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18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27军当上了担架排排长。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了三年，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27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206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8


　　　

我的难堪，你的尴尬
●安　宁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不识字，也无法带给我任何的荣耀。我年少的时候因为成绩出色，被保送至市里读最好的中学。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借外人的视线，审视自己卑微的出身，和父母粗鄙的言行无意中给我带来的重重烦恼。

　　
一


　　记得读高一那年，我与一群人正在走廊里说笑，母亲突然就走过来。我先看见她，却并没有立刻迎上去，而是在母亲的东张西望里尴尬地低下头。我正试图在人群的掩护里逃开时，却被母亲给兴奋地抓住了。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任由母亲紧紧地拽着胳膊，说着琐碎的家长里短。

　　原本那亲密无间的一群，此刻陡然就与我有了距离。母亲起了毛球的线衣，土得掉渣的方言，一声又一声唤起我一直羞于对人提起的乳名，手里提的大袋的手工煎饼，无一不让周围的人觉得好奇且热闹。这像是一场精彩的戏剧，台下的人纷纷在我们的表演里笑成一团；而台上饰演小丑的我却是在拼命的蹦跳里，忽地生出一种几乎将自己吞噬掉了的无助与悲哀。我在喧哗嘻笑里并没有记清母亲说过的话，也忘了母亲是求人才搭了顺路车来专门看望我，且将一肚子的话絮絮叨叨倾诉给我；我只是清晰地记住了那些外人的“关注”，和走廊里疏离的歌声与打闹。

　　此后我便再也不让父母去学校看我。我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将不小心丢在家里的课本，自己跑50多里回家去取，也不会让父母送来，连带地将自己晦暗粗糙的一切，重复展览给人。我只是发奋地学习，将那些外人的嘲讽、冷漠与不屑全都踏在脚下；一同踩下去的当然还有原本让我温暖的父母的关爱。

　　卧薪尝胆式的努力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去读大学那天，父亲执意要去送我。可是在临上火车的时候，看着父亲挤在一群家长里，那么笨拙地帮我搬着行李，又因为有人无意中踩了我的脚，而差点在车上争吵起来，便终于一狠心让父亲回家去，一切我自会处理。

　　父亲第一次跟我急了，说：“这么小，又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怎么行？”

　　我也在周围的吵嚷里发了脾气，说：“你不也是一样没有去过北京？况且你连字都不认识，除了给我带来麻烦，还能有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觉得心里空了，那些淤积了许多年的泥淖与杂草，倏忽之间便全都被除掉了。

　　50岁的父亲，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推挤里呆愣了许久。直到火车快要开了，他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帮我把行李放好，又去给我接了一杯热水，这才转身走出车厢。我在慢慢启动的火车里，看见父亲在送行的人群中，拼命地跑着，似乎要跟着这火车一同跑到北京去，但他最终还是被疾驰的火车无情地丢在站台上，再也看不见了。

　　
二


　　我很少回家，电话也是从来不在宿舍里打的。即便是在电话亭，也要等到最后，人都走光了，才匆忙地插进卡去，与父母说几句闲话。大部分的时间，我是泡在自习室里的。家庭的贫寒，让我始终没有勇气与人自如从容地交际。而爱情，更是如此。

　　我是在被学校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后，才开始与暗恋了我两年的媛交往的。媛低我两级，是学校一个教授的女儿，但她并没有因此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城市女孩一样，骄横霸道。我应该会主动追求媛的，如果没有媛优越的家境横亘在中间。

　　媛也是个矜持的女孩，等了我两年，见我依然无动于衷，这才着了急，一次次地跑来找我。媛的父母始终是不喜欢我的，尽管见面的时候，也会与我说话，但言语里明显地带了高傲与骄矜。幸亏媛是善良的，她知道我的学费都是贷款，知道我的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挣取，知道我的父母无法给我的前程带来任何的帮助，依然执着地爱着我。

　　是媛的坚持最终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了春天。媛的父母，为了宝贝女儿，动用关系，将我留在大学，并在我毕业半年后为我与媛举办盛大的婚礼。我没有告诉媛，在我们家乡，喜宴，是一定要在男方家举办的，否则，男方父母必将被亲戚朋友嘲笑为没能耐。我的父母，也曾一次次无比憧憬地谈起我的喜宴。但我还是隐瞒了这个秘密，我知道对于媛的父母，喜宴是他们一种变相的交际手段，他们骨子里的骄傲绝对不允许他们女儿的婚礼在破败的山村里举行。

　　
三


　　我的父母不知何时学会了沉默。对于这次婚宴，他们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托人捎话给我，说一定会坐火车赶来参加我的婚礼。但我还是不放心，甚至睡觉时都梦见父母在喜宴上。我梦见他们每说一句话都招来外人的哄笑。我为此曾小心翼翼地打电话给父母，暗示他们到时一定记得不要随便说话，以免惹得岳父岳母生气。

　　喜宴终于来了。我在父母迈进豪华宾馆的时候，便红了脸。他们尽管穿了簇新的衣服，但他们的神态与举止却与周围的一切如此地不和谐。我将父母安排到饭桌前坐下，便随岳父岳母去接待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

　　忙碌的间隙，我偶尔瞥见父母在角落里孤单地坐着，像是两个被我极力想要摆脱掉却又躲闪不及的乡下亲戚。这是他们儿子的婚礼，却与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开席时，涨红了脸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上得了台面的话，司仪只得请一旁的导师代表父母作了发言。我依了繁缛的礼节，一桌桌地敬酒，但一颗自尊的心却是在周围人意味深长的注视里碎掉了。

　　我在父母走后许久，还无法洗清烙在身上的难堪的印痕。半年后，我回家。小姨和我聊起我的那场喜宴，说：“知道么，你的婚礼，给你父母留下了那么深的疤痕，他们从来都不愿在人前提起你这个留在大城市且富贵起来的儿子。他们不愿意我们去看望你，不愿意我们给你打电话，不愿意我们在你的岳父岳母面前露面……可是，你不知道，他们也同样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曾有过这样一个忘记了自己根基的儿子……”

　　我一直以为，父母是自己笔挺的西装上难堪的一片菜汁，却是没有想到，原来自己也是父母身上一团尴尬的饭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4


　　　

问对问题
●赫广才

　　查理是许多公司的企管顾问，他闯荡江湖的绝招就是“问问题”。

　　有一次，一家专门在欧洲机场做咖啡餐饮的连锁公司，请查理来帮忙，想找出提升业绩的答案。查理把几个机场的店长找来，然后开始问问题：

　　“你们感觉业绩不能提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人太多。”其中一个店长说。

　　“什么意思？”

　　“就是店里老是客满。”

　　“客满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在机场的旅客他们进到咖啡店，一屁股坐下来就不动，一直等到要登机，才会起身。中间他不会多点东西，他只是占着位置……”

　　“对，其他客人也进不来，所以店里老是客满，看起来好像生意很好，其实业绩不佳。”另一个店长附和着说。

　　“好，问题是旅客占着位子不走。那怎么办？怎么让客人快点走呢？”

　　“把椅子换成硬的，让他坐得不舒服，这样就待不久。”

　　“我的办法是盯住客人，只要他杯子一空，就过去清桌子……”

　　“如果客人不动呢？”

　　“我刚刚没说完，接着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如果他说：不要，谢谢！怎么办？”

　　“那就叫每个服务员每隔30秒，就过去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再不行，就叫最丑的恐龙妹服务员去问他点东西！”

　　“可是你们的女服务员不都是漂亮妹妹吗？”

　　“那就每店雇一个恐龙妹！”

　　“不，说正经的，我认为可以在每张桌子装个计时器，坐超过时间就加钱，跟计程车一样，时间也算钱嘛！”

　　“不，这不实际，我认为只要加收座位的桌钱，很多人就会选择站着吃喝，吃喝完就走人。”

　　“不，加收不好，不如是带走的算便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查理眼看快不可收拾，赶快拉回正题，说：“好，大家刚才说的都是要做什么才能让客人早点离开。有没有不做什么？就可以达到效果。”

　　“不做什么？关店不卖吗？”

　　“有点接近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客人在店里，眼睛都在看哪里？”

　　“看妹妹啰！”

　　“还有呢？”

　　“对啦，客人最常看着‘航班显示机’的电视嘛！”

　　“客人在咖啡店里，都是等着要登机。如果有航班显示机，他们就会安心等待，不怕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

　　“如果把航班显示机关掉，假装坏掉，他们便坐不安心，一定坐不久的。”

　　“一直都关掉吗？”

　　“不，等客人少了，便把显示机打开，其他的客人就会进来。”

　　“然后呢？”

　　“等人多了，再把显示机关掉，假装故障。”

　　“各位，你们真是一流的店长，我想我们找到答案了。”

　　这家机场连锁餐饮公司，就靠着假装故障的航班显示机，业绩果然大增。

　　所以，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找问题。　但是要注意问题往往不在问题的本身。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61


　　　

温情人生
●琳达·赖恩奇　○聘　卿　编译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医院的急诊科工作。作为这个科室的新成员，排值班的时候，我总是做殿后，特别是圣诞节晚上的值班非我莫属。平安夜上班是公认吃亏的事，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家。那天，我吻别家人，去医院上班。晚上九点，救护车送来一位60岁的心脏病病人。他脸色灰白，抽搐颤栗，心跳微弱，他在死亡线上徘徊。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终于，病人的心率恢复了平稳，能够从急救室转入重症监护室了。第二天早晨下班时，我还特意去病房察看病人的情况。这个从死神魔爪中逃脱的人已经睡着了。我悄悄地进去，静静地离开。急诊医生不像其他医生那样，可以同病人保持较长时间的联系。我们总是接手那些急性发作的病人和突发事件的伤员。送来的人一般都是经过抢救后送出急诊室，急诊医生就很难再见到他们。我也不再去想那位犯心脏病的人了。

　　第二年圣诞节的晚上，还是我值班。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科室再来新成员为止。晚上九点整，保安来告诉我说，有一对夫妇正在门厅里等着，说是有话要跟我讲。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那男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李先生：“你不记得我了，去年圣诞节晚上，是你救了我的命。感谢你给了我这一年的生命。”夫妇俩热情地拥抱我，并送给我一件精巧的圣诞礼物。那天晚上，我感觉好极了，不仅仅是意外，更多的是暖意融融。他们让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和神圣。

　　第三年，科里来了新成员，我的家人很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家里过圣诞节了。可是我想，李先生和李太太可能还会再来。如果他们来了见不到我怎么办。于是我主动要求在第三个圣诞节的晚上值班。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心里惦记着门外会有人来。果然，刚刚九点钟的时候，李先生夫妇推门进来了。李太太抱着一个裹得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