中最让读者心向往之的一点是，那时的大学校园，和校门外的社会相比，真的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呢？

　　何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大学生到天安门集会，经历的学生运动很多，包括“一二·九”运动。当时，他二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是地下党，“一二·　九”游行中被抓。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果然，没过几天人就放回来了。蒋梦麟当时身兼北大校长与教育部长两职，属政府官员，公然出面保释学生，在今天难以想像。在当年，却属传统。此前的“五四”运动期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这样，学生被捕以后，他向政府提出赶快把学生放了，然后又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

　　读蒋梦麟的《西湖》，我们知道，就个人观点来看，他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他曾经在一个学生团体的欢迎大会上说过：“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但是，不赞成学生运动是一回事，学生出事了要出面营救是另一回事。他身兼二职，比别人更明白，大学里的事情与大学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时，他政府官员的身份淡出，大学校长的身份亮出，保护学生才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同样，蔡元培也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学生因运动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最后，被抓的学生回来了，“五四”风潮停歇了，他却辞去校长职务，悄然离开了北京。原因是：学生为运动胜利而陶醉，不容易维持纪律了，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难以满足了，北京大学的管理成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担心的事情，也是他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一个理由。

　　校长们之所以能够让大学与外面不一样。不是这些校长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结，而是因为，比校长更大的角色，也能认可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方面，大学校长刘文典和当时国家元首蒋介石的一段往事，最能说明问题。刘文典完全是放浪形骸的旧文人习气，可他学问大，资格老，北伐时期照样被请上安徽大学校长的位子。不知是他那“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风骨在作怪，还是他相信丘吉尔所说的：“大学校长拥有种种连首相也没有的权力。”就在他任校长期间，蒋介石到安徽视察，在与社会名流会面时，问他：“你就是刘文典吗？”没人会想到，他竟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也许，刘认为蒋直呼其名，对他这位大学校长太失礼了，蒋认为刘目无领袖，太不给自己面子了。这一下把蒋介石惹恼了，又经过几句评议冲撞，一怒之下，就把他抓了起来。后经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保释，才又放了出来。我想，蒋介石不过是想以此挽回面子，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他。真要怎么样他，能保得出来吗？显然。蒋介石明白，处置一位大学校长，同处置一位官员不一样，对待校园内的人和事，与对待校园外的人和事也应该不一样。

　　后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一身油渍斑斑的破长衫，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依然放浪形骸，狂傲脾气不见收敛。在课堂上，他公开鄙薄沈从文，说什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抗战胜利后，他因留恋云腿与云烟，未随联大回迁，去了云南大学，一九五七年未逃过右派一劫，这当然已是后话。

　　因为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老师教书也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在西南联大，教师在课堂上是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要他们去遵循，甚至于削足以适履。于是，自成一家的课堂气氛就出现了：陈寅恪夹着一包书进课堂，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数家珍地信口讲，一包书并不打开；雷海宗教学没底稿，上课连一个纸片也不带，可他记忆力惊人，学识渊博也惊人，一提起某个历史人物哪年生哪年死，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全都脱口而出；陈福田讲授西洋小说史，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讲起，似乎挺没章法，可也没人干涉；向达教的是印度史，两个学期下来，只讲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汤用彤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雷海宗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活、看家本领，不受羁绊，尽情发挥，真有点诸子百家的味道。

　　即便讲授在今天看来有些敏感的政治，教师们也没有忌讳，还是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决不违背良知与学理。

　　何先生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教政治学概论的老师周世逑，上第一节课时，首先解释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那么，什么叫政治呢？按照孙中山的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这也等于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周先生告诉大家，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证据是：“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种在课堂上公开拿革命导师的话当靶子，进行批驳，在当时算不得什么勇气，也没人会感到这是大逆不道。

　　另一个例子是，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先生，从当时的政治倾向上看，他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但他却把马克思著作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在给学生开出的必读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针对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大发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而这也不犯禁，更不能证明他在替谁说话，立场有什么问题，有无政党背景。这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教师学生都明白，政治学和政治是两码事，学校里的学术与校门外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没人会把两者混淆成一个东西，蛮不讲理地给你上纲上线。

　　教师能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受益的自然是学生。学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