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三年后，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在视察一个剧院工程时，看见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楼房露出一整面难看的墙壁；准备上油漆暂时遮丑的鹰架已经搭设完成。黄昏迟迟的阳光，刚好把鹰架那横七竖八的竹影，淡淡地，错错落落地，斜斜洒在那颓废斑驳的墙上。

　　我被那刹那间发现的美，惊呆了。站着不动，好像听见阳光在那墙上悠悠移动的声音。

　　从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交代随行的高级官员：不要上油漆了。就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艺术了。

　　高级官员说，马上办。

　　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那面墙做好了吗？

　　那是个讲话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大学毕业，管的事情庞大复杂。公共艺术牵涉到城市景观和艺术的环境。台湾任何一栋公共建筑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当公共艺术被界定为艺术家与公共空间，尤其是与市民大众，之间的情感互动时，它的创作本身以及与市民对话的过程，就变成艺术作品的主体，处理起来非常繁复。

　　她说“还没”。又过了两周，仍是“还没”。过了一个月，仍是“还没”时，我准备发火了。把科长和科员请到面前，板着脸质问延宕原因。这个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轻声地说：

　　“局长，公共艺术，您不是说，‘公共’的意义就是，它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一面墙，尽管只是划上一点影子，其实都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整个艺术家创作和市民互动的流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

　　她静静地陈述。我静静地听。

　　那面墙，没有处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4


　　　

马蹄兰的告别
●林清玄

　　我在乡下度假，和几位可爱的小朋友在莺歌的尖山上放风筝，初春的东风吹得太猛，系在强韧钓鱼线上的风筝突然挣断了它的束缚，往更远的西边的山头飞去，它一直往高处往远处飞，飞离了我们痴望的视线。

　　那时已是黄昏，天边有多彩的云霞，那一只有各种色彩的蝴蝶风筝，在我们渺茫的视线里，恍愧飞进了彩霞之中。

　　“林大哥，那只风筝会飞到哪里呢？”小朋友问我。

　　“我不知道，你们以为它会飞到哪里？”

　　“我想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一位小朋友说。

　　“不是，它一定飞到一朵最大的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另一位说。

　　“不是不是，它会飞到太空，然后在无始无终的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　最后一位说。

　　然后我们就坐在山头上想着那只风筝，直到夕阳都落到群山的怀抱，我们才踏着山路，沿着愈来愈暗的小径，回到我临时的住处。我打开起居室的灯，发现我的桌子上平放着一张从台北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的一位好友已经过世了，第二天早上将为他举行追思礼拜。我跌坐在宽大的座椅上出神，落地窗外已经几乎全黑了，只能模糊的看到远方迷离的山头。

　　那一只我刚刚放着飞走的风筝，以及小朋友讨论风筝去处的言语像小灯一样，在我的心头一闪一闪，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它一定飞到最大的一朵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或者它会飞到太空里，永不消失，永不坠落，于是我把电报小心的折好，放进上衣的口袋里。

　　朋友生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的消失也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事先一点也没有消失的预象，就在夜里读着一册书，扭熄了床头的小灯，就再也不醒了。好像是胡适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采取的是另一条路：宁默而死，不鸣而生，因为他是那样的沉默，更让我感觉到他在春天里离去的忧伤。

　　夜里，我躺在床上读史坦贝克的小说《伊甸园东》，讨论的是旧约里的一个章节，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背着忧伤见到了上帝，上帝对他说：“你可以辖制罪。’你可以辖制，可是你不一定能辖制，因为伊甸园里，不一定全是纯美的世界。

　　我一夜未睡。清晨天刚亮的时候，我就起身了，开车去参加朋友的告别式。春天的早晨真是美丽的，微风从很远的地方飘送过来，我踩紧油门，让汽车穿在风里发出嗖嗖的声音，两边的路灯急速的往后退去，荷锄的农人正要下田，去耕耘他们的土地。

　　路过三峡，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水池里开了一片又大又自的花，那些花笔直的从地里伸张出来，非常强烈的吸引了我。我把车子停下来，沿着种满水稻的田埂往田中的花走去，那些白花种在翠绿的稻田里，好像一则美丽的传说，让人说不出一种落寞的心情。

　　站在那一亩花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雪白的花瓣只有一瓣，围成一个弧形，花心只是一根鹅黄色的蕊，从茎的中心伸出来。它的叶子是透明的翠绿，上面还停着一些尚未蒸发的露珠，美得触目惊心。

　　正在出神之际，来了一位农人，他到花田中剪花，准备去赶清晨的早市。我问他那是什么花？农人说是“马蹄兰”。仔细看，它们正像是奔波在尘世里答答的马蹄，可是它不真是马蹄，也没有回音。

　　“这花可以开多久？”我问农人。

　　“如果不去剪它，让它开在土地上，可以开个两三星期，如果剪下来，三天就谢了。”

　　“怎么差别那么大？”

　　“因为它是草茎的，而且长在水里，长在水里的植物一剪枝，活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人也是一样，不得其志就活不长了。”

　　农人和我蹲在花田谈了半天，一直到天完全亮了。我要向他买一束马蹄兰，他说：“我送给你吧！难得有人开车经过特别停下来看我的花田。”

　　我抱着一大把马蹄兰，它刚剪下来的茎还滴着生命的水珠，可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已经大部分被剪断了。它愈是显得那么娇艳清新，我的心愈是往下沉落。

　　朋友的告别式非常庄严隆重，到处摆满大大小小的白菊花，仍是沉默。我把一束马蹄兰轻轻放在遗照下面，就告别了出来，马蹄兰的幽静无语使我想起一段古话：“旋岗偃狱而常静，江河竞泣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而生命呢？在沉静中却慢慢的往远处走去。它有时飞得不见踪影，像一只鼓风而去的风筝，有时又默默的被裁剪，像一朵在流着生命汁液的马蹄兰。

　　朋友，你走远了，我还能听到你的蹄声，在孤独的小径里响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10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
●　王书亚

　　写下这个题目，想起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的同名电影。在澳洲广袤的内陆，土著中的钉子户，用一个美丽的传说对抗矿业公司的开发。他们说，脚下是绿蚂蚁做梦的地方，如果惊醒它们，铺天盖地地出来，就会毁掉这里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暗示。那些像绿蚂蚁一样比尘土更低的人们，不要过分地惊动。我见过重庆的钉子户，也在堪培拉见过支搭帐篷的土著上访户，这些被惊醒的绿蚂蚁，在国会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几十年。

　　《箴言书》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但不等于没有梦想。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位台湾诗人的《蚂蚁蚂蚁》，心中暗自喟叹。以后张楚将它大事宣扬地唱了出来。那时我就和《末代独裁》中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一样，刚从大学毕业，怀着蚂蚁的梦想，在街头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其实这电影不是关于君王，而是关于蚂蚁。在某一类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蚁民，好像好莱坞的动画大片《蚁兵正传》，以蚂蚁的世界来表现对独裁的反抗。

　　苏格兰是长老教会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的我会觉得，活在缺乏道德感的时代，是多么可怜。但对当时的尼古拉斯，循规蹈矩的世界，就等于对个人梦想的死刑宣判。影片开始，一群毕业男女一路狂奔，脱去毕业礼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和父母道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叫喊。他起身转动地球仪，说转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结果转到加拿大。可如果能去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待在苏格兰。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于是他继续转到他想要的地方，一个像乌托邦的地名，叫乌干达。

　　如果这部电影是描写乌干达军事独裁者阿明，它远没有1974年那部纪录片精彩。我手里有欧洲标准公司几年前修复的版本。当时阿明邀请一位法国导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现他亲和的一面。阿明耐心对着镜头解释军队的操练，颇浪漫地在自然保护区行舟，声称大象是自由的象征，甚至破例让导演拍摄一次完整的内阁会议。结果这位纪录片导演，我应该记下他的名字，巴贝特·施罗德，以貌似顺从的态度配合阿明，却以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一部电影史上罕见的独裁者自我扮演的纪录片。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说，他至少看这部纪录片不下100遍。他的表演也为他赢得今年奥斯卡影帝小金人。但和纪录片相比，我的沮丧还是难以言传。《末代独裁》中的阿明形象，鲜明但是刻意，复杂却嫌单薄。当我们的世界被虚构文本描叙时，我们就差不多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往往是我们想逃离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远离真实的苏格兰，向往虚拟的乌干达的渴望。

　　当他意外地成为独裁者的私人医生，坐上总统专车在乡间奔驰。乌干达孩子们在后面一路奔跑，一路挥手。尼古拉斯从此进入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一个总统，向着窗外的蚂蚁们挥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苏格兰的国王。

　　苏格兰的年轻人梦想乌干达，乌干达的独裁者梦想苏格兰。这部电影不仅关于政治，实在关于人类的梦想。前年我在重庆山区，还遇见这一幕的后现代版。盘山公路上的小学生一看见小汽车，就三五成行，退到路边鞠躬敬礼。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摇下玻璃向他们挥手的人，叫他们如此，叫他们分辨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因为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小汽车，另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公共汽车。

　　电影中的阿明一身戎装，纪录片中的阿明却常常西服领带，他粗野、蛮横，却也幽默，甚至有几分腼腆。他一面是杀气，一面是傻气。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内阁会议上，他说，你去任何国家，都会发现每个人都爱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去其他非洲国家，会发现他们的妇女每天早上5点起来上班，我们也要这样。他批评外长的手腕太弱。几个星期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外长的尸首。阿明告诉人民以色列人会在河里下毒，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评犹太人。他赶走所有亚洲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他针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演习就像一场过家家。阿明在电视上告诉人民，他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和事，上帝告诉他，他一般会在几天前就知道。这话令人想起纳粹的宗教事务部部长汉斯·凯尔，他对主教们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旨意，党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从这个人身上，你能窥见20世纪某一类独裁者的性情，充满诗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气质。看电影的，会想起韩国影片《孝子洞的理发师》，一个成为总统理发师的普通人，对国家的一切都充满了信任。一个温馨故事折射韩国数十年的政治变迁。

　　“伴君如伴虎”，或者是对这部电影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解读。但我始终认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年轻的尼古拉斯，这部电影的真正悲剧从毕业生们脱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尼古拉斯见识到阿明的残暴决心逃离时，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从虚拟的乌干达回到循规蹈矩的苏格兰。这部电影关于梦想，关于梦想是如何靠不住。当尼古拉斯的地球仪转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转到乌干达，他就放下一切去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挨近君王，但无数蚂蚁的梦想，从古至今，都和一个遥远的君王的意象有关。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几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