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自己早年的生活动荡，辞职离家，一人别处生活，我是最让他操心的。

　　他患病期间，我们之间还因为一些事起了误会与争执，父亲很伤心。

　　再后来，他的病情恶化，我一直挤时间守着他，喂他吃东西，逗他开心。脑转移晚期，他已经偏瘫在床了，但思维单纯，求生欲望忽然很强，医生说他拖延不了几天时间了，可是我不能告诉他，怕他绝望。

　　就是这样，父亲离开了。

　　今天在他的灵前，我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看着他的照片，我忽然恨起老天爷，为什么那么多人长寿，却只给我的父亲64年。我买了别墅，跟他说了留一层给他，他可以跟自己爱的小女儿一起住到老的，他当然很高兴。可是，为什么不给他这么一天。为什么不给我那么一天，让我能用足够的成熟与温暖去爱他。

　　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叫一声爸爸了。

　　我一时间真不知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走。

　　虽然在人前我依然坚强地光彩运作我的事业，只有自己知道，我心里对生活的热情已经快速退化死去，就像一根神经，它曾经敏感，现在无知觉了。

　　我非常沮丧。”

　　一个年轻人在父亲离去后的第一时间告知我，我感到了一种责任。

　　我应该将自己对生死亲情的理解告诉她。

　　我给秋水回信：

　　“亲人离去造成的情感空缺很难有别的东西弥补，甚至不是时间可以消散的。

　　特别是你还年轻，完全没有准备。

　　很理解你的痛苦。

　　但生者的悲哀往往在于不知道逝者去向何方，他们离去后是否安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总强调灵魂的重要，应当不是虚妄之言。我想，对于那些一生善良的人而言，与其长期缠绕于病榻的苦痛与煎熬，另一世界的景象一定是好的。你说父亲离去时‘极平静，做吉祥卧，如深眠’，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你应当得到安慰，他已经得到了解脱。

　　生命总是有来有去，就像春夏秋冬的转换，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亦是大自然的魅力，连佛陀都不可抗拒。你谈到对父亲的愧疚，许多人对逝去的亲人都会心怀愧疚，觉得相伴时间太少，觉得许多恩情未及回报。但人生就是如此，一切都不可能重新来过。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思维和特点。即使回到原点，如果其他因素未变，你还照样会为世间的风风雨雨奔忙，人生的轨迹仍会如此。

　　所以，希望你平静。

　　担心自己的善意和孝心不被父亲理解，其实不必。思维很神秘，潜意识可以把最隐秘的感情和愿望彼此沟通和传递。虽然你与父亲有过争执和误会，但我相信，如你知道父亲爱你一样，他一定明白你亦爱他。中国人的感情表达一向十分含蓄，即使至亲至爱，也羞于将‘爱’字放在嘴边。放在嘴边的情感表达反而会显出浅薄。

　　父亲曾赋予你生命，并养育你长大。你成年后希望能用足够的成熟与温暖去爱他。这是人之常情。

　　而现在，父亲过早的离去了。

　　那么，怎样才是对逝去亲人的最好纪念？

　　以父亲对你的爱，你生活得幸福快乐恐怕才是他最深刻的愿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12






农村调研报告

星竹


　　他主动提出要到最穷困，最偏僻的山区去支农。于是上级满足了他的需要。

　　他去的地方没有通车，走三天两夜才到达。进村的第一天，村人全跑出来，站在山坡上，像看一个怪物那样看他。村人木讷的表情让他吃惊。这里没有电视，手机也没有信号，村长小学都没毕业。他在心里计算，这与他所在的城市得相差一百年。

　　他没想到还有这么贫穷，这么偏僻的地方，一切的一切，还都是原生态。

　　次日早上，他突然发现，他的围巾不见了。门外传来嬉闹声，他抬头看见一群妇女正抢着他的围巾，相互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像是一种体验。

　　他看得傻了眼，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别人的东西。当围巾还给他时，已经黑乎乎脏得不成了样子。隔天，他又发现他的记事本没了。门外，一群村娃正翻着他的本子认字。那笔记本，竟成了村娃们的教课书。街人还给他时，那上面画满了字迹和图画。他快被气疯了，笔记本能是随便翻看的吗，那上面记载着他和女友的一些来往故事，都是隐私，这要在城市，他可以去告对方一个侵犯隐私权！

　　再往后，他吃饭的饭碗也成了村人的稀罕物。村人拿着他的饭碗，像是拿着天外来物，翻来覆去瞧着新鲜。一个碗有什么好看的，然而村里却没有这种缸瓷碗，一律都是黑色的，上百年不变的土烧碗。

　　更让他受不了的事发生了。村人结婚，竟然来借他的被子。说是只在新郎家里摆两天。他真的愤怒了。那是他从县城特地买来的一床花棉被。这怎么可以，再说他又盖什么？村人想到了，送来一床又脏又厚的被子。

　　他哭笑不得。但还是咬着牙，让村人抱走了他的被子。那一夜，他什么也没盖。他想，他得再去县城买一床被。他想，不然还是快点走吧，这叫什么地方，他简直无法忍受。

　　一个月后，他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这里就是这里，一切都朴实到家。他要把这一切好好地写进他的报告。谁想，村长来了，开门见山，说乡里给他的每月三百块钱补助，被村里克扣了，并让他写上捐献二字。

　　这回他真的怒了。乡下人克扣粮款，克扣教师费，克扣抗灾救济金……他都听说过。可村长竟然来克扣他的补助了。还让他写上是捐献。这还有王法吗！他想说不给。可他跟本没有拿到过，看来早就在村长的手里了。

　　第二天，他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乡里反映克扣情况。他想好了，他的调研报告里一定要真实地写上这一笔。太不像话了！

　　谁想，乡长的回答更让他吃惊。乡长说，村子之所以同意接纳你，就是因为这三百块的补助费，这是条件。因为你，村里每天得派专人去十里外挑干净水给你喝；因为你，每半月，村里要派人到乡里来给你挑十五斤青菜。这些就算一百五十块吧，剩下的一百五十块，才是村里克扣你的。

　　他惊呆了，万没想到是这样。一百五十块，怎么可以够一个人每天专门为他挑水喝，又怎么够一个人，每半月为他往返乡里买菜的……乡长却说够了。他们只克扣了你一百五十块，用于村里的办公费。

　　那天他回村，村长正等着他，手里拿着每月克扣他的一百五十块，是要还给他。他推回村长的手。那一瞬，他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大雪封山的日子，他病了，村里七个男人轮流抬着担架送他去看病，六十里的山路走了一整天，他想起在旅游区坐过的滑杆，一里地一千块。他悄悄地哭了，这得多少个一千块。

　　躺在担架上，他觉得他像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小人。他还计较他的围巾、饭碗、被子、笔记本，这一切的一切都算什么，是他该着村里人啊！

　　本来他以为，他的调研报告写起来该是一件难事，现在他胸有成竹，只要把这一切如实地写上，便是最好的调研报告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62






英雄杨子荣的身世之谜

衣玉华　林运家


　　周总理的指示

　　1969年某日晚，北京中南海礼堂。绛红色的平绒幕缓缓闭合，大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周恩来微笑着问身旁的美国客人：“大卫先生，您对这场戏评价如何？”

　　“太棒了！总理先生，简直是太精彩了。这场戏中的杨子荣，就像我们西方的英雄佐罗，他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敬仰与崇拜！请问你们这场戏中的英雄杨子荣，是戏剧中塑造的呢，还是真有其人其事？”　

　　“真有其人其事，大卫先生。您也许不知道，在我们国家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类似这场戏中的人或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完。”周恩来严谨的话语中充满着风趣。

　　“是这样，总理先生，在我们美国，英雄的家人和英雄一样会受到社会人们的敬重，我想到杨子荣家中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好的，大卫先生，您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第二天中午，秘书把一份解放军总参、总政联合发来的调查报告交给了周恩来。未等看完，一向沉稳的周恩来便把电报摔在桌上，在屋里踱开了步子，尽管他的面部表情是沉默的，内心却很复杂。近千字的调查报告，复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分区某部回电：知道杨子荣的原籍在山东胶东一带，至于详细地址无人知道。这无疑是难以找到烈士的家人，也就是说烈士的身世成了未解之谜。

　　周恩来心里清楚，对美国客人来说，这绝不只是在寻找一个烈士的原籍，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声誉和我们这个执政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一个在全国家喻户晓的特级侦察英雄，牺牲得那么辉煌壮烈，对党那么赤胆忠心，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我们竟不知他从何处来，归宿在何处。这怎能对得起烈士的在天之灵？别说无法回答美国客人，就是中国一名普通老百姓问起来，我们也难以交待。周恩来转向秘书，严肃地说：“你通知总参、总政两部，和国家民政部一起，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寻找到杨子荣的家乡地址和家中的亲人。”

　　寻找英雄一波三折

　　杨子荣1945年9月参加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月随军挺进东北，部队到东北后进行了整编，杨子荣被编到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牡丹江地区匪患猖獗，杨子荣所在部队担负剿匪、保卫土改的任务。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黑龙江海林县追剿悍匪郑三炮、刘维章等人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海林县上万军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由于战事需要而化装剿匪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致使杨子荣没有给家人写过信，再加上当时部队的人事档案也不甚健全，所以东北烈士纪念馆和海林县烈士展览馆，在介绍杨子荣烈士情况时，不得不笼统地说他是“胶东人”。

　　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牺牲所在地人民政府，在肯定杨子荣是胶东人的情况下，也曾多次组织有关人员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广泛调查，但胶东这么大，如同大海捞针，一次次空手而返。

　　1964年春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海林县民政部门组成调查组赴胶东调查一个多月，也毫无收获。

　　周总理的指示坚定了调查组解开杨子荣身世之谜的信心。1969年，第38军、东北烈士纪念馆、海林县民政部门，再次组成了联合调查组，马不停蹄，奔赴胶东。

　　调查组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确定荣成、牟平、海阳、文登市为重点，走访了两个多月，仍然没有找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后来调查组集中到牟平县研究对策，决定在上述四县广播和张贴寻人启事，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知情线索。

　　一个星期后，四县共发现了127条线索。调查组把杨子荣的家庭情况、入伍时间、参军背景及外貌特征等打印成文，发往上述四县的50多个公社，请当地民政部门协助查找。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助理员马春英，得到寻人信息后，首先到档案室查阅了解放战争时期牟平县入伍军人登记表，又翻阅了牟平县军属、烈属抚恤登记表，她自然找不到杨子荣的名字。可细心的马春英，在翻阅档案时，没有放过蛛丝马迹，两表对照，发现杨宗贵与联合调查组提供的情况相似。于是便向调查组反映：“你们查找人的身世，很像嵎峡河的杨宗贵！”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杨宗贵家乡的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至1957年1月，民政部才按照《关于处理军属寻找军人问题的规定》，作为失踪军人处理。1958年11月民政部认定杨宗贵为革命牺牲军人。杨宗贵1945年9月参军，入伍时29岁，参军后一直未给家里通信，家中有老母和妻子。

　　听完马春英的情况汇报，调查组马上派人奔赴牟平城南10里的嵎峡河村，找熟悉杨宗贵的老人了解情况，结果搜集到的材料与杨子荣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调查组又就近在牟平境内找到当年与杨子荣同时参军现已复员回乡的六位老战士刘延爽、刘世昌、王云明、姜乃明等同志座谈、核对。

　　调查工作初有头绪，电报请示北京后，又向当年和杨子荣一起战斗的姜国政、孙大德、魏成友、刘崇礼（连长）了解情况，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