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孩子想了一下；坚定地说：站旁边！

　　好丑的观众　

　　夫妻俩一起看电影。丈夫看到影片里美丽的女主角，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好美的女主角哦！”

　　妻子立马也发出感叹：“好帅的男主角耶！”

　　说完，夫妻俩互相对望了彼此一眼，两人竟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天哪，好丑的观众啊！”

　　摘口罩

　　一胆小的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他要大夫和护士都把口罩摘下来。

　　大夫说：这是规定。

　　病人：别骗我了，是怕出了事儿被我认出来吧

　　上帝进步了

　　爷爷和孙女在一块儿聊天。孙女问：“爷爷，你是上帝造的吗？”

　　“是的，是上帝造了我。”爷爷回答。

　　然后小女孩又问：“那我也是上帝造的吗？”

　　“是的。”老人说。

　　小女孩仔细地看了爷爷几分钟，然后又照了照镜子。

　　最后她开口了，“你知道吗，爷爷，上帝近来做的活比以前好了很多。”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2期P34


　　　

莺
●＇法＇布　封　○李玉民　由权　梁音　译

　　阴霾弥漫的冬天是毫无生气的季节，是自然界的休眠和沉睡时期：许多昆虫停止了生命，一些动物停止了运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失去了绿色。所有的空中居民都被抛弃流放，水族生命被关在冰冻的牢狱中，大部分陆地动物被囚禁在山洞、岩洞、地洞内。这一切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萧条冷漠的景象。鸟类的回归带来了初春第一个信息，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唤醒了沉睡的大自然，焕发了新的活力与生命，树木吐出了新芽，小树林披上了新装，引来了新主人在此嬉笑打闹，唱歌传情，到处生机勃勃。

　　在森林的主人当中，莺科小鸟最多，也最惹人喜爱：它们活跃、灵巧、轻盈、好动，所有的动作看上去都富有感情，叫声中透出喜悦，玩耍中隐藏爱情。树木长叶开花时，这些小鸟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些住进我们的花园，有些更喜欢林阴大道和树丛，不少钻进了大森林，另有一些藏进了芦苇荡。莺雀布满大地各个角落，到处能听见它们欢畅的歌声，看到它们飞来飞去的欢快身影。

　　我们不仅喜欢它们无忧无虑，还希望它们漂亮美丽；但大自然似乎只赋予了它们可爱的性情，却忽视了装扮它们。莺雀的羽毛暗淡而缺少光彩：除两三种身上稍有斑点略能点缀，其余的浑身都是暗淡的灰白色或褐色。

　　它们居住在花园里，树丛中，或是种植蚕豆青豆等的菜田里，一般在蔬菜架子上栖息；它们在这里玩耍、搭窝，不停地出入，直到收获季节。这时，它们迁徙的日期临近，该离开这块乐土，离开爱的家园了。观看它们叽叽喳喳相互追逐好似看一场节目，它们的打闹并不过火，争斗也是天真无邪，结果总是以几支歌结束。莺是轻浮爱情的象征，如同斑鸠是忠贞爱情的象征一样。莺总是快乐无忧，充满活力，它们实际上并非缺乏爱情，也不缺少对爱情的忠诚。雌莺孵卵时，雄莺在旁边千呵万护，与它共同迎接小生命的降生，直至长大后也不分离。

　　莺生性胆小，在与它同样弱小的鸟类面前都常常躲避，尤其害怕遇到最危险的敌人——伯劳。然而危险一旦过去，一切便抛至脑后，用不了一会儿，它又变得欢乐愉快，又唱又跳。它只在树林中最茂密处唱歌，这时总把自己隐藏起来，尤其是在炎热的中午，只偶尔才在树丛边上露面，但很快便又回到密林中去。早晨可以看见它采集露水，在夏季短暂的雨后，它常来到湿润的树叶上，摇晃树枝洗淋浴。

　　在莺类中，黑头莺叫得最好听，声音最流畅，有些像夜莺。我们可以长时间地享受它美妙的歌声，甚至在春天的唱诗班销声匿迹之后，仍可以听到树林里黑头莺的歌声。它们的歌喉轻快纯洁，尽管音域不太宽广，但十分美妙动听，婉转而富有层次，这歌声仿佛涵养了树林的清新，描绘了恬静的生活，表达了幸福的感受，听到这些大自然的幸福鸟歌唱，谁能不为之动情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07


　　　

椅子改变中国文化
●澹台卓尔

　　在中国传统礼仪中，　怎么坐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或者是一张叫榻的大床上，屁股放在脚后跟上，这叫跽坐。虽然不太舒服，可是在正式场合下，必须这样坐，否则就是失礼。

　　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　的折叠板凳，类似于现在的马扎，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到了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化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并且在宋朝广泛地流行起来。古代中国人的大腿终于获得了解放。

　　椅子的流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腿脚，　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冲击。

　　这种四条腿的家具首先冲击的是当时中国的坐礼。而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接着椅子还影响到了房屋内部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提高，以前人们坐姿低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矮，以使坐着的人们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的出现使窗户的位置明显升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的坐礼要求房间的中间尽量要空阔，作为人们席地而坐之用。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

　　在椅子出现前，人们的坐姿很低，以至我国的家具普遍矮小，常见的案几与现在农村炕桌的高度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坐姿显然升高了不少，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而高足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茶具、碗碟等等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改变。唐人因席地而坐，坐姿低，为了方便饮食，都使用高足餐具，许多杯、碟、碗的底部都有几个支撑的高足。到了宋代，餐具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很难再看到安装高足的餐具了，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

　　椅子出现前，由于坐姿、案几的低矮，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所以，那时一般都是分餐制。聚餐时，人们分别就坐于各自案几的后面，各有一套相同的饭菜，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鸿门宴中，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一人一案，是典型的分餐制。椅子和高足桌子的出现，奠定了围坐吃饭的物质基础，人们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　直到八仙桌出现，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成了习俗，分餐制也顺应的变成了合餐制。

　　椅子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国人的心理。在椅子出现之前，人们在正式场合必须跽坐，这种坐姿现在看来是很难受的，现代人恐怕少有坚持这种坐姿半小时以上的。所以，古时候的人们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适应这种坐姿。孩子们学的第一堂礼仪课就是跽坐，其意义与新兵入伍时训练军姿很相似。跽坐的训练，除了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修身养性，因为再怎么训练，跽坐久了都不舒服，内心就会焦躁不安，所以跽坐训练更是对自身心性内涵的修炼，从而使内心与坐姿和谐统一，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跽坐，因此，经过跽坐训练的人们都挺拔干练的气质，都有严谨坚忍的性格。

　　在椅子出现之前，跽坐是社交场合的正坐，不论你是天子还是草民必须跽坐。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皇帝和群臣议事，大臣们向皇帝跪拜时，皇帝其实也基本在跪着，这种坐姿的平等拉近了皇帝和臣民的关系，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跪着没有现在那种低下的特殊含义，而是一种恭敬虔诚的表现。椅子出现后，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臣民们则跪拜在地上，这种礼节上的巨大不平等使臣民们潜移默化地奴颜婢漆起来，在心理上巩固了皇权至上，奴化了国人的心理。

　　可能有人奇怪，欧洲人坐椅子，也没有跽坐，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奴化的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欧洲人的礼仪中，跪是很少的，除了向上帝双膝跪下，对任何人都不用跪，就算见了本国的君主，也只是单膝跪而已。而在我国古代，跪是最常用的礼仪，不光是君臣关系，还广泛用于下级与上级之间，草民与官员之间。前面也说过，在椅子出现后，跪的不平等性显现出来，从而逐渐起了奴化的作用。

　　我国自北宋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恰恰和椅子的普及时间差不多，难道是巧合吗？就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历史上很多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明，甚至像椅子这样简单的小家具，其实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6


　　　

一生的守候
——我的父亲常书鸿和他的敦煌情缘
●常嘉煌/口述　李菁/记录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在塞纳河边的一次“邂逅”。

　　那一天，父亲从罗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套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罗浮宫，父亲总是为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书摊主人告诉他，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前后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的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鼻祖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拿早期的西洋艺术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性。

　　父亲后来曾经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敦煌的召唤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一种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祖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返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内大乱，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奉命南迁，他和学校、画界的同仁们决定一起南下。

　　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父亲在长沙和贵阳都遭遇了日机轰炸，他的全部财产和作品成了灰烬。

　　1942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1942年冬，父亲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召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守护敦煌


　　父亲在到达敦煌的当天，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视。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生活虽然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他们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了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学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