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疾病的人的比率大约为１／２０００人～１／６５０００人。

　　这类患者具有ＸＹ染色体，有产生雄性激素的睾丸，但由于他们的基因有缺陷，或是基因突变，从而使他们无法对雄性激素产生反应，接收不到雄性激素。因此最终产生了子宫和女性输卵管，并发育出较短小的阴道。

　　虽然从外部来看，这类患者完全像个女性，但她们在青春期不会有阴毛生成，也无法产生月经，她们被当成女性抚养长大。医生通常通过手术摘除其内部睾丸，加长阴道，从而使其能进行正常的性生活。

　　两性人（Ⅲ型）：Ⅲ型雌雄间性最罕见，被人们称做真正的“雌雄同体”。这种人的主要特征是长有两套生殖腺，既有睾丸又有卵巢。

　　有的性腺一部分是卵巢，另一部分是睾丸，叫做卵睾丸；有的人一侧的性腺是卵睾丸，另一侧是卵巢或睾丸；也有的人一侧是卵巢，另一侧是睾丸。

　　据统计，大约有４０％的两性人，一侧长着睾丸，另一侧长着卵巢；另有约４０％两性人，一侧长着睾丸或卵巢，而另一侧长有卵睾丸；其余约２０％的两性人两侧都长有卵睾丸，是一种真正的中性人。

　　根据染色体的核型，两性人也有男女之分。男性两性人性染色体为ＸＹ。这种人的外观多为男性，但外生殖器却有两套，既有女性特征，也有男性特征，而其性腺一般一侧长着睾丸，另一侧长着卵巢。

　　女两性人的性染色体为ＸＸ，第二性征多是女性，如乳房发育。这类人大部分一侧长着卵巢，另一侧长着睾丸，其输卵管和子宫都发育正常，虽有外生殖器，但有２５％的女两性人能产生精子。男女两性人大约各占５０％左右。关于两性人形成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合理的解释。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52
　

　　　

妮可“狮吼”与“家长意志”
白兰

　　寓居澳大利亚两年，印象最深的事，还是与返乡度假、省亲的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的不期“邂逅”。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我和朋友到悉尼曼莉海滩冲浪。刚刚铺好沙滩垫，便见一位戴着大墨镜、披着大浴巾的女人带着一双“花样”儿女向海滩奔来。

　　尽管伊人“全身披挂”，但却掩饰不了一种从里向外喷出的高贵和优雅。“妮可·基德曼？”“妮可·基德曼！”人群中一阵惊呼，立刻把全海滩的眼球都吸引到伊人那边。但围观只是片刻，人们最多也只是走过去跟妮可打个招呼，便自觉地散去，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澳大利亚人发自内心喜爱他们的“国宝”（妮可年前被封为“澳大利亚国宝”），他们不愿她的正常生活被打乱。

　　人们刚刚散去，却见两个扛着摄像机的“狗仔队”突然从沙滩那边窜了过来，对着妮可的正在玩沙的养子养女一阵乱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妮可摘掉脸上的大墨镜、掀掉身上的大浴巾，一改镜头前的“性感尤物”形象，竟像一头发怒的母狮似的冲了过去：“离我的孩子远一点！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她当即把惊吓得脸色发白的依莎贝拉和刚罗揽在怀里，不让摄像机的镜头对着他们的脸：“别怕，别怕，妈妈在这儿呢……”在人们的愤怒谴责下，“狗仔队”最后收拾起行头落荒而逃。

　　妮可·基德曼的“狮吼”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一场大讨论，90％的澳大利亚人都站在妮可一边：“拿孩子娱乐是一种野蛮！”“孩子的母亲是公众人物，但孩子不是公众人物。”“借孩子炒作牟利，没有人性！”“佩服妮可的勇气，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公众舆论排山倒海，那一段时间，“狗仔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澳大利亚，不仅名人不遗余力地保护孩子的隐私，尽量不让孩子在镜头面前出现，就连普通人也持如下观点：“孩子出镜太早，会影响心智的发展。”

　　邻居翠西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为健体塑身，培养淑女风范，孩子们6岁时，翠西便送她们到附近的芭蕾舞学校学习舞蹈。天赋加上勤奋，两个孩子很快就脱颖而出，双双夺得市镇的少儿芭蕾舞比赛第一名。一家电视台要求上门采访，给两个孩子拍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却遭到翠西的断然拒绝。我对此不大理解，便私下问她：“在我们中国，不少家长有‘出名要趁早’的思想，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出镜，你怎么……”翠西回答得十分干脆：“孩子尚未成年，我得像保护她们的眼珠一样保护她们的隐私！”接着，她便把自己的担忧一古脑儿倒出：出镜固然可以给孩子鼓励，但媒体的过分渲染也可能助长她们的虚荣和浮躁。而以后如果失败，社会各界的指指点点则又会在她们成长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使其难以自拔。

　　原以为这种思维是翠西这样的中产家庭的“专利”，岂料，在社区医院当门卫的克雷德先生也是这样“固守己见”。

　　克雷德9岁的儿子彼得，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部儿童电视剧里出演了主角。没想到，电视剧播出后竟好评如潮：“一颗冉冉升起的童星！”“星途无量……”　媒体镜头都纷纷对准彼得。久而久之弄得孩子烦了，竟在闪光灯下连喊“再不要拍戏了”。权衡再三，克雷德最后毅然辞职，把家搬到了远离市区的乡村，并登报声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若有偷拍孩子者，定将诉诸法律！”放着让孩子能出名、挣钱的大好机会不用，在我等看来，不啻是天字第一号傻瓜，但克雷德却自有他的道理：“我家并不富裕，我当然希望孩子能够挣一点钱，但是如果这种挣钱方式有碍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我宁愿不要这些钱！”

　　回国后将这些故事讲给朋友听，朋友当即打开电脑：父母为了出镜，让五六岁的孩子“挑战”纪录、“挑战”极限的网络新闻竟层出不穷。尽管东西方文化不尽相同，但总觉得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错了位。错在哪儿？恐怕还得在“家长意志”上挖挖根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54
　

　　　

母亲与小鱼
＇美＇严歌苓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