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我只好放下书本，给儿子耐心地讲解起来：“星期是一种以7天为周期的循环纪日制度。公元2000年前后，古巴比伦人曾将一朔望月分为四部分（朔日、上弦、望日、下弦），每一部分都是七天。而后把七天分别配上太阳、月球、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的名字，星期由此得名，并于公元前321年3月7日为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正式颁行，沿用至今。”为了强调说明一个星期只有七天，我还搬出了圣经，给他讲圣经上的“创世纪”，“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来佐证。

　　我知道他还听不懂这些，但我还是试图想让他提前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临睡前，儿子小声问我：“妈妈，把明天当成星期九，好不好？我想去找二宝玩。”

　　面对儿子怯怯地低声祈求，我的心立刻柔软清澈起来，所有的学识和大道理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把明天当作星期九，当成心目中每一个快乐的日子，每一个充满希望和心想事成的日子，这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给我的人生启迪。

　　——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53


　　　

·心　声·
●付凯莲

　　朋友与妻子分居了，竟是因为他母亲。

　　朋友的妻子极善良，也通情达理，只是他孀居已久的母亲，脾气古怪而执拗。一家人初在一起还很谦让，时间久了，他母亲就嫌整天早出晚归忙于工作的媳妇不顾家庭和丈夫。媳妇抢着做家务，他母亲又说媳妇嫌她没用。双休日，老太太又嫌媳妇午觉睡得太久，说懒女人易败家。

　　朋友的妻子为了成全丈夫的孝道，主动搬出去住了。真是自古忠孝难两全，保护不了妻子，又不能责怪母亲，朋友陷入了苦恼。

　　一筹莫展时，我读到2007年第8期《读者》上的三毛的《爱和信任》，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父母在我们小时教导我们，等我们长大了，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当然，在方式和语气上，一定要本着爱的回报和坚持，双方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我如获至宝，马上转告朋友，让他明白教育父母是一种责任而非大逆不道。媳妇关爱婆婆如亲生母亲，婆婆也应该待媳妇如亲生女儿。

　　过了几天，朋友打来电话，只意味深长地说要请我喝咖啡，我知事情已圆满解决。

　　谢谢《读者》让我幸品尝到充满亲情、爱情和友情的咖啡。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03


　　　

笑声的背后
●约翰。特尼　○北　洼编译

　　烤箱里有两块松饼。一块松饼大声叫道，“哎哟，这儿太热了！”　另外一块松饼回答说：“天哪！这块松饼会说话！”　听了这个所谓的玩笑，您笑了吗？我猜（并且希望）没有。

　　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您可能轻轻一笑，或许哈哈大笑，也有可能大笑不止。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但是要相信我。这些效果在对松饼玩笑进行的试验中都出现了。

　　笑声，一个已经困扰了哲学家2000多年的话题，终于在科学面前屈服了。研究者们对大脑、被逗笑的婴儿、黑猩猩和老鼠进行了扫描和仔细研究。他们已经追溯了笑声进化的过程，一直到玩笑的最原始阶段――或者，更精确地说，找到了能使灵长类动物发笑的最原始手段。

　　那种手段并不比松饼笑话更加好笑，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惊奇的，至少对于研究者们来说是这样的。他们发现了一些被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霍布斯、康德、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等许多思想家忽视了的事情，他们对笑声进行研究的出发点错了，试图在通过解释幽默的基础上探究笑声的由来和本质。

　　我们偶尔会对一些有趣的事情感到惊奇，因而就笑了起来，但是大多数笑声与幽默没有太大的关系。笑声是群居动物本能的生存手段，并不是对于智慧做出的会心的反应。它不是为了玩笑，而是为了制造融洽的团体气氛。

　　当罗伯特　R。普洛文在20年前刚刚开始将神经学试验应用到对笑声的研究时，他就动员参加试验的人，到他位于巴尔的摩县内的马里兰大学试验室里观看“周六晚间直播”和乔治。卡尔林表演的一些逗笑节目。他们没有发出太多笑声。

　　这种类似于中国单口相声的美国语言类表演项目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所以他走出了实验室，转向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场所――城市人行道，郊区购物商场――仔细观察了数以千计的“笑声场景。”他发现80％到90％的笑声都直接来自于像“我知道了”或者“我会和你们这帮家伙再见面的”等日常用语。那些俏皮话引发的笑声并不比“你散发出一种已经好好锻炼过一番的味道”之类的话有什么特别效果。

　　“大多数引发笑声的对话，”普洛文教授在他2000年撰写的“笑声”一书中总结道，“都像电视上播放的那些由毫无天分的作家编写的冗长拖沓的搞笑剧本一样，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发现听众中女性比男性笑得更多一些，几乎每句话结束时都会哈哈大笑。这通常是无意识的行动。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压抑笑声，但是很少有人能够逼迫自己做出一幅笑得很坦然的样子。　“笑声是一种诚实的社交信号，因为这很难假装，”普洛文教授说。“我们每天都和一些强大的，古老的和原始的事情打交道。这是一种有关人类行为和动作的古老化石，能反映出所有人类或者所有哺乳动物的共同根源。

　　人类的哈哈笑声是由灵长类动物在相互搔痒和追逐嬉戏时所发出的有节奏的气喘声进化而来的。来自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神经心理学专家潘克西普教授发现，老鼠在相互搔痒时会发出一种嘶嘶的超声波（没有专门的仪器，人耳是无法听到的），而且它们是如此喜欢这种感觉，以至于不停地相互搔痒。他和普洛文教授指出最初的玩笑――即最早不需要身体接触就能逗人发笑的动作――是假装搔痒。这和父母笑呵呵地晃动手指，假装要随时接触婴儿身体的动作没有什么区别。

　　潘克西普教授认为大脑中有可以引发笑声的远古神经单元，所以年幼的动物在一起游戏时都学着相互逗笑。笑声除了可以刺激大脑中的相应神经部位并产生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外，也向其它动物传递出一种明确的信号，它们在玩耍，而不是在打架。

　　“最初的笑声进化成一种传递友好交往意图的信号，”潘克西普教授说。“像哺乳动物一样社群关系复杂的动物，需要一种正面的情感机制以造就一个能适应社群关系的大脑，并有效地融入到社群之中。”　人类从四个月开始会笑，随后从“三个火枪手”式的逗笑，发展到能够被更加复杂深奥的逗笑方式所感染（或者，在一些无法形容的情况下，被吉姆。卡里的电影逗得哈哈大笑）。

　　通过嘲笑行为怪异的人和侮辱外人获得的笑声，能够无情地加强群体的团结和自豪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笑声是一种微妙的社群润滑剂。这是一种交朋友的手段，也可以表明个体在群体中所处的地位。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松饼玩笑。去年，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者利用这个玩笑，对该校仍未毕业的女生进行了一项表面上是研究他们消费习惯的试验。一些参加试验的学生被告知，少数参加者将会获得数量不菲的现金奖励，就像老板决定向表现良好的下属发红包一样。听完这个松饼玩笑，被分配充当下属的女生（其中一些对奖金一事毫不知情）明显比担任管理职务的女生笑得更厉害。但是这并不是仅仅因为那些充当下属的女生意在讨好或者操纵老板，接下来的试验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次，每个女生都通过录像观看松饼玩笑，并被告知录像上讲笑话的人将会和她共同完成一项任务。除此之外，还向他们承诺被指定担任老板的人可能会用现金奖励她们。观看录像的女生，有时被指定担任老板，有时被指定充当下属，或者充当录像中讲笑话的人的帮手。当观看录像的女生担任老板的角色时，松饼玩笑未能让她怎么发笑。但是当她充当下属或者帮手时，尽管录像上的人并没有看到她，但她笑得却厉害多了。当你在团体中的地位比较低时，你需要所有能够找到的人成为你的同盟。虽然很明显，引你大笑的事物并不能马上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笑声是对你所在的处境做出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和罗伊。保梅斯特以及内森。德沃共同进行这项试验的泰勒F。斯蒂尔曼说。“当我向我那些还未毕业的学生讲这个松饼笑话时，他们哄堂大笑。”

　　斯蒂尔曼先生说他对这种笑声已经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在一月份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他一点都没有预料到会场上的反应，虽然他意识到本来应该能够想象到那种场面的。

　　“那是一个小型的会议，与会者大都是一些该领域最资深的研究专家，”他回忆说。“当他们听了我讲的松饼玩笑后，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告诉我，会场上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你可以听到蟋蟀的声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60


　　　

我妈如蚁
●鲍尔吉·原野

　　

　　我妈今年72岁，除了皱纹、白发之外，看不到衰老。她早晨跑步，穿专业田径训练鞋。我外甥阿斯汗恶搞，把钟点回拨两小时，她3点钟起床跑，回到家4点半。我爸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去啦？”以为她夜不归宿。

　　跑完步，她上香礼佛、熬奶茶、擦地、把煮过的羊肉再煮一下。我爸醒来，她给他沏红茶、冲燕麦炒面，回答我爸玄妙的提问：

　　“谢大脚到底是不是赵本山的小姨子？”

　　“海拉尔叔叔得的是什么病？”

　　“立春没有？”

　　阿斯汗醒来，提出更多的问题，关于洗澡、书包、鞋带儿等等。我妈应对这一切，用官员的话叫“从容应对”。自兹时起，到夜深关闭电视机，她为每一个人服务，从中总结规律，逐步完美。而她本人神采奕奕，像战场上的女兵一样谛听召唤。

　　但人老了，动作有些慢，手指也笨，她以勤补拙。我女儿鲍尔金娜有一条海盗式带亮钉的腰带，断折扔掉。按说扔应扔在垃圾桶里，她扔在窗台上。第二天，被奶奶用鹿皮缝好。

　　“哟！”女儿打量针脚，说，“奶奶，你应该考北京服装学院。”此院是鲍尔金娜就读之地。

　　就这样，我妈做完计划内的杂役，再寻觅计划外的事务完成之。当我媳妇把带观世音菩萨坠的金项链如勋章般给她戴上，作本命年礼物时，我妈欢喜不安。受人一粥一饭她且不安，况金银乎？

　　我妈像蚂蚁一样辛苦70多年，还在忙。别人坐看电视的时候，她站着；别人吃饭，她还站着。唤她坐是坐不下来的，人站着总能帮上别人一点忙。好像没人管自己的母亲叫蚂蚁，一般都讴歌为大山呀、江河什么的。我妈如蚁，没时间抬头看天，只在忙。

　　正月初六，我们从内蒙返回沈阳，走之前自语到车站买瓶水。这时我妈不见踪影，同时我姐夫的鞋也不见了。

　　“姥姥把你鞋穿走了。”阿斯汗对他爸说。

　　“不可能。你爸一米八，姥姥能穿他鞋吗？”我媳妇对阿斯汗说。

　　我姐夫打开门，听，“你姥姥上来了。”

　　我妈穿一双大皮鞋上楼，手捧矿泉水。她怕我们买，连忙下楼了。为儿女的小事儿，我妈迅捷连鞋都来不及换。如果我妈是一只鸟，一定从窗户飞出飞入无数次，把所有好东西拿回来给自己的儿女，不管飞多远。

　　春节前，牧区的哥哥朝克巴特尔、姐姐阿拉它塔娜和妹妹哈萨塔娜每人肩上扛着羊，给我妈过本命年。他们请婶子上坐，献上礼物（不是羊，是缎子被面、红糖、毛衣和钞票），跪拜。阿拉它塔娜双手抚胸，唱一曲古老的民歌，其他人额头伏地。

　　“如果大雁还在的话

　　小雁才感到幸福

　　如果父母还在的话

　　儿女才感到幸福……”

　　这首歌很长，回环往复。跪地行礼的人都50多岁了，满面风霜。我妈扭过脸，泪水难禁。他们是我大伯的儿女，每个人自小都得到过婶子的抚育。我妈像一只在林中结网的蜘蛛，把四面八方的亲戚串联到一起，共同吸吮网上的露水。

　　我妈对我说：“其实我最喜欢的事儿是看小说，就是没时间。”

　　时间，成了一个70岁老太太的稀缺之物，以至于不怎么吃饭、不怎么睡觉，她把自己的心分成很多份给了别人，私享的一念是读书。我给她寄过一些杂志，她望而欣慕，夜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